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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歧视的经济学解释:就业市场的门槛为何越来越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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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3 15:55: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 者:托马斯·皮凯蒂

译 者:赵永升

来 源:《不平等经济学》、“经济观察报书评”

图 片:网络

本文共计14422字数,阅读约需要16-18分钟。



用来解释工资不平等最为简单的理论是,不同的雇员给企业的生产带来不同的贡献——信息处理员使企业将所有客户名录加以信息化,并更可靠、更快捷地加以处理;办公室雇员每天处理一定数量的资料。信息处理员比办公室雇员能更快地给雇主带来金钱,这是企业支付给信息处理员的工资更高的原因。若无高薪,其他企业就会“撬走”信息处理员。长期以来人力资本理论所遇到的批评是:如果某人发布法令规定,鉴于信息处理员的人力资本及其生产力更高,所以信息处理员的工资比办公室雇员高,那么人们经常就会怀疑这项规定提示的是,人力资本不平等机械地衡量两个人之间难以超越的不平等,并能论证工资不平等所涉及的生活条件可能存有的巨大不平等现象。这样的怀疑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实际上被认为属于超自由主义学派的芝加哥大学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及其同事们,最终发展并成功推广了该理论。诚然,经济学家并不自我满足于通过个人生产力的不平等来解释工资的不平等现象,他们提出了关于人力资本不平等的构成及来源的一套理论,主张摒弃各种形式的大型公共干预。



然而,有必要分别考察不同的问题,目的在于区分纯粹再分配的问题与有效再分配的问题。根据“前言”中论述的区别,纯粹再分配是以高工资与低工资之间收入转移的形式实现再分配,而有效再分配则是以人力资本构成过程中的干预形式实现再分配。所以,开始我们将个人人力资本水准不平等作为给定数据。将工资不平等视为纯粹生产力不平等的理论,是否能够令人满意地解释实际上观察到的工资不平等现象呢?对由工资不平等所引起的生活水平不平等,最有效的再分配方法是否具有重要性?接着我们将集中论述人力资本的构成问题。人力资本不平等从何而来,以及哪些有效再分配工具可用来改变不平等呢?



人力资本理论的解释能力



以最为基础的形式,也就是说在忽视不平等根源问题的同时,人力资本理论简单地告诉我们,劳动不是均质体,并且不同的个体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其人力资本的水准不同;换言之,人力资本的特点是应消费者需求而对产品与服务生产贡献不同的能力。鉴于在人力资本(劳动供应)不同层面的这种人口分布,以及生产不同类型的产品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劳动需求),供求关系决定了与人力资本不同水准相连的工资,以及工资的不平等现象。因此,人力资本的概念是极为宽泛的,涵盖真正意义上的资质(如文凭)、经验,以及更广泛的,对产品与服务生产过程的融入能力有影响的所有个人特点。这个理论能否解释由企业实际支付劳动收入的不平等现象呢?



历史上的高度不平等



在这个概论的层面,如果人们寻求解释观察到的工资极其不平等现象,同时在时间和空间上加大跨度,那么人力资本理论似乎就不可回避了。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工资要比19世纪70年代高10倍的事实,原因只能解释为,劳动技能与习惯的进步使得20世纪90年代的雇员比19世纪70年代的雇员多生产出10倍的产品。还能有哪些其他备选的解释呢?因为我们已经看到,20世纪90年代与19世纪70年代,企业增值中工资占比是相同的,因此,在长时期内工资增长并非是利润占比下降的结果。从长期而言,毋庸置疑是劳动生产力的增长使雇员的购买力得以明显提高。



同样,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人们寻求解释,在欠发达国家雇员的平均购买力是发达国家的1/10,那么,南北方国家雇员之间的技能差距应该起着关键作用——在北方国家,绝大部分人都已经接受了中等教育,而南方国家超过50%的雇员还不识字。其他因素,诸如信贷市场不完全,使得南方国家的雇员投资不足,以及边界关闭,阻止了南方国家的雇员从北方国家高水准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中受益,这些略微加剧了不平等程度。然而,劳动生产力的极其不平等,恰是不可回避的解释因素,可以用来解读南北方国家之间的工资不平等现象。



