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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大著名学者质疑“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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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15 19:22: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xnv 于 2011-6-15 19:35 编辑

全文来源: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1&id=7538226

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0/

中国向何处去?
——十大学者质疑“中国模式”


导语

    中国向何处去——是向少数人专制和大众贫困的旧体制复归,还是走向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时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是最危险的方向,大讲“中国模式”就有这样的危险。走在十字路口的中国,需要思想变革的强大力量。让我们回归普世价值,回到经济学的基本问题,重读一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要再相信凯恩斯主义。
    芝加哥大学教授、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说过,“中国——这个古老文明之国正在经历一场复兴。据我所知,这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我一直对中国的潜力充满信心。”而这样的复兴,需要中国这艘巨轮上的人们付出百倍的努力。路,还很远。



中国语言学家、文字学家  周有光

  周有光一生充满传奇,早年专攻经济学,曾经留学日本并在美国工作,他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解放后回上海任经济学教授,1955年受命改行至文字改革领域,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

世纪老人周有光:中国模式是假的 太乐观不行

  这位出生于1906年的老人,几乎见证了晚清以来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这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历经磨难,周有光的命运也随着时代大波起伏跌荡。回顾一生的苦难,老人没有丝毫怨尤,“这也很好,没有财产,就没有包袱,很轻松。”

要改的是国情 不是民主

    在经济方面,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同时进入信息化,但是水平非常低。中国的工业化是廉价劳动和外包经济,这是低水平的工业化。至于信息化,我们的信息化水平也是很低的。罗斯福讲四大自由,现在我们要提第五大自由,就是网络自由。全球化时代是透明化的,苏联经不起透明,一透明就垮掉了,我们难道害怕透明吗?

中国改革是半步半步走的

  据我看到的资料,关于“中国模式”国内外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讲法,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中国模式,就是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越南模仿这种模式,也很成功。第二种讲法,认为美国的民主模式不行了,中国的模式起来了,未来中国模式将代替美国模式。那么我就找一找,哪个国家学习我们?没有。所以我想这不是真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完全错误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人们发现,“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革文化命”,中国既不要西方文化,也不要苏联文化,也不要中国的传统文化,变成了一片没有文化的荒原。改革开放以后,许多人就呼吁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弘扬华夏文化。这是一个好事情,可是怎么样弘扬呢?问题很复杂。我反对复古,我提倡创新。


没有中国奇迹 强调特殊国情行不通

  历史观和世界观是一回事,我认为世界观包括历史观,历史观就是社会世界观的一个构成部分。国外有一个潮流,叫做“全球化历史观”,就是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观和世界观。特别是东欧国家,组织起来重写第二次世界大战,认为其中最重要一个问题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谁发动的”?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中国落后惊人 没有经济奇迹

    周有光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他主持编制的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泽被亿万人。但很少有人知道,周有光老人的前半生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在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



经济学家、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科斯

  我们不得不决定的是:ZF在思想市场上是否像一般假设的那样无能,从而,我们就需要减少ZF对商品市场的干预?或者,ZF在商品市场上是否如同一般假设的那样有效,从而,我们就需要增加ZF对思想市场的管制?

科斯:如果体制不好 干什么事都必然涉及腐败

  科斯:如果体制不好,干什么事都必然涉及腐败,要达成自己的心愿,比如开办企业、领取执照等等,你都得去行贿。人们还可以用腐败的手段来打压竞争者。权力滥用很容易引发愤怒,这是政治领域的常事。

计划生育政策不改 中国无法维持经济高增长

    科斯: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有一个因素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政策不改,中国就无法维持近年来的高经济增长率。中国现在的人口生育率低于正常的人口换代速度,老年人正在迅速增多。这项人口政策必须尽快改变。

产权没有得到界定 市场经济就难以运转

    科斯:首先,产权不可能彻底完备,交易费用也不可能彻底消失。并不是说只有所有产权都得到了彻底清晰的界定,交易费用降为零,才算真正建成了市场经济。要按那种标准,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了。但另一方面,如果产权没有得到界定,交易费用居高不下,市场经济就难以运转。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一直在通过改革来界定产权、降低交易费用,显然取得了很大进展。

