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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笙、《农村中国》和中国农村派的国际化:全球视角的经济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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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5 17:30: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上图:1940年代的陈翰笙 | 本文作者:范世涛
二战结束之后,国际社会已对苏联有更深入的了解,但对英语世界的中国问题专家来说,他们在与国共双方的接触中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较少好感,而对主要在农村地区活动的中国共产党持更为积极的态度。他们在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时,广泛使用了以陈翰笙为首的中国农村派的文献,这些文献加上实际接触,帮助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杰出学者提出美国政府应与中国共产党交流的创造性建议。

本推送有删节,全文原载《比较》第105辑。


作者感谢童瑜琼接受本文访问并允许使用陈翰笙未刊稿。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允许使用馆藏手稿。感谢王中忱教授、瞿宛文教授、金光耀教授和 “陈翰笙文集工作组”成员的评论和帮助。感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薛暮桥年谱》项目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2017年春,笔者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问期间,在图书馆馆长南希帮助下借阅了费正清旧藏1939年英文本《农村中国:中国作者文献选编》(Agrarian China,以下简称《农村中国》)一书。这本书封面和扉页均署名“太平洋国际学会书记处研究员编选、翻译”,内容主要但不限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3—1951)代表性中文作品的选译。







《农村中国》,内页划痕为费正清笔记,感谢作者提供图片


书上有费正清大量铅笔划痕和少量批注。读过此书后,笔者产生一个疑问:此书的实际编选和翻译者会不会是陈翰笙?1936—1938年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会主席、著名学者陈翰笙(1897—2004)在英语世界主要的亚洲研究学术组织——太平洋国际学会书记处任研究员,并协助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主编太平洋国际学会机关刊物《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他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建立者和领头人,在英语学界最了解相关文献。





拉铁摩尔



拉铁摩尔和朱德(中间),陈翰笙可能参与安排 拉铁摩尔去延安



《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
实际上,《农村中国》一书出版不久即在日本引起同样的疑问。1940年岩波书店出版该书日译本,译者杉本俊朗根据书中超过三分之一的篇目作者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员,推测此书实际编者为陈翰笙。江勇振多年后认为,杉本俊朗的推测是正确的,但没有给出新的证据。张静引用了江勇振的评论,没有做进一步的讨论。李新玉在主编英文本《陈翰笙文集》时,在附录的“陈翰笙英语作品”目录中直接列入《农村中国》,并标注为“陈翰笙编选、翻译”,但没有解释标注的根据。



本文以国内外权威未刊文献为基础,指出《农村中国》实际上由陈翰笙、邱茉莉(Elsie Fairfax-Cholmeley,1905—1984)合作编选、翻译,是中国农村派国际化的标志性作品,也是“卢沟桥事变”前中国农村派研究成果的扼要总结。这本英语文集使用了独一无二的未刊论著,其中包括陈翰笙领导国立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期间完成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和无锡土地产权调查报告。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中国左翼经济学与英语世界第一代中国研究专家作品的广泛深入对话关系。



一. 陈翰笙、邱茉莉编选和翻译《农村中国》



《农村中国》一书署名“太平洋国际学会书记处研究员”,内容很少提到陈翰笙(序言和导论均未提到,正文258页共计提到五次),但正是陈翰笙主持编选和翻译了这本书。三位权威作者不同条件下的报告均指向这一点:



第一项证据来自陈翰笙本人。他在1967年的一份手稿中,谈到1936—1938年在美国期间,“编写了《中国农村》《中国的地主与农民》《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村(民)》三本书,都以英文出版的”。



这三本英文书的后两本均已翻译为中文,在国内广为人知,《中国农村》是什么书呢?如果考虑“中国农村”英文对译即Agrarian China,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陈翰笙1967年的手稿始终没有公开发表,他晚年的两种口述回忆文献均未提及此事。此事也就没有反映在陈翰笙研究文献中。



第二项证据来自陈洪进。陈洪进在《陈翰笙教授的编辑工作》一文中指出,陈翰笙“发表过不少专著,既有集体合著的又有单独撰写的。但是有一本1938年用英文出版的《农业的中国》却少为人知。这是我国当时马克思主义学者调查研究的资料”。