供求关系



对解释没有这般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人力资本理论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但若在一个更短的时期内、在某个国家的层面上,结果也着实令人惊讶。例如,在英国,技术工人平均工资与非技术工人平均工资之比,在1815年为2.4倍;接着不断上升,到1851年达到3.8倍;然后以极为连续的方式下降,到1911年为2.5倍。那么如何解释这个工资差距,在19世纪中叶要比19世纪的前后两端几乎高出60%呢?由其他来源验证的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是,在19世纪上半叶,不断发展的工业机械化对技术劳动的需求大为增加,而同时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快速加剧,快速增加了非技术劳动的供给。在第二阶段,从农村来的非技术劳动供给已经稳定下来,对技能的学习与进步促使技术工人人数大增,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开始缩小。同样,在一个更小的范围内,人们也能够观察到,在美国,高中毕业(相当于法国的高中会考)后就辍学的雇员的平均工资,与高中毕业后继续读书的雇员平均工资之间的差距,在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之间降低了大约15%,接着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之间增加了超过25%。如果放在一个工资不平等加剧的总体背景下,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的这个差距会更加令人惊讶。然而,实际情况是,由于“婴儿潮”那代人有文凭者的人数众多,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雇员人数增长率,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达到了历史最高,接着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又明显下降。



这两个例子是重要的,因为人们几乎没有观察到此等幅度的工资差距翻转。在这两种情况下,不同层次人力资本的供求关系似乎能够相对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何由企业支付的劳动收入不平等的演变方式是可观察到的。



1970年以来工资不平等程度的上升



不同层次人力资本的供求关系,是否能够同样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解释自1970年以来,在西方多个国家观察到的工资不平等程度普遍上升,以及更广泛的就业不平等程度上升现象呢?众多观察者提出,要解释工资不平等突然加剧的现象,要从长时期内人力资本供求关系演变的视角出发。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工资不平等程度加剧的第一阶段之后,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在所有发达国家工资不平等程度已经开始降低。第一阶段与工业对技能需求的增加、从农村涌来的大量非技术劳动力潮相连。不平等程度减弱的这个阶段,解释的理由主要是对大众培训和教育的快速发展,技能差距大幅缩小,以及工业对中等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上升。自从这些需求停止增长以及“去工业化”开始,换言之,在美国自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行业(为企业服务的行业、信息业、通信业等)对高技能越来越青睐,而无论是教育体系还是个人经验,都无法给大部分人口带来这些技能;于是,大部分人口成批地被抛向低生产力的行业(为个人服务的行业、餐饮业、商业等),或者失业并就业不足。从该理论的极端视角来看,并非只是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本供应,没能很快满足新技术和新行业的人力资本需求,正如20世纪上半叶期间已经发生过的那样;而是更广而言之,技术进步导致分布不均的个人特点得以青睐,而传统技术更为墨守成规的功能则被置于一旁“凉快”,这是倾向于各种形式技能与才能的偏颇技术变化论。



是否偏颇技术变化



工资不平等的长期演变理论,按理说在西方国家似乎相对站得住脚,至少在其最不极端的表述之中是这样。在美国这个自然率先受到转变冲击的国家,人们清楚地观察到与技能水准相关的工资不平等程度的提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可以观察到多读一年书、更高的文凭或者更丰富的职场经验,这些对平均工资的提高效应都明显增加了。用劳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是技能的“收益”提高了。



问题是工资不平等程度总体增加的一个关键部分(约占60%)是在雇员群整体发生的,其可观察到的特点相同:同样的教育层次、同样的职场时间长短、同样的年龄。另外,该均质雇员群内不平等程度从1970年起开始提高,这就解释了工资分配的总体不平等,如P90/P10比率,从1970年起在美国持续上升,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文凭的“收益”已经下降的情况下。同理,假如说在所有西方国家,非技术雇员确实受到更多失业上升与就业不足的冲击,那么在技能水准相同的雇员之间,就业不平等程度也同样提高了,包括高技能的群体。偏颇技术变化论还认为,在工资不平等程度没有或几乎没有上升的国家,如法国,失业应该会更多地冲击技能最低的雇员;而在有的国家则是生产力的离散增长本已由工资的离散增长所补偿,如美国。法国与美国这两个国家值得加以比较。然而,假如技能最低劳动者的失业率在法国确实要远比美国高的话,那么技能最高劳动者的失业率也是如此,并且比例几乎相同。



诚然,不应该低估个人特点的极端贫乏性,这在工资调查中已有报告,也是经济学家能够观察到的、用来对个人技能进行客观衡量的唯一变量。可支配指标的含义随着国家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基于这些数据的所有国际比较研究也甚为棘手——在1990年,少于25%的法国就业人口已有等于或高于高中会考证书的文凭,而超过85%的美国就业人口拥有同等文凭(高中毕业)。因而在这些比较研究中,美国非技术雇员组成了一个比法国非技术雇员狭窄很多的群体。现实情况显然要比这些平庸的统计指标所提示的细微许多:与法国高中相比,美国高中的质量良莠不齐是众所周知之事。