自由的“理念市场”至关重要

    科斯: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需要做,都是由ZF认定的。但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经济学家不能这么做,不能就如何发展经济制定蓝图。经济学家和其他人参加“理念市场”,都能为此做出贡献。当人们提出并讨论不同的理念时,更好的理念就会脱颖而出。然后人们可以进行新一轮的讨论,又能挑选出更好的理念。再把这些理念付诸实施,我们就能鉴别其效果。这些经验和实验能为我们的讨论和辩论提供正确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自由的“理念市场”至关重要。



著名经济学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在不同思想、学说、方案之间的碰撞、辩论和互补中前行。在当前这个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中国经济学界需要更多像王一江这样切实认真的学者参与自由而切实的讨论,以此来推动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下一步改革。

吴敬琏:中国向何处去

  从经济生活的深层结构看,主要是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投资过度膨胀和消费在GDP中的份额不断下降,使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大大偏离了正常状态。这样就造成了诸如产能过剩、最终需求不足、群众生活水平提高过慢、收入差距拉大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吴敬琏:中国模式祸福未定 我们不要忘乎所以

  近两年来,中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在有些人看来,中国靠的就是国家的行政手段。他们把这种行政手段看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看作中国特有的"政治优势"。有些ZF部门运用行政手段来调控经济,似乎也越来越得心应手。

吴敬琏:极左极右都危险 盲目仇富会扰乱社会

  贫富差距悬殊,是当前中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大约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贫富差距开始扩大。有人说,现在的基尼系数是0.47,也有人说已经超过0.5。无论结果如何,都表明中国贫富差别已经到了十分悬殊的程度。

吴敬琏:货币注入带来泡沫 中国模式不值骄傲

  相当多人认为“中国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强有力的ZF,能够驾驭整个社会、驾驭市场。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意义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的一个问题,而不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不是优势,更不值得骄傲了。

吴敬琏:中国改革应借鉴华尔街成败

    华尔街是世界的金融中心,我们的市场体系不是跟世界经济体系隔绝的,我们的资本市场也不是跟世界的资本市场隔绝的,而华尔街是全球资本市场的最重要的一个中心。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历史学家  资中筠

  改革初期阻力在于保守思想,是思想问题。现在的问题在于既得利益集团过于庞大,每进行一步改革,就会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现今让利益集团让步的困难在于“钱”和“权”是紧密相结合的。每一个权力背后都有非凡的含金量在里面,问题由此变得异常复杂。

资中筠:中国模式是个伪命题

  资中筠:中国模式是个伪命题。中国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摸到现在正好所有这些因素凑在一起变成了这种情况。所谓“中国模式”就是GDP增长比较快,实际上就这一件事情,是中国引以为自豪的,而造成这个增长的代价太大,许多因素都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很多学者也都指出过这点,其中包括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等。这不是一般破坏和浪费,而是竭泽而渔。

现在的知识分子非常软弱

    资中筠:现在,大学教授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都有两套房子了。你如果再要想抗争,马上就失去好多你现在拥有的东西。说工人阶级失去的是锁链,而现在知识分子失去的又是财富又是地位。有些人很在乎,哪怕实际东西并不失去,有几次高级座谈会不邀请他就很不舒服了。我问过某人,他明明不同意某些意见,但是他在会上不说。我说你要在会上说了会怎么样?他说下次人家就不请我了。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人变得非常软弱,连这点虚荣都不愿失去。

西方工人阶级最恨中国

    资中筠:在前几年的一次会议上,我碰到一个德国人,他说中国将要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在会后,我就跟他说,你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发展,中国还有很多困难。他说,你们连工人的工资都可以不发,我们怎么竞争得过你们?他们的工人待遇、福利稍微差一点就受不了,而那时中国工人的工资特别低,他们当然就想来中国投资。所以不管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他们的工人阶级最恨中国。原来人家一罢工,资本家受威胁就得让步,现在资本家就说那我上中国投资去了,你们就失业吧。我们这种“竞争力”能持续吗?