Agrarian China的一种中译法即“农业的中国”。陈洪进是陈翰笙早年的学生,曾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初期主持研究会的日常工作,20世纪40年代与陈翰笙一同进行西双版纳土地制度调查,并在印度共事。他和陈翰笙长期深入的交往使他的话权威可信。但是,陈洪进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列举陈翰笙“四个系列,八部代表作”时并没有提到此书,而报告Agrarian China为陈翰笙发表过的“不少专著”之一的这篇文章却没有公开发表,结果他关于“少为人知”的《农业的中国》的报告也就少为人知。



第三项证据来自爱德乐(Sol Adler, 1909—2009)。中国社会科学院1985年举办“庆祝著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陈翰笙同志从事学术活动60周年”茶话会(以下简称“茶话会”),爱德乐在会上代表路易·艾黎(Rewi Alley,1897—1987)发言,其中谈到陈翰笙“激发并组织了《农村中国》这一精彩作品,这一作品在30年代后期问世”。(爱德乐准备英文讲话稿时,错以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茶话会是为庆祝陈翰笙90岁生日,因此发言稿以“在陈翰笙90岁生日会上的讲话”为题。)



爱德乐于1941—1948年作为美国财政部代表来华工作。1949年因受到美国政府员工忠诚调查而辞去财政部职务,转赴英国剑桥大学任教。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爱德乐即与陈翰笙相识;1950年陈翰笙从美国取道英国返回中国时,爱德乐还陪同陈翰笙参观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牛顿住过的房间。1962年爱德乐定居北京后,参加四卷本《毛泽东选集》英译定稿工作,陈翰笙也是定稿组成员,他们一起共事,经常见面。爱德乐在1985年的茶话会上称《农村中国》一书为“精彩作品”,陈翰笙此时在座,爱德乐的称誉可谓国际权威学者在权威会议上对陈翰笙编选《农村中国》一书所做的权威报告。



但是,爱德乐不谙中文,在茶话会上系英文发言,在口译中却并未正确传达出来爱德乐发言的全部内容。童瑜琼根据口译整理形成《我所了解的陈翰笙》一文,1998年收录在《陈翰笙百岁华诞集》中公开发表。爱德乐讲话中所说的1939年版Agrarian China一书被误认为1933年的《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一书,结果他的话就被译成了陈翰笙“著有《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这部著作是在30年代出版的”。由于《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早已在学界流传,这句话也就并无新意。所以,误译导致爱德乐的权威报告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切。



根据哥伦比亚大学善本部藏太平洋国际学会档案,可以确证爱德乐所说《农村中国》一书由陈翰笙“激发并组织”。1937年1月5日,陈翰笙向太平洋国际学会起草两份研究计划备忘录,一份题为“农村中国读本”,另一份题为“关于中国族田的专论”。这两项研究计划当月得到太平洋国际学会书记处批准,其中“农村中国读本”项目费用合计3000美元,陈翰笙负责编目和翻译,工资1600美元;印刷、书费等500美元,书记处协助费900美元。太平洋国际学会书记处还指派书记处研究员邱茉莉协助陈翰笙工作。1937年6月,陈翰笙在一封信中谈到“读本”大约三分之一已经完成。12月,他在信中说月底“农村中国读本”就完成了,其中包括50多篇选出来的文章,“我希望这些文章会增补卜凯(John Lossing Buck,1890—1975)篇幅更大的著作”。1938年8月,审稿人提交书稿初步审稿意见。这些记录看,《农村中国》项目由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始于1937年1月,完成于1938年夏天。



杉本俊朗、江勇振的推测,英文本《陈翰笙文集》附录,以及陈翰笙、陈洪进和爱德乐未刊稿均将《农村中国》一书视为“陈翰笙编选、翻译”。但从太平洋国际学会档案看,陈翰笙固然负责该书选目和翻译,同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员的邱茉莉也是项目主要参与者。太平洋国际学会书记处研究书记威廉·霍兰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也明确使用了复数词描述编选者。因此,完全将此书看作陈翰笙一人编选、翻译并不妥当。



前引陈翰笙自述将Agrarian China译为“中国农村”;陈洪进则译作“农业的中国”。Agrarian China一书除了农地问题,还讨论超出农业范围的农村副业、商业、高利贷以及劳动力流动,因而“农业的中国”并非准确的翻译。译为“中国农村”,可以与陈翰笙为首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3—1951)及其机关刊物《中国农村》(1934—1943)保持概念术语的衔接。不过,“中国”二字置于“农村”之后,可以呈现该书与1938年英国人类学家马凌诺夫斯基(Bronislaw K. Malinowski,1884—1942)教授为费孝通第二本英文作品所拟书名《乡土中国》的对话关系。鉴于本文强调陈翰笙为首的中国农村派与英语学界文献的对话关系,因而使用了“农村中国”而不是“中国农村”这一译名。



