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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垄断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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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4 22:25: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以下文章来源于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 ,作者禅心云起

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
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
宣扬个人至上、 财产至上、 法治至上、 市场至上之理念,传播经济学及伦理学观念,用正确观念战胜愚昧、弱智和邪恶



作者:托马斯·迪洛伦佐(Thomas J.DiLorenzo)

翻译:山雏、熊越

校对:熊越 董子云等

本文共计2618字数,阅读约需要5-8分钟。



每个上过经济学原理课程的大学生都学过:从20世纪初开始,所谓的公用事业(电力、供水、天然气等)就已经是政府监管的垄断机构了,因为政府为了让美国人免于自由市场垄断或“自然”垄断的不幸而介入了市场。



故事是这样的:在那些有着巨大固定成本(比如修建一座发电厂的开支)的行业里,一旦工厂建成投产,服务每位顾客的成本将急剧减小。这被叫做“规模经济”。据说这对20世纪初的所有公共事业都是成立的。



据说的问题是,一家大公司可能会实现这种低成本(和低价),它就可以把所有其他的竞争者赶出市场,从而变成一种“自然”垄断。这时候,它就会收取垄断性的高价。这种“市场失灵”理论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政府介入并故意创造出有牌照的“特许垄断”,从而“为了民众的利益”监管价格,这意味着价格会达到一个非垄断的水平。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种说法是对的。从来就没有任何朝着自由市场或“自然”垄断的方向演变。公用事业的垄断都是政府一手创造出来的,为的是政府自己和它在电力、供水、天然气以及其他行业的盟友的利益。



在《效率、竞争与公共政策》(Efficiency, Competition, and Public Policy)一书中,经济学家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引用了经济学家伯顿·根林(Burton Gehling)的话:



“1887年,纽约市创办了六家电力公司。1907年,芝加哥有45家电力企业可以合法运营。在1895年之前,明尼苏达州杜鲁斯由五家电力公司供电,而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在1906年有四家(…)在19世纪晚期,竞争在这个国家的燃气业里是很普遍的。在1884年以前,有六家相互竞争的公司在纽约市运营(…)在电话业,竞争也是普遍和格外持久的(…)在1905年,巴尔的摩、芝加哥、克里夫兰、哥伦布、底特律、堪萨斯城、明尼阿波利斯、费城、匹兹堡、圣路易斯,以及其他大城市,都至少有两家电话服务商。”



经济学家乔治·T.布朗(George T.Brown)在1936年出版的《巴尔的摩的煤气灯公司》(The Gas Light Company of Baltimore)一书中说明了公共事业垄断如何出现的真实故事(与入门经济学教材所说的谣传相反)。这本书研究了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产生公共事业垄断的案例,但它的教训也适用于全美的所有城市。



巴尔的摩煤气灯公司的历史是,从1816年创办开始,它就一直在与其他竞争者斗争。除了在市场中竞争,它也在为了拒绝给竞争者发放公司执照而游说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当局。或许在业内存在规模经济,但规模经济并没有禁止激烈的竞争。



布朗引用了1851年《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的一篇社论,这篇社论宣称“竞争是商业的生命”,该报也称赞了煤气灯行业出现几家新竞争者的新闻。到1880年为止,巴尔的摩有三家煤气灯公司,它们之间的相互竞争极为激烈。布朗写道,他们曾在1888年试图合并以垄断者的身份运营,但第四名竞争者摧毁了他们的计划,当时“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发明了电灯,威胁到了所有的煤气灯公司”。从此以后,在煤气灯公司与电灯公司之间出现了竞争。



出现垄断完全是因为政府干预。比如,在1890年,马里兰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合并后的煤气灯公司向城市缴纳每年一万美元的费用和3%决议分派的股利,以换取25年的垄断特权。”换句话说,公共事业垄断的产生,是政客与公司以倒霉的纳税人和消费者为代价,分发垄断战利品的计划。一些经济学教材已经把这一计划委婉地称作了一种“间接征税”的形式。