可支配措施的贫乏性,对某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上的演变研究也同样是个问题。例如,人们一般只观察到雇员读书的总年数,而非大学的水准或文凭的准确属性。然而,无论任何雇主都可获取关于潜在雇员的此类信息,并知道在极为不平等的教育水准之间加以区分,尽管这与经济学家所观察到的相同读书年数是相符的。另外,如果文凭的准确属性被用来衡量在教育年数实际所获技能之外的个人特点,如劳动积极性或能力,根据教育理论将其假设为“信号”,而由经济学家对读书年头这一唯一指标的观察,并不能用来衡量对雇主是否真正恰当。这是传统理论的局限性之一。传统理论做过各种尝试,从可观察到的个人特点来解释工资不平等现象:还剩下总体不平等中一个大的构成部分未被解释。然而,令人感到似是而非的是,在经济学家可观察到具有相同特点的这些群体之间,其人力资本的实际不平等程度,事实上从1970年以来就已经加剧,原因是,例如在读书年头数量上文凭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已经提高。



偏颇技术变化论者所提议的对可支配数据的诠释,显示了在如此宽泛层面上阐述的人力资本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有成为老调重弹的风险:总有可能“解释”工资不平等所观察到的无论何种变化,同时提及对外部观察者而言不可观察到的多重个人特点的生产力变化……倘若毋庸置疑的是人力资本及偏颇技术变化理论,解释了工资不平等及就业不平等程度上升的大部分,那么,若将不惜代价来解释观察到的所有现象的意愿视为“乐观”之举,在我们当下的知识状况下似乎言过其实。



工资不平等与全球化



人力资本理论,用来解释自1970年以来工资不平等程度的上升,该理论的另一个应用是让全球化现象也发挥作用。按照该理论的说法,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之间的商业开放,使北方国家技能最低的雇员与南方国家的雇员相互竞争,从而推高了工资不平等程度。这个理论从逻辑上讲似是而非,但它遭遇到一个不可逆转的现实,即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进口,尽管自1970年以来已经有了明显增加,但在1990年也只占西方所有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2%~2.5%,即仅占发达国家之间国际贸易的10%。那么,在西方国家生产与消费的所有产品与服务中占如此低的比例,如何能够成为工资不平等进展总体现象的根源呢?诚然,对不同水准技能的供求关系,在逻辑上有可能导致不平等上升现象的蔓延,从受国际贸易冲击的一些行业向经济整体蔓延。然而,这尚需要在实证研究上加以论证。另外,人们已在美国和英国观察到,用同一个企业里雇员工资的相关平均值,来衡量在不同企业不同水准人力资本的雇员之间的隔离程度;该隔离度已经有了明显的上升,而那同样依然是在经济的所有行业中,而非只是在受国际贸易冲击的行业。企业间隔离度的明显上升,在法国也同样可以观察到,这就提示,在生产能力超强的生产单位与被摒弃一旁的生产单位之间,两者的分化日益加剧已成为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在当下的知识状况下,一切似乎都表明工资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在发达国家生产结构的内部转换中找到根源;并且如果发达国家在与世界其他地区交易时已经是封闭式经济体的话,一个类似的演变也将发生。



如何再分配工资



让我们承认由企业支付的工资不平等现象,实际上由雇员的人力资本不平等现象加以解释。那么,对再分配的建言又有哪些呢?首先,假设不可能,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对人力资本不平等的本身有所作为,那么唯一真正能做的事情是对市场自发导向的收入进行再分配。因而,涉及的是出于纯粹社会公正考虑的纯粹再分配:人力资本不平等至少一部分是由个人不可控因素所决定的,如社会出身或自身天赋,与资本最初配置的不平等现象相同。那么,进行这个再分配的最佳方式又是什么呢?