二. 英文本《农村中国》的学术特色



陈翰笙在项目计划中说,编选《农村中国》读本的目的是“使有关中国农村的全部可得文献系统化,以便形成关于这一研究领域的全面观点”。这里的“全面观点”,隐含了对卜凯教授主持的中国农业调查不够全面的批评。



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卜凯教授1921—1925年在美国农业部资助下,主持了7省14个县2866户中国农家经济调查。该项调查在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下,于1930年分别在上海和芝加哥出版英文本《中国农场经济》(Chinese Farm Economy),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正如陈翰笙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职期间(1929—1933)的助手钱俊瑞指出的,卜凯的调查是“历时最久,调查地域最广、调查项目最详,和比较上最富于科学性的农村调查”。不过,陈翰笙等人对卜凯的研究并不满意,用钱俊瑞的话说,卜凯的研究范围局限于与农场收支直接相关的因素,希望用收入减去支出后计算出来的利润来衡量农场优劣,“这种办法非但是偏而不全,而且没有找到问题的中心”。



继美国农业部资助的中国农家经济调查之后,卜凯教授于1929年至1934年又在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下开展中国土地利用调查,目的是收集中国农业土地利用、粮食和人口方面的知识,作为改良农业和决定农业政策的依据。调查地域包括22省的38256个农户。项目成果最后以“中国土地利用”为题,1937年以三卷本(论文集、地图集和统计资料集)的形式在芝加哥大学出版。在该书准备过程中,陈翰笙已到太平洋国际学会任职(1936—1939)。太平洋国际学会作为项目资助方,负有指导卜凯研究项目的责任,而这也正在陈翰笙的工作范围之内。在陈翰笙认为卜凯调查并不全面的情况下,他借助编选读本来增补卜凯的研究,希望国际学界得到中国农村更全面的图景。既然是增补,书中并不包括卜凯研究范式下的研究成果,而专注于不同方法论原则下的报告和论文,事实上成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英语学界系统报告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群体研究成果的作品。



在陈翰笙看来,农村经济研究者除了像卜凯那样报告中国农村生产力落后的事实,还“应当对于这农村生产力无从发展的情形,追求它的根本原因”,“这个根本原因的解答应该从农村生产关系中找寻”。这也正是陈翰笙为首的中国农村派倾力研究的内容。这套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式奠基于陈翰笙1929—1933年在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职期间,他在中研院组织了著名的江苏无锡农村调查(1929)和保定农村调查(1930)。在调查和数据整理过程中,他培养出一批有实地农村调查经验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王寅生、张稼夫、钱俊瑞、张锡昌、刘端生、瞿明宙、孙冶方和薛暮桥。1933年陈翰笙因政治原因被迫从中研院辞职,随后与吴觉农、孙晓村、冯和法等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担任理事会主席,1934年创办研究会机关刊物《中国农村》杂志,由薛暮桥实际主编。在陈翰笙开创的研究范式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核心成员继续组织和实施了若干重要调查,开展了著名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并因机关刊物以“中国农村派”著称于中国和日本。不过,英语学界总体上尚不熟悉陈翰笙之外的中国农村派作者,即使有引用也局限在很小的范围。这些作品构成《农村中国》一书的主要来源。



《农村中国》一书共计55章,分为四组,第一组主要围绕土地产权的形式和分布(配);第二组围绕土地利用(或农业经营)问题;第三组围绕商业和金融资本问题;第四组围绕农村副业和劳动力流动问题。这55章中只有1章明确标注来自陈翰笙的中文作品,另外54章主要来自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核心会员编辑的报刊和他们完成的论著。其中王寅生入选作品最多,5章(含笔名“叶民”及第二作者文章),孙晓村、薛暮桥(笔名分别是“薛雨林”、“林芷青”和“雨林”)、刘端生(含第二作者文章)、张锡昌(含笔名“张益圃”、“李作周”)各贡献3章,钱俊瑞、陈洪进、薛明轩、石凯福、张稼夫也均有作品入选。