年轻人应该知道真实的当代史

    资中筠:当时,所有东西都是凭票的,一张粮票可以困死人。一个人饿得要命,如果没带粮票,他怎么着也没办法买到一碗面吃,就到这样的地步。那时候的住房面积是多少?一直到80年代我在美国所的时候,每年到了分房子大家都打破头,就为了一平方米两平方米。好多人结婚很多年都没有房子。大家都穷得不得了。但上面有特权的一小部分人的生活跟大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根本就看不见。部长以上的人是有特殊供应的,所谓“特供”。他可以到某一个商店去买东西,他们是不缺的。那时候公费医疗,也只有在国营企业的职工加上公务员才能享受,广大的农民是绝对没有保障的。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  李泽厚

  中国特别需要的是培育一种宽容、怀疑、理性的批判精神。也只有它才能真正有利于判断是非,并逐渐褪去和避免由各种民族主义、道德主义、民粹主义煽起的情绪狂热和政治盲动。

李泽厚:要防止中国走向错误道路

  我反对现在就提出“中国模式”。如果执政者自以为经济好了,又抵抗住了金融危机,就觉得这一套做法有用,就想把它巩固下来。这是很可怕的,会掩盖很多问题,包括经济上的问题。老一套的做法,也有应付不了的时候。中国需要让民间经济大发展,现在发展得还不够。“中国模式”就是要巩固目前的政策与制度,因此是非常错误的。不管是知识界还是政界,都应保持清醒头脑。

一些人鼓吹民族主义恰恰有害于中华民族

    我一向反对民族主义,我担心当前和未来的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这是当前中国往何处去的最危险的一个方向,大讲“中国模式”就有这个危险。现在有人就想走这条路,假如把目前的某些制度加以巩固、强化,肯定就是这条路。有些搞国学的人大讲“三纲”,公开主张专制等等,如果再和“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相结合,最容易煽起群众性的民族情绪,这值得警惕。  

中国仍盛行官本位 有“稳定压死一切”的倾向

    中国目前是反资本主义,还是反封建主义?这还是一个老问题。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得还不够,要反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从80年代后期起,我一直强调法治,例如强调程序法,强调形式正义的重要,强调落实法治的具体措施等。现在讲人权、讲民主,主要是要通过法律确定各种具体的规范条例,并且坚决执行。不执行是当今一大问题,有法等于无法。我不反对启蒙,不过,还是看重如何能够使制度发生变化。因为现在许多人不是不清楚,而是由于利益、利害等的限制,不得不心里想一套,嘴上说一套。所以我还是注重经济力量的影响和推动,使得官员不得不改革。以经济发展推动其他制度逐步地变革。现在就应该落实"非公经济三十六条",让民营经济有一个大发展。  

社会革命不可取 应逐步改良逐步放开

    针对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性的创造”,我提出“转换性的创造”,主张不必彻底破坏,迅速改变,而可以逐步"转换",或旧瓶新酒,或即旧立新,使旧形式逐渐转成新形式。我一直赞成社会稳定是经济建设的前提,但稳定并不是僵化或固定不变,更不是倒退。现在经济大发展了,某些领域却停滞或倒退,经济领域中也有严重问题,这是最值得忧虑的。在教育方面特别是中小学,从小就灌输一些错误观念,学生丧失判断、选择的机会和能力,对整个民族是个巨大的问题。



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学家  萧功秦

  只有在制度上建立一种有效防止国有垄断的机制,以及防止腐败的机制,健全法制,在非政治领域发展公民社会的自由,发展民间社会的自主性,才能有效防范地方政治中出现“类苏丹式”现象的泛滥,这一点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挑战。

萧功秦:中国模式为何被众多西方人士盛赞

    中国的高速度体现了“后全能型新威权体制”的特殊优势。这种“后全能型”的新威权主义,具有很强的刚性处理问题的能力与国家强力资源,从而能维持“低政治参与下的高资本投入”式的经济发展。洛桑国际管理学院2010年度世界竞争力最新排行榜,中国排名第18。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率达8.7%,为全球之冠。