与劳资再分配同理的是,关键问题是要知道在不同类型的劳动与人力资本之间,在整个经济层面上是否存有替代的可能性。如果经济受到制约,只能使用不同类型劳动的固定比例(如每个信息员对应n个办事员),并且不同类型人员的雇佣数量也完全固定,那么,直接再分配就与税收再分配完全等同了。直接再分配在于颁布法令,规定适用于企业不同水准人力资本的“薪酬网格”,与市场工资相比应该紧缩,例如制定一个高的最低工资和一个低的最高工资;而税收再分配则在于依据市场水平确定工资水平,要对高工资征税,用来给针对低工资的税收转移提供资金支持(或用来降低对低工资的征税)。但以后要按照与劳资替代弹性相同的方式加以定义的话,不同类型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就不能忽略不计,严格地讲,税收再分配程度会更高——税收再分配使得在不提高企业非技术劳动价格的同时,以与直接再分配同样的比例提高非技术雇员的收入,因而并未降低非技术雇佣数量。因此与直接再分配相反的是,税收再分配更优的原因在于,它能将由企业支付的价格与雇员支付的价格加以区分。这个逻辑极为通用,并不仅仅涉及不同水准技能之间的再分配现象。例如,一个家庭补助体系,是用针对所有雇员的征税来提供资金支持的;这个家庭补助体系用来将工资朝向有孩子需要负担的雇员进行再分配,而无须提高企业对雇员支付的价格。这与直接再分配相反,直接再分配要求,与其他雇员相比,雇主要向有孩子需要负担的雇员支付比其他雇员更高的工资。



这里,实证研究再次证实了此类替代性的存在——当相对于技术劳动而言非技术劳动的成本提高时,相对于技术劳动而言对非技术劳动的需求就会降低,反之亦然。可获取的所有计量研究,以及在时间和空间上所观察到的雇佣结构的重大转变,都系统地显示这些弹性系数比劳资替代弹性系数要高:非技术雇员更容易被一台机器或由另一个技术雇员所替代,而技术雇员则不然。



然而,税收再分配及其价格体系的理论阐述,既难以被接受用于工资再分配,也难以被接受用于劳资再分配。这在很大部分上就解释了,为何左派面对减轻低工资者负担时心存疑虑。实际上,如下的观点难以被接受:支付给不同个体的劳动价格可能是极其不平等的,而价格需要扮演一个有用的分配角色,并应该自由地自行调整,同时承认价格所引起的收入不平等是不公正的,并应该通过税收和转移的方式加以纠正。如果说工资不平等是不公正的,那么为何不要求企业支付不那么不平等的工资呢?这个难题与劳资再分配是相同的: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人们生产出如此多的不同产品与服务,与非技术劳动相比技术劳动的价格是高的;这可能并不是用来激励企业与消费者所趋就的产品与服务的最差方法,是重在非技术劳动密集型而弱化技术劳动密集型,还是相反。税收再分配既能保持价格体系的分配角色,同时又能完全对不同雇员所获取的收入加以再分配。



政治游戏大手笔



对劳资替代而言政治游戏属于大手笔:如果说自从1970年以来工资不平等的上升,是因为偏颇技术的进步和个人生产力的提高的话,那么,创造就业的唯一办法,是要做到让由企业和消费者针对不同类型劳动所支付的价格也以同样的比例分开。工资P90/P10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为4.5倍,而在法国“仅仅”为3.2倍。人们从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倘若要让法国和美国创造的就业机会同样多的话,尤其是要让在增值中劳动占比在法国停止降低的话,就要让在第90个百分位与第10个百分位劳动价格(工资与社保缴费)之间的C90/C10差距,在法国大约增加40%。这个数值大致意味着要取消落在低工资者头上的所有社保缴费,并将其转给高工资者。与寻求增加工资P90/P10差距相比,这个方案更在于用社保缴费来更改C90/C10差距,着实极为可取:该方案更加公正,由于低工资者已经是最为弱势的阶层,没有任何理由让他们支付偏颇技术变化的价格;除此之外,只有该方案才能避免如在美国观察到的技能最低人口从劳动力市场退出的现象。



实际上,这是自1978年以来法国历届政府已经尝试做过的事情:社保缴费之前被设置“封底”,进而对高工资者征税要比对低工资者征税少;在1978-1979年和1982-1984年,逐步对医保缴费实行“取消封底”,接着在1989-1990年对家庭缴费实行“取消封底”,然后从1993年以来对落到低工资者头上的同样缴费也被降低。这就使得自1993年以来劳动成本C90/C10差距高于工资P90/P10差距,而之前前者低于后者。由此,C90/C10差距在法国工资“大压缩”政策期间,从1970年的3.4倍降到1983年的2.9倍,接着1995年又升回到3.4倍,尽管P90/P10差距保持恒定;这样,在工资不平等程度上升之前,法国就回到了美国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水准。因此,这就吸引我们得出如下结论:法国还是和原来的估计相差极大,换言之与美国现成的4.5倍相去甚远,并且对缴费翻转的努力应该一直坚持并深化。