消费者支付了垄断价格,得到了糟糕的服务——一切政府经营或政府支持的垄断机构都以此著称。责任由那些“贪婪的企业”来承担,只要政客们在怪罪它们的同时能让它们维持垄断,它们也乐于背负这个骂名。乔治·T.布朗在他的书中总结道,“马里兰州公共事业监管的建立是其他州经历的典型。”



另一位怀疑“自然垄断”论调的经济学家是霍勒斯·M.格雷(Horace M. Gray),他是伊利诺伊大学的副院长,曾于1940年在《土地与公共事业经济学期刊》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公共事业概念之死》(The Passing of the Public Utility Concept)的文章。格雷观察到,“在19世纪”,一些人相信,在许多行业“授予私人和公司特权是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好方式”。当然了,就是这些个人和公司在散布荒谬的谣言,说他们的特权其实是“公共利益”而非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



这种“公共利益”胡说的支持者也支持专利、直接补贴、保护性关税、把土地划拨给铁路和授予“公用事业”垄断经营权。在这个分发垄断战利品的计划中,全美国数百家公司获得了垄断经营权,就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马里兰州的那家公司那样。格雷写道,从那时候开始,

“公共事业的地位就成了所有想搞垄断的人的避风港,他们觉得仅仅通过私人行动来保证和维持垄断过于困难、过于昂贵,或过于危险。”



格雷有趣地指出,在美国几乎每个想搞垄断的人都声称,不管他涉足了什么企业,都是“公共事业”,因此国家应该授予其垄断地位。举几个例子,这包括了收音机业、房地产业、乳业、航空业、煤矿业、石油业、以及农业。实际上,

“整个《全国复兴法》实验,可以被视为大公司确保其垄断做法得到法律认可的尝试。”



格雷在这里指的是这一事实:1933年的《全国复兴法》,是一次通过在每个制造业都创造政府强制的卡特尔企业,用数千名执行政府价格下限监管的价格代码警察来提高物价的尝试。



“主流”经济学家在整场计划中的作用,是为“私人特权和垄断的阴险力量”创建出格雷所说的“混乱的合理化”。直至今日,所有的入门经济学教材仍然在教授这种“混乱的合理化”。



并不是美国的所有城市都参与了“监管”公共事业垄断的分发垄断战利品计划,也并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成为了这一计划的辩护者。在《直接公共事业竞争:自然垄断的神话》(Direct Utility Competition: The Natural Monopoly Myth)一书中,伊利诺伊大学的经济学家沃特·J.普莱姆欧克斯(Walter J.Primeaux)描述了电力行业几十年来的直接竞争。



他引用了数百页的统计分析来支持他的论点,普莱姆欧克斯总结道,跟垄断的城市相比,在那些存在直接、面对面竞争的城市(与那些一家公司服务半个城市,另一家服务另一半的市场分割计划相反)里,竞争十分激烈,成本和价格更低, 也不存在“产能过剩”现象。他总结道,自然垄断在各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竞争存在了几十年;价格“战”并没有对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消费者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消费者自己也更喜欢竞争而非垄断,这与公共事业管理层的通常看法截然相反。意外吧!



经济学家托马斯·哈兹雷特(Thomas Hazlett)基于对有线电视业的研究所得出结论也是类似的。在1990年《法律与经济期刊》的一篇文章里,哈兹雷特用文件证明了,尽管有线电视在当时被定义为一种“自然垄断”,但在36 个城市里依然允许有线电视业的竞争。相比垄断经营的城市,在这些允许竞争的城市里,价格平均低了23%,在提供了更多电视频道的同时,顾客服务也更好。



自然垄断的理论是一种经济上的杜撰。霍勒斯·M.格雷(Horace M. Gray)在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是正确的,

“通过一个令人宽慰的合理化过程,人们得以在总体上反对垄断的同时却赞成一些特定类型的垄断(…)且由于这些垄断是‘自然’的,而自然是有益的,从所以它们是‘好的’垄断”,而“政府因此证明了建立‘好的’垄断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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