    反观目前正深陷在主权债务危机中的欧盟国家,只有德国挤进前二十名。可以说,这是迄今所有威权体制中,动员能力最强势的一种权威主义。当西方人面对本国严重受阻的发展瓶颈,那些实现了高福利国策的西方国家,以及受战乱之苦的第三世界国家,反过来羡慕中国的高效率,就可以理解了。

萧功秦:中国模式随着社会发展劣势越来越明显

    中国模式实际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由特定的历史路径,而自然形成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模式。虽然在发展初期具有高效率整合社会资源的优势,但随着社会发展,其劣势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概括而言有五大困境:“腐败困境”、“国富民穷困境”、“国有病困境”、“两极分化困境”、“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

萧功秦:中国唯一道路就是发展“多元整合”

    所谓的“多元整合”,即让公民社会来帮助国家维持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减轻国家威权作为唯一整合功能实施者的沉重负担。这种“多元整合”包括公民教育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发育,公民理性的培植。国家不应该是公民社会的对立面,而应该是培育公民社会的园丁。在保持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历史连续性与正当性的同时,保持政治稳定下的社会多元化,从多元化的成果中来吸取政治稳定的社会资源,使中国可以渐进地走出威权主义,走向民主政治。这是中国模式最好的发展前景。

建立防止国有垄断机制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挑战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ZF对经济的过度参与,抑制了劳动收入的提高,这种“国富民穷”局面如果不改变,连拉动消费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全民幸福时代来临了。只有在制度上建立一种有效防止国有垄断的机制,以及防止腐败的机制,健全法制,在非政治领域发展公民社会的自由,发展民间社会的自主性,才能有效防范地方政治中出现“类苏丹式”现象的泛滥,这一点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挑战。



前招商局集团董事长  秦晓  

  精神价值的缺失和重建在当代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秦晓:秉承普世价值 开创中国道路

  ZF职能是发展主义ZF还是服务型ZF?国有资本是ZF化还是社会化?城镇化是土地经营还是人的发展?这三个问题都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普世价值”告诉我们,ZF是服务于人民的,资产是属于社会大众的,城镇化是为了人的幸福的。而“中国模式论”鼓吹的却正好相反:人民要服从于ZF、ZF要控制资产、百姓的利益要让位于地方建设。“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时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对此,公共知识分子不应沉默,要用自己的良知担当起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

意识形态化导致专制 与民主自由完全不相容

    “中国模式论”的出现有其复杂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背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把“大国崛起”作为目标的“中国模式论”找到了依据;民族主义始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难以拒绝又难以归顺理性的因素;经济表现已成为中国当今政治权力正当性的来源;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论和由此导出的阶级斗争唯物史观至今仍是许多人认识中国和世界问题、判定价值观和制度的主要思维方式。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重提启蒙,回应“中国模式论”的挑战首先就要从它的思想基础入手,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化”进行反思,解除束缚,使我们对中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有更理性的认识。

中国模式论大大膨胀令人担忧

    所谓“中国模式论”是有特定含义和价值取向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特色”或“中国元素”。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即实现现代化转型的道路和方式都具有自身的特色和元素,这种差异是基于普遍性而言的,特殊性不是对普遍性的否定,普遍性也不排斥特殊性。而“中国模式论”所表现出的价值观,是以民族主义与阶级属性拒绝和解构普世价值及人类文明。这场争论对中国未来30年的走向将产生重大影响,必须给予应有的关注。

国有财富全民分享 应给民企创造更多机会

    最终我们要关注民营企业,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机会。现在国有企业也整合得不错,有一定的市场价值,应慢慢地退出,交给社保一类的,将财富用公平、有序、有效的方式分散给民众。国家拿这些资源去做更应该做的事情。现在有的地方是越位,有的地方是缺位。越位的地方退回来,缺位的地方补上去,这不是一个很合理的安排吗?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周其仁