然而,这些比较研究要谨慎为之。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英国的工资P90/P10差距为3.3倍,并且由于落到低工资者头上的社保缴费已经减轻,所以C90/C10差距略高;这并没有阻止英国的企业和消费者趋就于就业密集型产品与服务,而在法国产出财富中工资总额占比继续下降。诚然,英国依然是一个比法国要穷的国家,英国比法国平均工资要低,进而能够得益于“趋同模型”所指的“追赶效应”。



人力资本不平等从何而来



对于由人力资本不平等所导致的生活水平不平等,税收再分配可用来对其加以限制,而无须改变不平等的结构源。所以,人力资本不平等的形成和再分配是一个关键问题。另外,如果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及其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们属于超自由主义学派的话,那并非由于他们将工资不平等理论归结为人力资本不平等的后果,更多的是其人力资本不平等形成理论的本身。对加里·贝克尔及其同事们而言,人力资本的购得首先与一种古典投资类型类似:如果投资成本、低于该投资的“收益”(该人力资本能获得的附加工资),那么市场就会找到必要的资金来对这个赢利投资加以资金支持,方法与完全信贷市场模型针对物理资本投资所做预测相同(参见上文)。同样,如果某一个职业带来的经验与学习能够大幅提高人力资本,那么,在为了获得这个岗位并实现这个赢利投资期间,雇员就会接受极低的工资,甚至反过来给雇主付费,只要雇员有权自由签约。


《不平等的经济学》 (法)托马斯·皮凯蒂/著

赵永升/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倘若是可行的,人力资本有效投资理论就会有值得区分的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是,工资的实质税收再分配成本巨大,因为在降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同时,如此这般再分配会降低个人对此类投资投入的积极性,最终会减少高工资者的数量,以至于低工资者的数量也会停滞不前。换言之,如果人们不让医生挣比工人高十倍的收入,来补偿他们长期的读书年限,那么不会再有更多的医生来医治工人或缴纳税收。因此,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告诉我们,人力资本供应弹性系数极高,其定义方式如同资本供应弹性系数。有时提及的辅助论证认为,愿意再分配这些收入不仅仅是反生产的,而且是不公正的,因为如此不同的个体在人力资本上做出不同的投资选择;不同的选择通常是对任务艰巨程度、读书年限等的不同偏好所致,而对此国家并不表态。但在实践中,最经常被提及的论据却是人力资本供应弹性,这与劳资再分配相同:究竟到哪个地步,工资再分配才会真正触及激励问题?在这个主题上不巧的是,实证研究估算成果要比理论研究发展成果少许多,当下的知识状况也表明,这些效应可能比芝加哥理论家们所支持的还要弱许多



是否有效不平等



人力资本有效投资理论的第二个后果,即国家介入到人力资本不平等的形成过程中是毫无用处的。既然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所有赢利投资,都是由于市场力量与私人主动性的自行规则才得以实现的,那么,对教育市场或对劳动力市场的任何介入都会是有害的。换言之,这个理论并不仅仅涉及纯粹再分配遭遇的激励问题,纯粹再分配规模是适度的,而且任何有效的再分配都不会被加以考虑,因为市场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按照帕累托的说法;参见“前言”)。



对于教育,有人习惯于以不平等及机会不平等的跨代再生来论理,对那些人来说,这些建议乍看起来似乎令人惊讶。对教育公共政策的一个很简单的论证是,政策所针对的年轻个体通常没有能力判断这个或那个投资的赢利性,并且他们的父母通常也没有这个能力。经济学家们经常犹豫是否使用这个“家长式”的论理,该论理却具有一个不可逆转的实践恰当性——如果印度孩子应该听从芝加哥理论家们的建议,并等待市场的力量以及他们父母的私人主动性来推动他们去读书识字的话,那么,印度很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笼罩在悲惨生活之中。无论如何,初级义务教育可能都是最有效的再分配方式;对增长与趋同的研究工作也提示,自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经历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如果没有初级教育政策也不可能实现。



反对人力资本有效投资理论的另一个论理,当然是信贷市场不完全性(参见上文)。该论理认为,出身贫寒的个体自身不能读很多年头的书,即使他们有这个能力,并且该投资也是赢利的。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情况下,涉及长期投资时,由于难以可靠地保证放出的信贷是否能收回,所以信贷市场不完全性论理更让人觉得可信:大家可以观察到,父母可以提供有力担保的学生更容易拿到贷款。因此,这也论证了对出身寒门的年轻人的教育,提供强有力资金支持政策的合理性,而这政策正可用来对人力资本的无效不平等性进行斗争。



