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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一元论的认识论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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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7 22:52: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一元论的非实验性特征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人的世界观是决定论的(译注1)。人不能想象一个绝对的“无”之概念或者某种起源于“无”和从宇宙之外侵入到宇宙的东西之概念。人类的宇宙概念涵盖存在的所有事物。人类的时间概念既不知道时间的流变从何开始,也不知道时间的流变在哪终止。现在的和将来的一切都潜存于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事物之中。要发生的事情必然会发生。对每件事情的充分解释都将导致无穷无尽的回归。



这种连续不断的决定论——它是实验性的自然科学所做的和所教的全部内容在认识论上的起点——并非来源于经验,它是先验的(注释1)。那些逻辑实证主义者认识到了决定论的先验性特征,并且因为忠实于其教条主义的经验论而强烈地拒绝接受决定论。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其信念中的基本教条,也就是他们对所有现象的一元论解释,无论如何都是没有逻辑的或经验的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经验论所展示的是一种关于我们对其相互关系知之甚少的两个领域的二元论。一方面,是经由我们的感官将信息传递给我们的外在事物的运行轨道;另一方面,是看不见的和无形的思想与观念的运行轨道。如果我们不仅假定:发展出所谓心灵的那种官能已经潜在地嵌入永恒存在的事物之原始结构中,这种官能是这些事物的本性必然产生的一系列事情所导致的结果,而且我们还假定: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任何东西不能被还原为物理学的和化学的活动,那么,我们就是在诉诸于从一个武断的定理开始的演绎推理。没有经验能够支持或反驳这样的一种学说。



到现在为止,实验性的自然科学关于身心问题所教给我们的全部内容是:在一个人之思考与行动的官能和其身体的那些状况之间普遍存在着某些关联。我们知道,大脑损伤会严重削弱甚至完全摧毁人的那些心智能力,死亡——活着的生物组织之生理机能的完全解体——总是会消除人心之能够被其他人的心灵所觉察到的那些活动。但是,我们对在一个活人的身体内产生思想与观念的过程却一无所知。几乎完全相同的影响人心之外在事物,对于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思想与观念,对同样的人在不同的时刻也会产生不同的思想与观念。生理学没有任何方法能够恰当地处理人心对刺激作出的反应这种现象。自然科学不能把它们的那些方法应用于分析一个人赋予外在世界之任何事情的意义或赋予其他人之价值的意义。拉美特利(译注2)与费尔巴哈(译注3)的唯物主义哲学和海克尔(译注4)的一元论都不是自然科学;它们是一些形而上学的学说,其旨在解释一些为自然科学所不能探究的东西。实证主义与新实证主义的一元论学说也是如此。



确认这些事实,并不是想要嘲笑唯物主义一元论的这些学说和把它们认定为胡说八道。只有实证主义者才认为所有的形而上学的推测是胡说八道,并且拒绝接受任何种类的先验论。审慎而明智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毫无保留地承认:自然科学没有贡献出任何能够证明实证主义与唯物主义的那些信条之正当性的东西;这些思想学派正在传授的一切都是形而上学,而且是形而上学中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一个“品牌”。



自我标榜为彻底的或纯粹的经验主义和诬蔑所有不是实验性的自然科学之学说为胡说八道的这些学说都没有意识到的是:其哲学所号称的经验主义之核心完全是建立在来自一个毫无根据的前提假设的演绎推理之上的。自然科学所能做的全部就是把所有能被人的感官——直接地或者间接地——察觉到的现象追溯到一个关于终极给定之“数据”的排列组合。我们可以拒绝接受对于经验的一种二元的或多元的解释,并且可以假设在科学知识的未来发展中所有这些终极性的“数据”都能够被追溯到一个共同的源头。但是,这样的一种假设不是实验性的自然科学。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解释。进一步的假设,即这一源头也将是所有从中演化出来的心智现象的根源,同样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解释。