  因为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转型时期的的腐败非常严重。权钱交易、官商勾结,不少披露出来的故事令人不寒而栗。中国面临腐败和改革赛跑的挑战:如果改革的进展不能遏止腐败的蔓延,腐败不但可能吞噬改革的成果,而且将瓦解公众对改革的支持,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成为终结改革的致命杀手。

周其仁:中国模式官商不分 难以构建新文明

  周其仁:目前国际国内都有这么一个倾向,就是试图在理论上把中国转型中的制度和组织模式化,似乎官商不分的现实正在构建出一个新文明,似乎超级国家公司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虽然失败了,但变成碎块的小超级国家公司仅仅因为彼此之间展开着商业竞争就成就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我对这些倾向持保留态度,我以为中国如果不直面自己成功的渐进改革中尚未解决的权力腐败问题,迄今为止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能不能持续,还是未定之数。

中国渐进式改革先易后难 渐渐不容易推进

    周其仁:中国的渐进式先易后难,把好改的先改了,留下一些相当难啃的骨头。更麻烦的地方,是因为易改的改了,经济上收到了成效,人们对还要不要再改革攻坚,就不容易达成共识。毕竟改革前无古人,又不可避免要触动一些既得利益,“渐进”就变成渐渐不容易推进。

腐败不是个别官员道德问题 而是制度性问题

    周其仁:我可不同意那些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 "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的过头言论。因为恰恰在"完美市场"与超级国家公司这两个体制极端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伸缩余地很大的空间。中国从超级国家公司走出来,靠的是重新界定权力。问题是,过去的超级国家公司是政企合一、政经合一,改革下放权力,就把行政权和经济权一起都放下去了。新问题是,下放的权力怎么合理分布,又靠什么去加以约束?离开合理分布和有效约束,权力搅入市场交易,腐败就不是个别官员的道德问题,而是制度性问题了。

应从根本上改革那种名不副实的传统公有制

    周其仁:传统公有制一天不改,花样百出的资产攫取就一天不会停止。要终结攫取,只有根本改革那种名不副实的传统公有制。因此我认为,叫停改革,不论主观动机如何,实际效果只能是延长国资被攫取的时间、增加国资被攫取的机会和数量。正确的选择,是坚持改制的方向,同时增加改制的透明度,提升改制的程序合理性,尽最大可能减少改制中的攫取损失。



著名经济学家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许小年

    中国的成功在于ZF干预得少,比如说中国经济做得好的时候,ZF没有做很多的事情。中国跟其他的发达国家相比,其实没有什么独特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就是放松管制、自由化来鼓励民营企业充满活力的经济部门的发展,这就是中国成功的真正秘诀。
许小年:中国大步往回走 走向权贵资本主义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ZF在市场中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对这个利益集团而言,目前这种半市场半管制的状态是最理想的,通过管制和审批“造租”,然后拿到市场上“寻租”,就是在市场上把审批权套现。如果推动市场化的改革,就会限制它“造租”的能力,权贵转化为经济利益,这样的市场经济发展下去很危险。

许小年:中国模式成功的可能在于ZF干预得少

    中国的成功是因为ZF干预得少,比如说中国经济做得好的时候,ZF没有做很多的事情。中国跟其他的发达国家相比,其实没有什么独特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就是放松管制、自由化来鼓励民营企业充满活力的经济部门的发展,这就是中国成功的真正秘诀。

许小年:中国结构调整的最大困难是体制刚性

    为什么“转变发展方式”的口号喊了十几年,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却越来越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作答:"中国老百姓的高储蓄和消费占GDP比重难以提高的原因就在于,过去十几年财富分配向ZF倾斜,而不是向居民倾斜,而且社会保障体系不到位。就是因为制度刚性,目前的制度下经济发展只能靠投资拉动,除非打破刚性制度,发展方式才能从投资转向消费拉动。"

国有资产分给13亿民众是经济调整的核心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社会保障体系不到位;国民收入的分配向ZF倾斜,而不是向居民倾斜;在财富积累方面,国民财富的积累速度落后于国有部门的财富积累和央企财富资产的增长速度。以上因素导致了中国老百姓的储蓄率高,不愿消费。要刺激消费,就要在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上向居民倾斜,进行制度改革,在一次分配的市场上和二次分配的市场上体现公平的原则。