然而确实应该承认的是,人们并不拥有对信贷不完全性量化重要性的任何可靠实证估算结果,以及“家长式”论理并不能在教育培训的所有层次都能无差别地加以应用。诚然,人们不仅观察到所达到的教育层次随着社会出身的不同而大幅变化,而且对十岁孩子的类似学习测试结果表明,出身寒门的孩子一般来说读书的年头没那么长。我们可以从中得出结论,信贷市场不完全性阻止了这些年轻人继续完成与其他人一样的学业。多个社会学家已经提出建议,这个观察同样可以由这样的事实加以解释:出身贫寒的年轻人没有那么大的动力来读那么多年头的书,因为人们并没有期待他们来维持同等的家庭档次。



这个论理是关于“不同偏好”论理的社会学版本。这个论理认为,如果想着实质性降低机会不平等程度,同时又能提高针对出身贫寒年轻人培训的公共努力和投资,那这一定是异想天开。实际上,社会出身对职业成功的影响,要远超出信贷市场以及能否有机会接受教育的问题,因为对一个特定的文凭而言,社会出身效应会贯穿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这是由统计观察得到的。更广而言之,观察到的教育水准只能解释工资不平等总体的一部分,又有人笃信通过宏大的教育政策能够结束不平等现象;只能解释一部分的事实,经常被用来对笃信者的热忱泼冷水。另外,如果说读书的资金支持是关键的解释因素的话,那么人们就应该能观察到,与公共资金占主导的国家(如欧洲国家)相比,在读书的私人资金起到关键作用的国家(如美国),人力资本的跨代再生要更高。然而,在教育水准方面的跨代流动率,在时间和空间上似乎都变化极小,在收入水准方面的跨代流动率也是如此。



家庭与教育开支的作用



总而言之,面对在教育领域的干预主义所持的全部怀疑论据,并非要否认人力资本不平等现象的家庭传递重要性;相反,是要显示正是家庭的中心角色,不平等现象才找到其不可避免的持久性。贝克尔关于家庭对教育作用的理论,人们可以在他的书籍及其学生们的书籍里找到。贝克尔理论坚持认为,家庭在其孩子投资上所做的所有选择,目的都在于要显示这些投资的重要性,以及国家的任何干涉举措都有将其毁坏的风险。另外,这个思想传统在芝加哥学派里是陈旧的,由于从1966年起,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向美国政府提交关于弱势少数民族教育的著名报告,引起公愤。该报告宣称将金融资源朝向弱势住区进行再分配,对学业成绩及劳动力融入劳动力市场没有丝毫的明显进步改变。詹姆斯的结论以及他所启示的诸多研究工作,表明人们不能真正指望,通过机械地提高用于弱势阶层教育的公共支出来改变现状,因为不平等现象正是在家庭细胞以及出身阶层的层面上形成的。



诚然,大家都同意,不平等传递的因素与其说是“遗传的”,不如说是“环境的”。心理学家理查德·汉斯坦(Richard Herrnstein)以及社会学家罗伯特·莫瑞(Robert Murray),于1994年在报纸的“头版”宣布在现代经济与社会中,不停地反对智力不平等现象乃浪费时间之举;而后经常看到他们两个人被谴责为持有维护智商极强遗传传递特点的观点。实际上,他们也承认,根据当时所做的一些随机收养案例的研究结果,出生于极为劣势社会与文化背景下的孩子,被置于教育程度更高的家庭中,能够与原本就出生在这些家庭中的孩子获得同样的成功。但是真正的关键并非在此。因为如果占优势的环境因素与家庭环境有关,尤其与早期童年家庭环境有关的话(房子里放有的书籍、与父母的对话等),乃至什么都不能真正改变家庭遗传的不平等现象,那么,其后果就与遗传不平等的后果并无大异。然而汉斯坦(Herrnstein)和莫瑞(Murray),正如先于他们30年的科尔曼(Coleman)那样,坚持这样的观点:投资到弱势家庭环境的教育资源效应实难衡量,所以发愤图强就徒劳无益了。



如果上述理论有效的话,那么,以自愿方式改变人力资本不平等分配的尝试就无用了——最好将可支配资源关键部分的消费,以税收转移的方式来降低相关不公正导致的生活水平不平等现象;其限度会在“出身好的人”人力资本供应弹性所允许的狭窄范围之内。



人力资本的无效隔离问题



这些结论已经引起了诸多的辩论,尤其在《科尔曼报告》之后的美国。使用弱势住区教育附加支出效应最佳指数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这些结论被大大夸张了(Card与Krueger,1992)。另外,对科尔曼学派的结果也有多种不同的解读。实际上如下说法似是而非:教育支出效应是弱的,并非只是由于家庭出身真正决定学业的成功机会,还因为学校学生和居住区的社会构成效应,要远比教育支出效应重要许多。



