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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计算大辩论留给奥地利学派的教训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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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0 22:44: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  风灵



中国的奥派爱好者,可能没有人不知道当年米塞斯和哈耶克参加的那场著名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辩论。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是从米塞斯的经典著作《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以下简称《社会主义》)开始了解这场大辩论的。这本书就是任志强曾经捧着研读的那本,属于小黄书系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我相信很多人也和我一样,读了这本书而深感震撼。原来如此!从小到大的学的教条都被颠覆了。便如哈耶克在为《社会主义》一书作序时所说:

“我们立志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正是这种再造社会的渴望,鞭策我们投身经济学研究。社会主义许诺给我们一个更加理性、更加公正的世界。此时,米塞斯的《社会主义》一书问世了。我们的信念坍塌了。这本书告诉我们,我们的方向错了。这一心路是我的许多同辈都经历过的。”
然而,并非是每个人都理解乃至赞同米塞斯关于经济计算的观点。如哈耶克所说,他的论敌“没有真正弄明白为什么这种计算如此必要。”事实上,这本《社会主义》的著作发表于1922年,是米塞斯1920年的一篇相关论文的扩展,而这些论文和著作,只是经济计算大辩论的发令枪,之后的辩论发展过程和结果远远超出了米塞斯当初的预料。



米塞斯在《社会主义》中给出的定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所有的生产手段都无一例外地控制在有组织的集体手中。德索托对这个定义有不同看法,为了简便起见,我们暂时不管他。生产手段归集体所有,就没有相应的市场价格,没有市场价格,就无法进行计算,以做出正确的决策。比如,要在两个城市之间修一条铁路,其间有一座山,到底是打隧道穿山而过,还是从山脚下绕行,就成了无法选择的难题。我在风灵公号上的“极简经济学”系列中详细分析了这个思想实验,如果有什么不明白可以去看看。



我们需要注意米塞斯当时的历史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兴起。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陷入了经济大萧条,而社会主义苏联的集权经济计划体系被认为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将一个农业国变为了工业国。大萧条似乎证明了,资本主义不仅不公正,而且不稳定且无效率。相反,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为苏联提供了物质基础,以对抗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德国兴起的法西斯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拥有大批支持者和追随者,其中包括许多知名的经济学家。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的批评遭到了卡尔·波兰尼、弗雷德·泰勒、H.D.迪肯森、奥斯卡·兰格和阿巴·勒纳等人的抵制。兰格提出了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方案。在这种方案下,生产手段控制在集体手中,但保留了消费品的自由市场。这并不违背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市场社会主义可以通过试错的过程来计算资源的替代用途,正如竞争性市场所做的那样。



比如说,计划者可以任何设定某种消费品例如面包的价格,假设面包价格为1美元,以这个价格为参数来进行生产。然后观察面包以这个价格销售的状况,是供不应求还是供大于求,来决定是保持该价格不变还是进行升高或降低的调整。



确实,在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中,制定计划和执行计划的人把价格作为参数的方式,与完全竞争的均衡模型中,市场上的供应商对待价格的方式是一样的。我们都记得,在完全竞争的模型中,虽然均衡价格是市场上每个人的行为所形成的,但任何人的行为都不会对价格产生影响,在进行行为决策时,只能将之作为给定的参数。可见,如果完全竞争的均衡模型是理论自洽的,那么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型也同样是自洽的。



有了我们前面几讲的市场过程的理论和历史打底,相信大家看到这样的市场模型,这种对价格和市场运作的理解,都会觉得相当古怪。在当时,兰格提出的模型也让米塞斯和哈耶克大吃一惊。他们原本认为,边际主义各学派之间是大同小异,而奥地利学派乃至整个经济学界最大的敌人是那些不承认市场规律性的学派,如德国的历史学派,美国的制度学派等。但经济计算的论战发展到这一步,事情显然不对了。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可以说,这场论战给奥地利学派留下的深刻教训是,在此之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乃至于米塞斯和哈耶克这样的领袖人物,都未能清晰地认识到,奥地利学派传统最核心的理论,是一种市场过程的观念,而不是均衡状态的观念。因此,奥地利学派对市场的理解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大相径庭。相应的,在此前的论述中,包括米塞斯发起论战的《社会主义》相关著作和论文,也不曾强调这一点。



如柯兹纳在本章中的描述,米塞斯的《社会主义》很容易被人认为,米塞斯所欣赏的市场的主要特征在于市场持续产生接近均衡价值的价格的能力。或者说,米塞斯满足于市场价格在合理的范围内,精确地表达了资源的相对社会重要性,正是这一点构成了社会主义无法复制的市场的成就。米塞斯声称,“所有的高阶财货在价值评估尺度上,获得了与社会生产条件及社会需要的即时状态相一致的地位”。从这个表述来看,并没有体现出市场本质上是持续的发现过程的特点。哈耶克也与他的老师类似,比如说,他曾经将“经济问题”界定为“在不同的用途之间配置可用的资源”,并指出这“是个人问题,也同样是社会问题”。这简直是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标准的教科书式的表述。



对于一个充分理解当代奥地利学派特点的人来说,米塞斯和哈耶克这样的论述实在是令人觉得格格不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在前面回顾了奥地利学派的发展历史,回顾了创始人门格尔的革命性贡献及其局限,可以看到,将市场视为一种由消费者需求启动的过程的思想,是与奥地利学派同时诞生的。米塞斯和哈耶克默会这一点,默认与市场过程有关的时间、无知和不确定性等要素。他们并没有感觉到有必要强调这种不言而喻的观点,就像人不会时时感觉到自己在呼吸,更不会强调自己在呼吸那样。米塞斯写作《社会主义》时所针对的论敌,是那些完全不懂经济学常识的人,这些人没有意识到稀缺性所引起的经济问题。然而,兰格这样的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当然是明白的,他提出的方案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解决稀缺的生产手段配置问题。也就是柯兹纳本章中所列举的奥地利学派对价格体系三种不同层次的经济理解的第一种。