另一方面,哲学家们用那些世俗的思考方法——要么通过先验的推理,要么是从某些看得见与摸得着的现象之被观察到的那些特征中得出推断——来证明存在一个至高无上者的所有尝试都是行不通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用同样的那些哲学方法来逻辑地证明上帝的不存在是不可能的,拒绝接受上帝创造万物这个命题——自然科学所探讨的所有事物都是从这个命题中衍生出来的——以及更进一步的命题——人心之无法解释的那些能力在过去和现在都是通过反复地重申上帝对宇宙中各种事物的干预才得以进入到人的身心——也是不可能的。基督教的教义——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上帝创造每一个个体的灵魂——不能被逻辑理性所反驳,这就如同它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证实一样。无论是在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中还是在先验的推理中,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反驳杜?布瓦-雷蒙德(译注5)所说的“我们永远是无知的”(Ignorabimus)。



在逻辑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对于“科学的”这个形容词所赋予的意义上,不可能有“科学的哲学”这样的事情。在其探求知识方面,人心之所以会诉诸于哲学或神学,恰恰是因为哲学或神学旨在对自然科学不能回答的那些问题给出一种解释。哲学所探究的东西超出人心之逻辑结构使得人能够从自然科学的成就中作出推断的界限。



解读:逻辑实证主义者对所有现象的一元论解释,无论如何都是没有逻辑的或经验的基础的,而人心在其探求知识方面之所以会诉诸于哲学或神学,恰恰是因为哲学或神学是旨在对自然科学不能回答的那些问题给出一种解释。



二、实证主义的历史背景



如果有人说自然科学——至少到现在为止——对人类行动问题的阐释没有提供任何东西,那么,他并没有令人满意地刻画人类行动问题的特征。对这种情况的正确描述应当强调这样的事实:自然科学甚至没有心智工具来察觉这类问题的存在。关于观念和终极原因这两个范畴,在自然科学的体系和结构中没有给它们留有空间。自然科学的术语中缺少能够在人心和行动的运行轨道上提供足以把握方向之所有的概念与词汇。并且所有自然科学的成就——无论这些成就是多么地了不起和有益于人类——甚至从表面上看来都触及不到形而上学的和宗教的学说所试图处理的哲学之基本问题。



几乎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与之相反的看法之发展能够很容易地得到解释。所有形而上学的和宗教的学说——除了其关于神学的和道德的教义之外——还包括关于自然事物的一些站不住脚的定理;随着自然科学的逐步发展,这些定理不仅可能会遭到驳斥甚至可能还会经常地被人嘲笑。神学家和形而上学家顽固地试图为这些只在表面上与他们的道德要旨之核心有关联的命题进行辩护;而对于受过科学方法培训的人心来说,他们的辩护所呈现出来的则是一些非常荒谬的寓言和神话。教会的世俗力量迫害那些有勇气违背这些教义的科学家。在西方基督教轨道上的科学史是一部冲突的历史,在冲突中科学的学说总是比官方神学的那些学说更好地建立起来。每次争论的最后都是神学家们谦恭地承认他们的对手是对的而他们自己是错的。这种不光彩的失败之最壮观的例子——也许不是神学本身的失败,但肯定是神学家们的失败——是关于进化论辩论的结果。



由此也就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错觉:所有过去常常是由神学处理的问题总会有一天能够被自然科学予以完全地和不可辩驳地解决。就像哥白尼(Copernicus)和伽利雷(Galilei)用一个更好的天体运行理论取代为教会所支持的站不住脚的学说一样,人们期待未来的科学家能成功地用“科学的”真理取代所有其他的“迷信的”学说。如果有人批评孔德、马克思和海克尔之相当天真的认识论和哲学,那么,他就不应该忘记:他们的简约主义是对那些在今天被贴上原教旨主义——任何明智的神学家都将不再敢于采用的一种教条主义——标签的教条主义之更简约的教义的回应。



提到这些事实,绝不是要原谅当代实证主义的粗鲁,更不是为其辩解。这样做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实证主义之发展和流行的智识环境。遗憾的是:实证主义之狂热分子的粗鄙目前正在激起一种回应,而这种回应可能严重地阻碍人类智识的未来。就像后期的罗马帝国一样,各种偶像崇拜的教派再次迅猛发展。有招魂说、伏都教及类似的各种学说与实践,其中许多都借用了原始部落的礼拜仪式。还有占星术的复兴。我们所处的时代,不仅是一个科学的时代,而且是一个各种荒谬的迷信不断寻找容易上当之信徒的时代。