换言之,与教师“质量”相比,学业的成功机会更取决于班上同学们的“质量”,尤其是在小学和中学的层面上——派一个具有国家教师资格的教授去“问题郊区”,对学业成功的明显提高概率几无;而将“问题郊区”的中学生派到巴黎市区中学,则有很大机会能大幅提高他们的成功概率。这种直觉已通过美国动态收入面板研究极丰富的跨代数据加以证实。该研究表明,对某一个水准的教育与家长收入而言,其子女的社会流动机会会随着父母所居住区的平均收入而发生从单倍到双倍的变化。这些结果已表明,经济学家们所称的“地方外向性”的这些效应,长期以来是在班教室的微观层面加以衡量的,这应会对不平等的全球动态、父母特征效应自身的数量级,产生实质的效应。



正如科尔曼的研究结果,这些负面的结果,更多的是反对将金融资源朝向弱势住区进行再分配,并建议自由放任的政策。因而更多地主张必须借助于更为激进的再分配工具,如使用雄心勃勃的“学校地图”。用意是迫使不同家境的家长,都将孩子送到同样的学校就读,但最终未能真正迫使他们在一起生活(真要那样就好了)。“学校地图”政策在许多国家都存在,但一般而言其规模都极为有限:家长们择校经常受限,目的在于避免教育水准的过高集中化。然而,这些学校地图一般只满足于将同一个住区的孩子送到同一所学校,这就在实践中大大限制了社会融合……“学校地图”政策更为激进的版本于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在美国的多个城市进行了简短的试验——用的是“强制性校车制度”,将强势住区的一部分孩子送去乘坐大巴,去弱势住区的学校上学,反之亦然。这在实践中又回到了将不同肤色的人加以混合的做法。这些政策标明了公民权运动时期的起始与结束,强势住区的家长们对这个政策的敌意颇大。这种敌意在美国背景下尤其可以预见到,因为美国家庭早已习惯了由地方控制学校、学校的教学计划及教师。



然而,将孩子送到这所或那所学校的个人决定,也对其他孩子产生巨大的影响。还有,价格体系的匿名制,如住房价格的匿名制,并没有使个人感受到他们的选择对其他人所产生的外向性。因此,即使在住区的社会融合使弱势家庭的孩子所获得的,要比强势家庭孩子所失去的多许多,个人的住房选择仍然会导致分化。所以在理论上,有可能大家都能够受益于社会融合。这个意思是,例如对强势家庭而言,融合的成本没有降低税收的成本那么高;而对弱势家庭而言,则可以给他们带来学业成功与职业成功。但在缺失集体约束的情况下,此类社会平衡并不现实。因此,例如在某个住宅区内,促使每所学校孩子家长的平均收入都拉平,这样的简单规则都会在长时期内给所有人带去实质性的益处。



劳动力市场之歧视



另一个社会经济机制,同样会产生人力资本的无效不平等现象,就是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机制。该理论最初是在美国遭遇对少数民族黑人歧视的背景下,由菲尔普斯和阿罗研究出来的。该理论同样可以由雇主应用到其他任何群体,指的是个人归属性可观察到的群体,如妇女、印度的低等种姓、长期失业者,或更广而言之,所有来自可能会引起负面成见的社会出身者。该理论的基本观点很简单。假设雇主预想,对某些人力资本要求高的工作岗位(要达到足够的技术娴熟程度)而言,某些社会群体比其他群体在客观上机会要少。对在招聘时应聘者技能与动力的准确水平,雇主们采用不完全观察法。这样,雇主们是在不完全信号的基础上,如对一个测试、一次面试或一份简历的打分,来做出针对技术岗位的聘用决策。既然雇主们预想与其他群体相比,某些群体天生具备所需人力资本的机会要少,那么,只有在应聘者测试成绩格外好时才会被雇佣。也就是说,雇主们对这些群体设置了比其他群体更高的门槛。那么面对雇主们的这个做法,受到歧视的群体又会如何反应呢?既然被一个技术岗位雇佣的概率低,他们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频率就要低于平均值;换言之,只有在招聘面试时他们想获得格外好的成绩时才会去投资。例如,只有那些已经对其价值有足够信心的人,才会开始有风险地长期读书,强化地为应聘面试做准备等。换句话说,这些应聘者的行为举止趋于使雇主们的预想成真;要知道这个群体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实际上要比其他群体低。这样就可以表明,即使两个群体(如黑人和白人)最初具有获得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完全同等能力,甚至倘若鉴于出身的阶层更低,其中一个群体的最初能力要略低的话,那么,在雇主的预想与由这些预想所引起的行为举止之间的反常互动,会导致人力资本与由这两个群体所获工作之间深层且持久的不平等现象。