这三个不同的层次分别是,第一,价格是资源或产品相对稀缺性的反映,由此鼓励潜在的使用者(不管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经济”地利用这些稀缺资源。在这个层次上对价格的理解是奥地利学派和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所共享的。第二,价格是传递信息的有效手段。比如说,中东的形势一紧张,原油的价格就上涨。这种上涨体现了非常丰富的信息,尤其是人们对这种突发事件所造成的后果的评价。简单而抽象的价格信号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向无数相关的人传达许多非常重要的内容,而且这种数字化的信号可以让人们据以做出计算性的决策。第三,以前面两个层面的理解为基础,现代奥地利学派还特别关注价格信号提高对未知信息的警觉和促进发现的功能,也就是说促进创造和创新的功能。



兰格等有足够能力的经济学家反驳米塞斯的推理之后,奥地利学派才被迫更加细致明确地表达对价格体系上述三种不同层面的理解的第二种和第三种,强调市场是一种发现的过程,强调市场机制的动态协调性。但是,由于他们在以前的论述中并没有强调相关要点,而且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自身对市场过程的观念完全陌生,因此,奥地利学派的论敌们只是简单地认为,米塞斯和哈耶克在修改他们的立场,在“撤退”。他们信心满满地单方面宣告取得了胜利,并借此东风,更进一步地发展瓦尔拉斯以来的以数学和模型为特征的形式化传统。



虽然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认定奥地利学派输掉了这场辩论,甚至认为奥地利学派已经过气了乃至“死亡”了,但因这场辩论而激发的奥地利学派改进自我理解的过程却远未结束。这一过程的重大成果是米塞斯在1949年出版了英文版的《人的行为》,和同年哈耶克出版的文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比如说,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中这样描述价格对于企业家而言的意义:



在市场的运行中没有任何自动的或机械的东西。渴望盈利的企业家,在某种程度上……以拍卖中的竞拍者身份出现……他们的出价,一方面受限于他们对未来价格的预期,另一方面受限于将生产要素从其他相竞争的企业家手中夺走的必要性……企业家的作用是阻止任何不能以最便宜的方式来满足消费者最迫切需要的生产状态持续存在……他们最早地认识到已经完成了什么和可以去做什么之间存在的差异……在制订计划的时候,企业家首先要看最近的价格,但是这种价格却被错误地当作当前价格。当然,企业家永远不会不考虑到可能的价格变化而直接令这些价格进入他们的计算。最近发生的价格只是他们考虑未来预期价格的起点……关键的事实,乃是逐利的企业家间的竞争不能容忍错误的生产要素价格的存在。


这种表述显然与最初在《社会主义》里对价格作用的表述有很大的不同。米塞斯清楚地表明,市场中的参与者,企业家,不会把价格当做是不变的参数。回到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型,由中央计划者给出的价格,执行计划的人把它作为固定的参数,像机器那样进行配置生产手段的计算。但在自由市场中会怎样呢?比如,面包的市场价是1美元,企业家不会把这种价格当成不变的参数,他会尽量地发掘各种可能性,寻找有没有办法降低原材料的成本,或者采用新的方式生产,从而以更低的价格提供同样的商品,或者以同样的价格提供更好的商品,来赚取企业家利润。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一书中,米塞斯假定价格的作用在于已经以合理的精确性表达了所有的相关信息,而在《人的行为》一书中,米塞斯强调的是价格激励企业家未来预期的作用。



而哈耶克在著名的论文《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之中明确地注意到了价格在沟通信息中的作用。如果没有自由市场在竞争中形成的价格,分散在经济体中的知识碎片就没有办法得到利用。



不过,即使在《人的行为》和《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发表以后,奥地利学派过程观的定型化也尚未完成。无论是米塞斯还是哈耶克的著作里,都看不到关于他们自己的方法与新古典主流方法之差异的清晰表述。即使是柯兹纳本人,在1950年代中期作为米塞斯嫡传的博士研究生,对于明确地理解到底是什么精确地区分了这两种方法时,仍然存在困难。



哈耶克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曾非常希望与支持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们进行一场正式的面对面的辩论。他当然是认为,如果再辩论一次的话,他和他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肯定能取得胜利。



哈耶克终究没有实现这一愿望。不过,到了1985年,唐·拉沃伊出版了一部《竞争与中央计划:重新审视社会主义计算辩论》的著作,对当年的那场辩论进行了彻底的探讨,得出了与主流经济学的权威观点迥然不同的结论。拉沃伊否认了辩论后期奥地利学派“撤退”或“修改”了他们的最初表述,而只是以更好的方式重申了原来的观点。拉沃伊还证明了,米塞斯-哈耶克的观点从一开始就反映了奥地利学派认为市场是竞争性的发现过程的理解,而社会主义一方始终误解了这一点。拉沃伊的这本著作成为了关于经济计算辩论的权威论著,吸引了其他经济学家以新的视角来回顾当初这场辩论的过程和结果。



最后,我还想强调的是,柯兹纳本人的工作为更深刻地理解和更清晰地阐述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方法做出了绝对不能忽视的贡献。我们在学习《市场过程的含义》中可以感受得到,现在,我们应该没有太大的困难表述市场过程理论的核心要点,并将之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明确地区分开来了。而诚如柯兹纳所说,在这场持续不断的辩论中,最近的澄清——以及仍需做出的更多澄清——是多么地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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