解读:自然科学没有心智工具来察觉人类行动问题的存在,所有过去是由神学处理的问题不能够被自然科学予以完全地和不可辩驳地解决。



三、自然科学的境况



从这种开始于反对实证主义之赘生物的过度反应所导致的这些灾难性后果看,有必要再一次重复的是:自然科学的实验性方法只是处理与其有关问题的有效方法。不用再讨论那些诋毁因果关系这个范畴和决定论的种种努力,但我们应当强调这一事实:实证主义之错误的地方不是它关于实验性自然科学所教的东西,而是错在它对自然科学没有——至少到现在为止——提供任何信息的事物所作出的断言。被波普尔(注释2)修正的可证实性(verifiability)这个实证主义原则作为自然科学的一个认识论原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当把它应用到自然科学不能提供任何信息的事情上时,这个原则就是毫无意义的。



探讨任何形而上学学说的主张或者探讨形而上学本身,不是这本随笔的任务。许多人不满足于对有关问题的无知,也不轻易地默认在非常强烈地探求知识过程中产生的不可知论。这乃是人心的本质和逻辑结构使然。形而上学和神学,并非如实证主义者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智人(Homo Sapiens现代人类)之无价值活动的产物和开化的文明人应当抛弃的人类之原始时代所残留的东西。它们是无法满足的人类求知欲望的一种表现。无论这种对无所不知的渴望是否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人类都不会停止对其充满激情的追求(注释3)。不管是实证主义还是任何其他的学说,都不被要求用来谴责一种宗教的或形而上学的信条,只要这种信条不与任何一种有关先验或者经验之可靠的教义相矛盾。【Neither positivism nor any other doctrine is called upon to condemn a religious or metaphysical tenet that does not contradict any of the reliable teachings of the a priori and of experience.】



解读:实证主义之错误的地方不是它关于实验性自然科学所教的东西,而是错在它对自然科学没有——至少到现在为止——提供任何信息的事物所作出的断言。



四、人类行动科学的境况



可是,这本随笔不探讨神学或者形而上学,也不探讨实证主义对神学或者形而上学之学说的抵制。它所探讨的是实证主义对人类行动科学的攻击。



实证主义的基本学说是这样的一个命题:自然科学的实验性方法是用来探求知识的唯一方法。在实证主义者们看来,自然科学完全被更为紧迫的任务即阐释物理学与化学的问题所吸引,它们在过去忽视对人类行动问题的关注,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仍会忽视关注人类行动的那些问题。但是,他们补充说,毫无疑问的是:一旦被灌输了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经受过实验室工作之精确方法培训的那些人有闲暇转向对人类行为这类“次要”问题的研究,他们就会用关于所有这些问题的可靠知识来取代现在流行的毫无价值的空谈。“统一科学”将解决所有相关的问题,也将开创一个幸福的“社会工程”时代。在这个幸福的时代,所有人类事务都会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得到解决,就像现代技术提供电流一样。



持有这种信念的不太严谨的先驱者们声称,朝着实现这种结果的一些相当重大的步骤已经被行为主义(或者行为学——纽拉特喜欢用的称谓)(译注6)所完成了。他们指的是生物向性与条件反射的发现。伴随着在带来这些成就的方法帮助下取得更大的进展,科学总有一天将能够兑现实证主义的所有承诺。在他们看来,假设人的行为不完全是由决定植物与狗之行为的那些冲动所决定,这乃是人之虚荣自负的表现。



面对所有这种充满激情的论调,我们必须强调这一铁定的事实:自然科学没有探讨观念和终极的智识工具。



一个自负的实证主义者可能希望:有一天生理学家也许将成功地用物理学和化学的术语来描述引发具体个体的生产活动与导致他们在人生旅程中改变某些先天东西的所有事情。我们可以忽略提及这种知识是否会足以充分地解释各种动物在其可能必须面对的任何情况下的行为这个问题。但不能怀疑的是:这种知识不会使学生能够处理人以何种方式对外在刺激作出反应这个问题。因为人的这种反应是由观念决定的,而描述观念这种现象超出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所能及的范围。什么原因导致许多人终生都保持对宗教信仰的忠诚而其他人则改变他们的信仰?为什么人们参加或者退出政党?为什么有不同的哲学学派以及为什么关于许多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这些问题都是无法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解释的。