如果比较英文本《农村中国》和对应的中文来源,就会发现陈翰笙和邱茉莉的翻译既非意译,也非直译,而是带有浓厚研究性质的精心编译。全书来自1929年至1937年7月的59种论著(其中一种来自南开大学的英文杂志),在编译过程中同一种作品有时被拆分成两章,如《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及其集中》章和《中国农场管理的特色》章均根据孙晓村《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一文;不同作者的文章有时合并编辑为一篇,如《广西的农业劳动》章系薛雨林、刘端生《广西农村经济调查》等4篇文章合并而成;有时长篇著作摘要为精炼的一章,如《云南的土地所有与土地种植》章根据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云南农村经济调查》一书。由于各章均经精心删润,删润范围大大超出序言报告的“有时删节累赘的地方,有时补充解释只有中文读者才清楚的地方”,每篇文章都清晰凝练、事实丰富,各章之间相互补充,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这种积极的编辑方针与数十年后陈翰笙发起,并与薛暮桥、冯和法合编的三卷本《解放前的中国农村》原文照录、附加题注的方式大为不同。由于陈翰笙在邱茉莉帮助下编选、翻译《农村中国》时正当学术盛年,无论是术语的厘定、要点的提炼还是全书的统筹,《农村中国》都有无可代替的优点。这部著作也就与三卷本《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一样,成为理解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史的经典文献。



三. 发现失踪的经典报告



英文本《农村中国》使用的来源论著中,有三种是未刊稿。一种未刊稿是陈翰笙的《旅行笔记》(Travel Notes),该笔记用于增订他人论著而出现在参考文献中;另外两种未刊稿分别是《土地分配与资本主义的前途》(Land Distribution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和《所有权的近代化》(Modernization of Land Ownership),这两种著作主要内容英译后形成《农村中国》的两章。鉴于这种未刊稿是罕见重要的经济学史文献,有必要对此专门讨论。



《土地分配与资本主义的前途》注明为“未刊稿,1932年”,王寅生和钱俊瑞分别是第一作者和第二作者,其他作者用复数词“等”概括,表明实际作者超过3人。该书主要内容英译后列作《农村中国》第一篇第二章,标题为“上海附近无锡的土地集中”。综合《土地分配与资本主义的前途》名称和《农村中国》第二章,与陈翰笙20世纪80年代所回忆的领导中研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实地调查和资料整理完成的报告情况完全一致。加以陈翰笙作为中研院无锡农村调查的主持人,有充分条件将未刊的无锡土地调查报告手稿携至纽约,提取主要内容英译收入《农村中国》一书。我们可以完全确定,《土地分配与资本主义的前途》实际上正是陈翰笙主持完成的无锡农村调查报告,报告的第一作者其实是陈翰笙而不是《农村中国》第一篇第二章标注的王寅生。



在明确《农村中国》第一篇第二章的基础是陈翰笙领导完成的中研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后,该章的历史重要性也就凸显出来。正是在参与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及资料整理的过程中,包括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薛暮桥、孙冶方在内的一批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成长起来。这份报告由于政治和人事方面的原因,当年未公开出版,数十年来多方查找却始终没有找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机构分别在1958年、1987年、1998年、2011年对无锡农户进行多次追踪调查,虽然形成罕见的中国同一地区农户长时段经济调查数据,陈翰笙主持,王寅生、钱俊瑞等人参加的第一份报告失传始终是巨大的遗憾。在明确陈翰笙、邱茉莉已经以中研院无锡调查报告为基础,英译形成《农村中国》一书的《上海附近无锡的土地集中》章后,这一遗憾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弥补。而此章也就成为理解陈翰笙领导的中研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的首要文献。当然,这一英文本的发现,也可以否决国际学界所谓中研院无锡农村调查未产生任何结果的无端猜测。



从内容来说,以1932年无锡农村经济调查报告为基础的《上海附近无锡的土地集中》章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典范性文献。该章不仅使用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分类框架,印证了学界指出的陈翰笙主持调查时制定的农户分类标准“发生在1933年以前”,“过人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而且通过土地所有权的类型、移转方式、土地分配、租金运用及土地利用分析,呈现无锡农村土地集中过程和租佃制度嵌含于广泛的封建主义残余的现实,这种农村生产关系的前资本主义特性,可以与国际学界关于帝国主义入侵后亚细亚生产方式残余布满中国的看法形成明确的对话关系。