    我们几十万亿的国有资产可以分给13亿民众,国有资产在国资委手里管着,一分钱都不能用于消费,如果分给民众就可以变成消费购买力。有很多的政策,ZF与其花4万亿扔到"铁公基"里,不如把4万亿放到社保里,与其国资委掌握几十万亿的国有资产,不如把它放到全国社保基金里,来充实我们的社会保障,使老百姓可以放心地把储蓄拿出来用于消费,来支持中国经济的增长。



史上最有争议的经济学家  张维迎

  现在的危机也许是复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机会。我再次呼吁大家,我们回到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让我们重新读一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要再相信凯恩斯主义的那些政策。

张维迎:未来经济转轨靠企业家的创新

    我们过去30年,中国的成长最重要的是利用了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上我们找到一个价值链上的分工。这个分工和我们本身的优势,特别是劳动力优势结合起来,由此推动了这30年的增长。未来的增长市场在什么地方?我想我特别强调一下国内市场。中国国内市场规模是相当的大。从GDP规模看,基本相当于半个地球。开发国内市场靠的是企业家,靠的是柳传志,而不是靠的周小川。

张维迎:告别凯恩斯理论 回到亚当斯密

    2009年我们都在关心怎么样提高总需求,我们用各种各样的刺激政策,增加货币,增加贷款,降低利率,各种补贴等促进我们的需求。今年最担心的是物价问题,甚至有必要的时候,要用行政手段干预物价。实际上说白了,这是计划经济时候的价格管制。去年为了把经济提到8%,我们要付出不仅仅是通货膨胀的代价,还有国有企业规模份额在扩大的代价,还有体制上的改革可能出现倒退的代价。所以我再次呼吁大家,我们回到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让我们重新读一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要再相信凯恩斯主义的那些政策。

坚持市场理念 给我一万亿都不会改变我信仰

    我最担心的问题是把经济中的问题归结为改革。我们今天的生活来自市场,但市场却被误读。有时候市场成了经济问题的"替罪羊"。但市场不会说话,这些舆论会影响到政策。经济学家和天气预报员、医生一样,会有分歧,甚至误判。不要认为经济学家每句话都是对的。但专家还是有价值的。这就好比医生不一定都是对的。但你生病了,只管自己在家胡乱吃药是不行的,还是要参考医生的检查和治疗方案。

中国需完成政治体制改革以巩固经济改革成就

    中国经济改革一直有两个核心任务——价格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所有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是围绕这两项改革进行的。现在两大改革基本上已经完成,接下来改革应该转到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在政治体制改革完成以后,才能巩固经济改革成就。

    唐德刚先生曾说过大的制度转型需要200年左右的时间。这样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算到2040年刚好200年,也就是再过30年,经过大约200年的时间,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制度转型就会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再过一些年,看司法制度问题就跟现在看国有企业的问题一样,剩下的是技术性问题而不是体制性的问题。

来源: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0/
发表于 2011-6-15 19:28:32 | 显示全部楼层
你才狗都不如
咋说话呢
让人不要全信就行了么
 楼主| 发表于 2011-6-15 19:35:33 | 显示全部楼层
2# 2011v

柴门闻你吠!
发表于 2011-6-15 19:36:1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davidwangjapan 于 2011-6-15 19:46 编辑

好文章,赞一个。
任何有血性的年轻人读后,都会觉得这些学者是在为大多数人说话,而不是为了少数人说话。
发表于 2011-6-15 19:54:03 | 显示全部楼层
有点长,没看完,不过完全同意。中国模式有些扯淡,中国的经济发展根本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个组织实施的结果,而是改革开放自然导致的,还有人口红利。有些东西,欠债多了是要还的,只是时候未到罢了。
发表于 2011-6-15 22:09:42 | 显示全部楼层
说它有,它就有;说它没有,它就没有。说有的或者说没有的,都有各自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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