解读:自然科学没有探讨观念与终极的智识工具。



五、实证主义的谬误



由于在生存压力下持续不断地致力于改善生存条件,西欧与中欧的那些民族和他们在海外领土定居的后裔成功地发展出所谓的——通常是带有诽谤的味道——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这种文明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其在政治上的必然结果是代议制政体和思想与人际沟通的自由。尽管不断遭到来自大众的愚蠢行为与恶意抱怨以及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思考与行动方法之意识形态残余的蓄意破坏,自由企业还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它降低了死亡率和延长了人的平均寿命,进而成倍地增加了人口数量。在那些对勇于创业的个体们之渴求获取财物的进取精神阻碍不太严重的国家,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提高了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所有人,不管他们多么狂热地用其激情贬低与攻击资本主义,都含蓄地通过热情争购它所生产的产品来对资本主义表达敬意。



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财富不是被称为“进步”的一种神秘力量的成就。它也不是自然科学的成就以及自然科学的那些教义用于完善技术学与治疗学所取得的成就。如果其利用所需的物质手段没有预先通过储蓄与资本积累而成为可获得的东西,那么,任何技术与治疗上的改进都不可能得到实际利用。为什么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与产品生产和技术所提供的信息之使用有关的东西?其原因在于所积累的资本之供给是不足的。过去美好时光的停滞状态之所以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充满活力(activism),并不是由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变化,而是由于自由企业原则的采用。开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继续推进于启蒙时代而在十九世纪达到自由主义(注释4)之顶峰的伟大思想运动,不仅产生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还产生了其在政治上的必然结果——或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其在政治上的“上层建筑”——也就是代议制政体与个体们的公民权利——包括良知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以及所有其他交流方式的自由。正是在由这种个体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出来的氛围之中,所有的现代智识成就才会得到蓬勃发展。此前人类从未在像十九世纪后半期那样的状态下生活过,在那个时候,哲学上的、宗教上的和科学上的那些最重大问题都能够在文明的国家里被自由地讨论,而对当权者的报复行为却没有任何的恐惧。那是一个不同意见大量涌现和产生有益作用的时代。



一种反向的运动也随之逐渐发展起来,但它并不是源于过去那种强迫他人服从的声名狼藉的邪恶势力之死灰复燃。这种反向运动萌发于嵌入许多人——这些人虽获益于自由与个体主义的果实,但对这些果实的成长与成熟却没有作出任何贡献——灵魂深处的那种专制与独裁的情结。大众并不喜欢那些在任何方面都超过他们的人。普通人嫉妒和憎恨那些与众不同的人。



把大众推向社会主义阵营的与其说是对社会主义将使他们变得更加富裕的幻想,不如说是对社会主义将遏制所有比他们自己的处境好的那些人的期望。【至今这种阴魂仍然不散,如《二十一世纪的资本论》】所有乌托邦计划的典型特征,从柏拉图的计划一直到马克思的计划,无一例外的都是所有的人类状况的刚性固化。一旦社会事务的“完美”状态达到了,任何进一步的变化就都不应该得到容忍。那时,也将不再有任何空间留给创新者和改革者。



在智识领域,支持这种不容异说之专制暴政的代表是实证主义。它的捍卫者奥古斯特?孔德对知识的发展没有做出任何贡献。他不过是起草了关于一种社会秩序的方案,在他提出的这种社会秩序之下,他以进步、科学和人道的名义宣称:对他本人所持观念的任何背离都要被禁止。



孔德在智识上的继承人是当代的实证主义者。像孔德本人一样,他们这些“统一科学”、泛物理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或“经验实证主义”以及“科学”哲学的拥护者本人并没有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做出什么贡献。未来撰写物理学史、化学史、生物学史和生理学史的历史学家不会提到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工作。“统一科学”所提出的一切都是建议取缔人类行动科学所使用的那些方法,而代之以实验性自然科学的方法。人们关注“统一科学”不是因为它做出了什么贡献,而只是因为它想要看到什么东西应当被禁止(It is not remarkable for that which it contributed, but only for that which it wants to see prohibited.)。“统一科学”的那些主角都是不容异说的提倡者和心胸狭隘的教条主义[独断论dogmatism]的提倡者。



历史学家们需要了解产生新老实证主义的政治条件、经济条件与智识条件。但是,对从中发展出某些具体观念的社会背景有了独特的历史理解(the specific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这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任何一种思想学派的那些教义。揭露实证主义的谬误和批驳这些谬误,这正是认识论的任务。