英文本《农村中国》使用的另一种未刊手稿是《土地所有权的近代化》。该稿标注作者是“王寅生、张锡昌等”,“等”字仍用复数“others”一词,表明作者超过3人,时间为1933年。该稿主要内容英译后列作《农村中国》第一篇第六章,标题是“土地所有权的变革与永佃制的命运”。



根据无锡农村经济调查报告的署名处理方式推测,陈翰笙可能也是《土地所有权的近代化》和《土地所有权的变革与永佃制的命运》章的第一作者。这一推测在中英文献中也可以找到支持性证据。太平洋国际学会总书记卡特在一份报告中附有陈翰笙的简历,其中陈翰笙专题论文项下列有“《中国租佃形式及其经济意义》,南京,1933年”条目,一位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员作品中也曾提及“陈翰笙:《租佃制度》”,虽然卡特与这位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员使用的标题不完全一致,但报告的第一作者、主题和完成时间与《土地所有权的变革与永佃制的命运》章都是一致的。考虑到这份报告的中文本只是以手稿的方式流传,标题随传抄和陈翰笙的修改标题有些出入是可以理解的。



《土地所有权的变革与永佃制的命运》章指出,个人所有者只是在资本主义形式的财产所有权占主导地位时才有权根据意志使用或毁灭财产;在此之前,土地往往由整个家庭或宗族所有,且这种所有权残缺不全,其移转受到形形色色的社会身份限制。随后,这一章分析了中国农村永佃制正在瓦解,土地财产所有权变得越来越完整和不可分割。在中国农村派完成的其他代表性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到类似的土地产权报告框架。不过,这些报告均晚于1933年。正因如此,根据《中国租佃形式及其经济意义》形成的《土地所有权的变革与永佃制的命运》章对于理解陈翰笙为首的中国农村派的财产所有权观念起着框架架构或提纲挈领的意义。



上述讨论表明,《农村中国》一书使用了罕见重要的两种未刊稿。这两种未刊稿未列明陈翰笙的作者地位,事实上他是第一作者。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陈翰笙对于《农村中国》一书的实质贡献远不像乍看上去那样微不足道。



四. 中国农村派研究范式的国际影响



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作品以太平洋国际学会秘书处的官方名义编选、翻译和出版,这件事有力地说明了陈翰笙参与太平洋国际学会事务的广度和深度,用麦金农教授的话说,在陈翰笙影响下,太平洋国际学会机关刊物和其他有关中国的出版物在1937年后发生了深刻变化,变得“大大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十分关心社会问题”。另一方面,这件事也表明,英语学术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探究和描述中国农村图景方面做出的努力给以充分的尊重和认可。





上 史沫特莱1930年代和宋庆龄、鲁迅一行人


在《农村中国》出版以前,陈翰笙的研究已经引起国际关注。这可以追溯到1929年中研院无锡农村调查开始不久。当年秋天,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随同陈翰笙去无锡农村,并在《中国人的命运》(Chinese Destinies,1933)以及《中国的战歌》(Battle Hymn of China,1943)中记述了这次实地调查经历。此后,史沫特莱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局势的作品始终得益于陈翰笙。她实际上与陈翰笙为首的中国农村派作品之间存在突出的相互诠释、相互补充关系。



除了史沫特莱,长期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伊罗生(Harold Robert Isaacs,1910—1986)在1931年秋结识陈翰笙,随后在主编著名周报《中国论坛》(China Forum,1932—1934)的过程中与陈翰笙密切共事。他在长篇论文中不仅称陈翰笙为“中国最有能力的农村经济研究者”(China’s ablest student of agrarian economy),而且大段引用陈翰笙的英文作品。