这种人力资本不平等是完全无效的,由于它只建立在雇主方面的“自我实现的信念”之上;相反,经济效率要求具有同等能力的群体在人力资本上也进行同样的投资。这样就涉及深层次、无用处的不平等现象了。另外,这个不平等理论与某些社会学理论并非没有相似之处。根据这些理论,不平等现象经常是主导话语的产物;由于一直让某些弱势群体成员没有太多的社会上升机会,因而主导话语最终让弱势者泄气,而让强势者自我实现。



应对税收转移的“肯定行动”



上述理论的政治利害关系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不平等现象的大部分实际上是由此类反常机制所解释的话,那么再分配的新工具就成为必需之策。例如,歧视理论规定,可以使用法律条款,对歧视少数民族的雇主歧视政策进行斗争。这些法律条款采用的形式是(对雇主而言这是义务):每个雇佣或晋级的决定,都应建立在客观的标准之上,而非对某些社会群体偏颇,甚至规定定额,另外,由雇主对不同的少数民族实行“正面歧视”标准,其宗旨在于打破自我实现的信仰与不平等的恶性循环。具体而言,正是被称为“肯定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类型的政策。这些政策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很快发展起来,旨在保护黑人、妇女及其他少数民族。这些再分配工具,更多地是对传统上出于劳动权所做努力打的一剂强心针,目的在于限制雇主的任意性。这些工具与人力资本有效不平等主张者所倡导的工具完全不同。根据这个理论,应该满足于将税收转移朝向人力资本实属太低的社会群体,以提供资金支持。当然这要在人力资本供应弹性所强制的限度之内,尤其要避免干预到生产流程之中。例如,汉斯坦与莫瑞甚至再次对歧视理论提出质疑,并解释了在黑人家庭,低水平的智商与人力资本代代相传,由此引起种族不平等信息的持久性。



观察到的事实能否推动该辩论呢?对美国黑人歧视的研究,相对来说文献充裕。在对美国黑人歧视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充足的歧视理论的话,似乎难以解释所观察到的事实。弗里曼展示了,在1965年之后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工资差距在缩小,并且公民权时期只能通过对负面成见以及令人泄气的相关“逐步冲刷”理论加以解释。但是最好的例子可能是,自1950年以来,在劳动力市场妇女地位的大幅提高令人印象深刻;而如果不借助于一个理论——坚持歧视、信仰与话语对不平等产生的重要性,是不可能对该现象加以分析的。在所有的西方国家,劳动力市场妇女参与率从1950年的仅10%~20%,到20世纪80年代超过50%。劳动力市场妇女地位的提高,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得以继续:在工资不平等程度上升的总体背景下,在美国妇女的平均工资相对于男性提高了20%,这与大部分发达国家情况相同。没有任何一项税收转移政策,能够在妇女的经济地位上获得如此引人注目的进步。



另外,这引人注目的进步,在“地中海式”税收国家也同样发生。这些国家的税收政策不鼓励妇女参与工作,如法国的“家庭商数”,就与英美文化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形成对比,后两者对个人征税而不对家庭征税。这表明有些根本的彻底歧视性的不平等,如白人与黑人之间或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不平等,受“肯定行动”的影响要比受世界上所有再分配的影响深远许多。



但是,存在根本的歧视性不平等的事实,并不总是意味着人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其减轻,将其终结就更难了。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美国政治观察者对“肯定行动”得出的总结是,“肯定行动”尤其对白人与黑人之间的不平等影响最小。实际上,设立一个定额,强迫雇主要雇用一定百分比的有色人种,这种做法会加强雇主对黑人的偏见——“只有在人们强迫我们时才会去雇用黑人”;这种做法同时减少了对黑人的鼓励,鼓励他们像所有正常公民一样参与竞争。而这恰好是与所追求的目标背道而驰的。许多观察者因此揭露这些定额体系的不足。“肯定行动”尽管取得的表面成功少,但对保守反应做出巨大贡献,保守反应对抗的一般是自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以来的社会计划。实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劳动力市场上黑人相对地位的减弱促生了该反应。更简而言之,黑人地位减弱有可能是工资不平等程度总体上升的副产品,原因是“再工业化”已经严重打击了黑人雇员,尤其是居住在美国北方的黑人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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