解读:自由主义的伟大思想运动产生了资本主义即自由市场经济和其在政治上的必然结果即代议制政体与个体们的公民权利,但随后发展起来的反向运动也产生了实证主义这个智识领域中不容异说的专制暴政的代表。



注释与译注:

注释1:“科学是决定论的;它是先验地决定论的;它以决定论为公设,因为没有决定论,科学便不会存在。”(译者注:这句话的翻译引自《最后的沉思》第129页。米塞斯在这里只引用了一层意思,原文还有另一层意思)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e),《最后的沉思(dernieres pensees)》(巴黎,1913),第244页。【儒勒?亨利?庞加莱(Jules Henri Poincare),1854年4月29日-1912年7月17日,通常称为亨利?庞加莱,法国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理论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他被公认为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的数学家领袖,是继高斯之后对数学及其应用具有全面知识的最后一个人。他写的著作有《科学与假设》(1901年)、《科学的价值》(1904年)、《科学与方法》(1908年)和《最后的沉思》(1913年)等。】

    注释2:见上文(或者:同上),第69页。

注释3:“L’homme fait de la metaphysique comme il respire,sans le bouloir et surtout sans s’en douter la plupart du temps.” E. Meyerson, De l’explication dans les sciences (Paris, 1927), p. 20.(巴黎,1927),第20页。

注释4:在这本随笔中使用的“自由主义”这一术语是按照其在古典的十九世纪的内涵来理解的,而不是按照当今美国人所理解的“自由主义”之意义来理解的。后者所表示的含义是它在十九世纪所经常表示的含义之反面。

    译注1:决定论认为,自然界和人类世界中普遍存在一种客观规律和因果关系,一切结果都是由先前的某种原因导致的,或者是可以根据前提条件推测未来可能出现的结果。其重要观点是:“有其因必有其果。”决定论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基本上统治了科学界。例如,用牛顿力学算出的天体运动,对未来具有准确的预见性。——来自于维基百科“决定论(determinism)”

    译注2:全名为朱利安?奥夫鲁瓦?德?拉美特利(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1709年12月25日-1751年11月11日),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心灵的自然史》、《人是机器》和《伊壁鸠鲁的体系》等,在法国第一次提出系统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其名言为:越是接近真理,便愈加发现真理的迷人。有研究的兴味的人是幸福的!能够通过研究使自己的精神摆脱妄念并使自己摆脱虚荣心的人更加幸福。

    译注3:全名为路德维希?安德烈斯?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年7月28日-1872年9月13日),德国哲学家,代表作品有《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基督教的本质》、《未来哲学原理》、《上帝、自由和不朽》和《神统》等。

    译注4:全名为恩斯特?海因里希?菲利普?奥古斯特?海克尔(Ernst Heinrich Philipp August Haeckel,1834年2月16日-1919年8月9日),德国动物学家和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论甲壳动物的组织》、《人类发生或人的发展史》和《宇宙之谜》等。

译注5:杜?布瓦?雷蒙德(Du Bois-Reymond,其全名为Emil Heinrich Du Bois-Reymond,1818年11月7日-1896年12月26日),德国的生理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在神经及肌纤维电活动的研究领域上作出较大贡献。他与上文中的海克尔在十九世纪末进行了一场关于科学极限的著名论战。

雷蒙德所说的“对于生命的由来永不了解(人永远无法了解生命的由来,Ignorabimus)[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可能知道”]。【150108】【The Latin maxim ignoramus et ignorabimus, meaning “we do not know and will not know”, stood for a position on the limit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the though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t was given credibility by Emil du Bois-Reymond, a German physiologist, in his Uber die Grenzen des Naturerkennens (“On the limits of our understanding of nature”) of 1872.】拉丁语的格言ignoramus et ignorabimus的意思是“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会知道(we do not know and will not know)”,它站在一个科学知识有限的立场上,它是十九世纪的思想。

雷蒙德的“七个世界之谜(the seven world riddles)”:1880年他在柏林科学院做的一次著名演讲中概述了七个世界之谜,他宣称科学和哲学永远都不能其中的一些谜题。

译注6:指奥托?纽拉特(Otto Nenrath,1882年12月10日-1945年12月22日),奥地利人,是一位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是逻辑实证主义之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本文选自米塞斯《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第七章,由亦方翻译,注释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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