1933年夏天,陈翰笙参加在加拿大班夫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双年会并提交长篇论文《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这篇论文得到国际学界的广泛称赞,至此,他的农村经济专家的国际学术声誉牢固建立起来。《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实际上是陈翰笙“在国立中央研究院领导的许多人集体劳动的结晶”,带有1929—1933年研究总结的性质。文中已经注明包括钱俊瑞、张锡昌、薛暮桥在内的数据整理者姓名,不过这是陈翰笙的个人署名作品,报告数据整理者姓名并不足以建立数据整理者的专业声誉,因此国际学界对陈翰笙的高度评价和广泛接受并不意味着对中国农村派成员作品的认可。而《农村中国》则有所不同。这是一部集体作品,它所得到的高度评价意味着中国农村派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化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农村中国》一书的长篇导言由英国权威经济史学家、伦敦经济学院汤尼教授撰写。汤尼教授此前曾访问中国,并在访华基础上发表经典著作《中国的土地和劳动》(Land and Labour in China,1932)。作为权威学者,他在导言中高度评价这一文集,认为经常可以听到对海外训练出来的中国思想家的批评,说他们掌握“除了自己的国家之外的一切问题”,现在这类批评“不再有效”,这本书表明“中国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怎样解释他们面临的危机”。在导言中汤尼还明确改变了《中国的土地和劳动》中的看法。在那本书中,汤尼认为“租佃问题在中国不及借贷问题重要”。《农村中国》导言则承认,技术大幅进步之前,“土地租佃制度要改革,高利贷者和中间人的绳索要砍断”,这正如19世纪的欧洲在技术进步之前先有法律的重构经验。这与中国农村派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已经高度趋同。



英语学术期刊也高度评价《农村中国》一书。英国皇家经济学会期刊《经济杂志》发表书评,表示汤尼“正确地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的未来取决于农民,因此促进农村进步仍将是中国政治家在恢复和平时将面临的最紧迫的国内任务”。《太平洋历史评论》书评表示,中国苛重的税收、不诚实和贪婪的官僚,让人想起伏尔泰关于18世纪法国的著作。《地理学杂志》书评认为,“这是一本值得仔细研究的书”,人们一再强调直接应用西方“改良”思想的可能性;而在人类劳动是唯一超级商品的国家,任何改良,甚至倾向节省劳动的改良似乎只会加剧贫困。这些评论表明,《农村中国》所报告的事实在国际学界留下深刻印象。



除了陈翰笙的个人著作以及与邱茉莉编选、翻译《农村中国》一书,陈翰笙还通过与美国知识界广泛深入的交流,将中国农村派刻画的中国经济图景传达给美国外交和新闻学术界。爱泼斯坦曾指出,陈翰笙除了帮助史沫特莱,还帮助斯诺(Edgar Snow,1905—1972)和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1970)获得对中国政治经济局势的了解。麦金农教授则指出,陈翰笙在美国政府部门有许多朋友,对美国外交政策有“极大的影响”;费正清教授生前曾十分确定地告诉他,拉铁摩尔对中国的看法是“受了陈翰笙的影响形成的”。



费正清旧藏《农村中国》一书留下的读书笔记痕迹,表明他曾认真阅读此书,是他理解中国经济的重要参考书。他1946年辞去政府职务后,在《大西洋月刊》发表著名文章《1946年:我们在中国的机会》,在冷战拉开序幕之际提出“华北不等于东欧”的重要论断。他所说的华北,是指与国民党控制的地区相对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着眼于农民渴望改善经济状况的基本要求,着眼于千百万人处于苦难之中的紧急状况,而不是着眼于农民从未知道的政治表白的需要”,认为这“在旁观者看来是最明显的”。这令人猜想,在写这篇文章之前,费正清已经认真读过陈翰笙、邱茉莉编选、翻译的这本反映中国农村派图景的作品集。



五. 结束语:迈向全球视角的经济思想史研究



费正清在《1946年:我们在中国的机会》中提出,与孤立或隔离政策完全相反,“我们(指美国——引者注)的最好机会在于充分发展和维持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费正清公开发表这一对华政策意见时,国共内战刚刚开始。随着战事的展开,美国的对华政策辩论变得非常激烈。第一代中国问题专家(所谓“China Hands”)广泛参与了辩论,大批专家对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解释的中国经济政治图景持同情和理解立场,对国民党的政府持批评态度。遗憾的是,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败退,美国掀起“是谁输掉了中国”(Who lost China?)的政治化讨论,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中国问题专家提出的建议并未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主流,美国迎来了严酷的麦卡锡时代。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联合公报才出现转折,中美关系翻开新的一页。



在恶劣的美国政治气候下,第一代中国问题专家遭遇集体困境。陈翰笙的朋友史沫特莱率先遇到麻烦。美国陆军部1949年2月发布报告,指责史沫特莱为“苏联间谍”。2月10日,美国各大报报道这一消息。史沫特莱虽起而抗争,却已无法发表作品。在贫病交加中,她被迫离开美国,1950年在英国牛津病逝。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史沫特莱之墓



