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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逻辑:“好”意图为何带来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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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7 19:39: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以下文章来源于先知书店好书推荐 ,作者先知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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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逻辑:

“好”意图为何带来坏结果?



策划:先知书店

文:愈嘉  编:先知书店店长、柏果



公元1069年,北宋宰相王安石颁布“青苗法”:在每年夏秋之际,农民可以到官府申请超低利率的贷款(主要是粮谷),以补贴生产,农民丰收之后再还本付息。后世有历史学家将其称之为“北宋版的穷人银行”。

王安石认为,此举既可以补助百姓,也可以充盈国库,富民强国。

然而,“青苗法”一旦到了执行阶段就变了味——各级官员中饱私囊,将发霉的粮食贷给农户,收回的却必须是新粮,放贷时短斤缺两,收贷时却故意压秤,更有甚者强迫农民贷款,以谋取私利......一来二去,实际利息竟然比高利贷还要高。

最终,民众非但没有得到实惠,反而越来越穷,北宋经济也遭到巨大冲击,濒于崩溃,青苗法实施58年后,北宋灭亡。

在评价这段历史时,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王安石的政策是好的,可惜的被办事的人执行坏了。”

“好政策带来了坏结果”——这样的现象在历史屡见不鲜。这就引出了一个新问题:如果一个政策的动机和出发点被认为是好的,但是执行的效果是坏的,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怎样来评价政策的好坏?




▍普通人评价政策好坏的标准:
政策出发点的善恶

诺奖得主哈耶克说:“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良的愿望铺砌而成的。”历史上,人们经常被那些善良意图的“好政策”所“俘获”——

公元9年,受到百姓拥戴的“圣人”王莽登基称帝,建立新朝,随后宣布实行以“均贫富”为最终目标的“托古改制”,王莽希望彻底消灭贫富差距,还民众以幸福的生活。

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重新丈量全国土地,然后平均分配给农民,分配完毕后,土地不得买卖,违者重罪。此外,他还宣布不得买卖婢女,解放奴隶。这些看似善良的政策,刚开始获得了民众的拥护。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大量农民在分配的过程中失去了土地,而大户纷纷解雇奴隶,使得奴隶反而失去了生计。”最终,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天下大乱,王莽本人在长安被乱军杀死。


新朝末年,天下大乱

1920年,美国实施“禁酒法案”。美国女性一片欢呼。原来,这项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女性——许多男人喝醉之后会殴打妻子。

但是,由于禁酒令,男人无法从正规渠道买酒,就只能从黑市上花高价购买,因此心情更暴躁了,结果“家暴”问题反而恶化了。此外,还造成了腐败丛生、黑社会等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1933年,“禁酒令”被废除。
......

古今中外,类似案例,举不胜举,这些披着善良意图的“好政策”,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造成这一切的,是大多数人对社会运行的基本常识——最主要的就是市场的逻辑的无知。


▍政客评价政策好坏的标准:
政策的短期效果

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面对陷入大萧条的美国经济,他不断在“炉边谈话”中鼓励美国民众“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上台伊始,他就推出了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废除金本位,以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不断上马大型公共工程,并许诺民众大量的社会福利......

在政策的强心针的刺激下,美国经济于1935年开始复苏,但好景不长,1937年,美国陷入了二次萧条。

......

错误的“短期主义政策”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即便以民主自诩的国家,政客总是喜欢找各种理由大把大把地花钱来变相贿赂选民,从而获得声望与选票。更不用说其他谋求经济增长来改善形象的国家了。

▍经济学家评价政策好坏的三个标准

现实中始终存在两种逻辑:市场的逻辑与反市场的逻辑。市场的逻辑并非经济学家的发明,而是芸芸众生自发行为的结果——这是从斯密“看不见的手”,到哈耶克“自发秩序”反复阐明的基本原则。然而,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反市场的逻辑大行其道,因此,需要有人去捍卫市场的逻辑,这正是经济学家的基本责任。



因此,经济学家判断政策的好坏,与上述二者截然不同,他们的唯一依据就是政策是否符合市场的逻辑:

· 政策最终的结果与当初的目标是否一致。

经济学家评判政策好坏的依据,不是个人的价值偏好,也不是政策制定者的初衷,而是“政策的结果与目标是否一致”。


在委内瑞拉,雇员害怕被提拔,原因不是这些雇员不求上进,而是该国出台的一部旨在保护弱势雇员的法规:该法规禁止企业解雇工资低于最低工资1.5倍的底层员工。而雇主的对策是如果想要解雇一个人,首先是提拔他,将工资提高到最低工资的1.5倍以上,然后再将其合法地解雇。

这部为了保护雇员利益的法案,最终却深深地伤害他们——许多能力较差的雇员在法案出台后反而丢掉了工作。

政策实施的结果却与初衷完全相反,只能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坏政策。

· 达到同样的目的,是否有更好的替代方案。

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稀缺资源如何有效配置”。也就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寻找人人都能获益的最优解决方案。所以经济学家判断政策好坏的第二个标准是,为了达到同样的目标,是否有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替代方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国汽车保有量越来越大——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由此日益严重,尤其是特大型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面对这一难题,出现了两种解决方案——

“北京方案”:北京汽车牌照通过摇号抽签这一最古老,却又最公平的方式进行分配,这样做的好处是无论普通人,还是富人,都有机会获得汽车牌照,即便不能中签,由于形式上很公平,所以没人有怨言。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问题,但却造成了大量资源的浪费——有用车需求的人可能因为运气不佳抽不到牌照,而抽到牌照的普通人却没钱买车。

“上海方案”:上海汽车牌照则通过拍卖,也就是“价高者得”的方式进行分配,这一方案看起来偏向富人,歧视穷人,但实际效果却是多赢的结果——富人满足了用车的需求;政府获取了一笔收入,可以用来发展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用来改善普通人的“出行难”。

可见,“上海方案”更符合市场的逻辑,而“北京方案”只能算一个次优方案。

· 政策是否与“消费者主权”一致。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写道:“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同样,经济学中也有类似的概念——经济学家米塞斯提出了“消费者主权”——商品价值的实现,来源于消费者。所以,一家企业必须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




比如,同样是新能源汽车,埃隆·马斯克的特斯拉以酷炫的外形,良好的性能获得全球消费者的青睐,成为了世界汽车行业的新贵,它的成功完美诠释了“消费者主权”和市场的逻辑。


而许多依靠产业政策扶植下的新能源汽车企业,由于他们的存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补贴,因此首先尊重的并不是“消费者主权”,而是给他们批项目的政府人员的偏好,结果由于违背了“消费者主权”,很难生产出有市场竞争力的好产品。

回头本文开头的疑问,为何“好政策常常会带来坏结果?”

因为政策的制定者往往会假定,这些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因此,人们一定会自觉地按照善良的意图行事,然而,真相是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和偏好,他们都会主动而理性地利用政策为自己谋利,而不是被动地执行政策。这才是“好对策造成坏结果”的根本原因。也是违背市场的逻辑的代价。

市场的逻辑是如此重要,但为何反市场的逻辑大行其道呢?因为民众想要免费的午餐,政客也喜欢承诺免费的午餐。但市场的逻辑告诉我们: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免费的午餐。

反市场的逻辑,看似美好,结果往往事与愿违,甚至会带来深重的灾难,市场的逻辑看似冷酷无情,却会增加我们的福祉,带来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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