接下来,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掀起清除美国国务院亲共分子的浪潮。陈翰笙供职太平洋国际学会期间的同事和挚友拉铁摩尔处于漩涡的中心,他被指控为“苏联在美国的头号间谍”。从1950年3月下旬开始,美国国会组织专门委员会调查拉铁摩尔和被控的其他“共产党间谍”。在“诽谤的煎熬”中拉铁摩尔几乎耗尽时间、精力和财力,1963年离开美国到英国执教。





拉铁摩尔死讯


陈翰笙的另外一位朋友爱德乐离开美国到英国剑桥大学任教,1957年第一次访问新中国,最后于1962年和妻子定居中国。


费正清教授在应对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忠诚审查和美国国防部门的内部审查过程中,向同行、朋友专门解释了他与陈翰笙的个人关系。




至于《农村中国》项目的资助方太平洋国际学会,则被迫于1960年解散。



在此局势下,陈翰笙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急剧下降,由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陈翰笙和邱茉莉编选、翻译的《农村中国》偶尔仍被引用,但总体上成为一部被遗忘的书。陈翰笙本人则于1951年春经英国辗转回到中国。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京会员为此聚会,考虑到研究会“完成了历史任务”,《农村中国》的作者们都“担任了很重要的工作”,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也随聚会而宣告结束。



本文通过国内外权威文献的发掘,澄清了署名“太平洋国际学会秘书处研究员编选、翻译”的《农村中国》这一国内学界罕为人知、国际学界久已遗忘的英文著作系陈翰笙和邱茉莉在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下完成的项目,也是中国农村派国际化的代表性作品。本文还指出《农村中国》使用了国内久已失传的重要文献,其中包括1932年中研院无锡农村调查报告和1933年土地产权报告,这两份报告是进行长时段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的基础文献。接下来,本文通过引用国际学界的评论,指出陈翰笙为首的中国农村派研究范式在英语世界一度广为接受,但随着麦卡锡时代的来临而迅速失去影响。





20世纪80年代,陈翰笙与分别50年的德国老友鲁特·维尔纳重逢。他们30年代同在上海协助左尔格为共产国际做地下工作。


在结束《农村中国》一书的编纂、内容及中国农村派国际影响的讨论之后,笔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方法略做评论。



在20世纪中国经济和经济学发展上,影响中国最深刻、最广泛的思想并不是亚当·斯密、马歇尔或凯恩斯,而是欧洲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要描述和解释严复翻译《原富》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史为什么呈现这样一种样式,就有必要深入理解20世纪中国在世界所处的局势。非常粗略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既有的国际秩序,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却没有带来持久的和平,也没有建立一个稳定有效的国际秩序。在中国面临日本侵华造成的危机时,这一点显得尤其突出:欧洲不能有效应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的崛起,美国例外论盛行且忙于应对大萧条的挑战,苏联是对日本侵华做出强烈反应的唯一国家。在此局面下,中国知识界广泛寄希望于苏联,受到苏俄马克思主义强烈影响的左翼文化运动在白色恐怖下蓬勃兴起,并在严酷的环境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土化。二战结束之后,国际社会已对苏联有更深入的了解,但对英语世界的中国问题专家来说,他们在与国共双方的接触中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较少好感,而对主要在农村地区活动的中国共产党持更为积极的态度。他们在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时,广泛使用了以陈翰笙为首的中国农村派的文献,这些文献与实地接触,帮助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杰出学者提出美国政府应与中国共产党交流的创造性建议。但是,费正清和他的同道很难说服美国公众,在麦卡锡时代一大批中国问题专家陷入困境。尼克松访华后这种局面才得到根本改善。本文选取《农村中国》为切入点,一方面希望将中国农村派这一本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放到更为广阔的世界背景下观察,另一方面希望揭示国际局势对于经济思想发挥影响的支配性作用。当然,本文的研究仍然是初步的,在全球视野下进一步考察中国农村派的形成及其与国际学术、新闻、外交政策论辩的交互关系,是深入探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必要步骤。更进一步说,在全球视野下怎样描述和报告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仍是学术界面临的巨大挑战。


范世涛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16-2018)。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中国经济史、比较制度分析。专著《薛暮桥年谱》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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