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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1 10:51:06 | 查看: 393| 回复: 0

简介:本文由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杨伟国等撰写,使用U网约车平台司机问卷调查数据,研究了数字平台工作人群基本人口学特征和劳动供给特征,并对个体层面劳动供给的差异予以初步解释。

   

引言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产生了一批以Uber、Upwork、Amazon Mturk为代表的数字工作平台,这些工作平台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劳动者的加入(Katz、Krueger,2016;Harris、Krueger,2015;Farrell、Greig,2016)。在我国,数字工作平台被纳入“共享经济”的概念范畴之内进行统计与分析,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显示,2017年,在平台上提供服务的人数约为7000万人,比上年增加1000万人,共享经济就业已经占到城镇新增就业总量的10%。

除了规模体量之外,数字平台工作由于其独特的性质,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与自雇工作相比,数字平台不赋予劳动者对于工作的完全控制权,集中体现在他们不具有自行联系客户、定价的权利;一经注册成为平台用户,则必须全盘接受平台所制定的规则;部分平台存在介入或控制劳动者劳动过程的行为,例如对劳动者的工作质量进行把控(Acevedo,2016),对劳动者的绩效进行评价并执行优胜劣汰机制(Harris、Krueger,2015)。与雇佣工作相比,这份工作在工作参与、工作时长等方面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劳动者可以自由决定何时工作、工作多长时间以及何时退出工作平台;同时,劳动者投入了工作时间后,其经济回报基于有效工作量,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自行承担一定的市场风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界对数字平台工作的评价呈现分化的局面。乐观者认为,平台工作赋予了劳动者工作灵活性和自主性,降低了交易成本,提升了经济效率(Sundararajan,2016);平台为收入底层的劳动者提供了随时随地赚取额外收入的机会,有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Fraiberger、Sundararajan,2017);人们可以通过参与在线平台工作为自己赚取“零花钱”以及通过社交来摆脱无聊(Schor,2017)。类似观点也常常体现在平台企业自身的宣传标语中。悲观者认为,它是日益扩大的非标准就业趋势的一部分,资本一方的力量更加明显地凌驾于劳动者一方之上,劳动者被弱化为“不稳定无产者”(The Precariat)(Standing,2011)。有学者认为,Uber平台将权力和信息不对等嵌入到软件设计规则、电子化的监督手段以及绩效目标设置等一系列过程之中(Rosenblat、Stark,2016);与此同时,平台公司使用“合伙人”、“共享经济”、“行程分享”等概念来制造Uber和它的司机是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的假象(Gregg,2011;Irani,2015);这种工作的属性与其说是共享或者分享,不如说是为了实现平台公司自利的目的,平台劳动者也被附以“数字劳工”(Scholz,2013;Scholz,2016)的标签。

尽管上述两类观点存在分歧,但其共同点在于都从工作性质本身出发进行劳动者处境的推测与讨论。我们认为,数字平台创造了新的工作模式,不仅仅体现在它兼具灵活与控制的工作性质上,还在于它促进了多元化的工作参与群体的形成,这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逻辑关联。因此,在分析数字平台工作甚至是工作非标准化的议题中,不可忽略劳动者的主体性因素。具体表现为:劳动者的工作动机是什么?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工作行为究竟是怎样的?因此,本文试图从劳动者工作行为的角度对这一议题进行挖掘。即深入探索,数字技术促成的“数字平台工作参与者”是怎样一个群体?

目前,对这一新型工作群体的研究尚缺乏长期、系统的数据支持,一些互联网平台正对平台用户群进行研究调查,但数据仅在公司内部使用(Hall、Krueger,2018)。大部分学者都是在个案分析基础上进行研究,且已有研究大多立足于西方的经济社会环境。作为补充,我们在中国的情境下,采用U网约车平台问卷调查数据和司机工作行为数据,来定量研究数字平台工作模式下劳动者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数字平台工作参与群体基本特征

本研究使用U网约车平台工作参与群体的抽样问卷调研和部分后台数据。U网约车平台于2014年2月进入中国市场,此后其市场份额迅速增长,成为当时中国移动出行领域主要平台之一。同时,它也是典型的按需工作平台(On-Demand Work Platform)。因此,以U平台工作参与群体作为分析对象对于本研究议题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劳动供给总体特征

本部分描述了网约车司机劳动供给的整体分布情况。根据样本司机共10周(2016年3月7日至2016年5月15日)的运行记录数据,我们统计了样本司机周均行驶里程、服务时长、基础收入等指标随时间变化的趋势。

我们归纳出劳动者在数字平台上工作行为的一些基本特征:

(1)劳动者总体劳动供给均值水平不高,但在分布上呈现较大的离散性;

(2)劳动者在劳动供给水平与劳动供给持续性方面呈现出不一致的特征,劳动供给持续并不必然代表其劳动供给水平更高,有20.44%的司机劳动供给连续性较好,但在工作量上处于较低水平。

结论与讨论

本文依据U网约车平台问卷调查数据和劳动者工作行为数据,描绘了群体基本特征、劳动供给总体特征并对个体层面劳动供给的差异性进行了初步解释。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劳动者总体劳动供给水平不高,但在分布上呈现较大的离散性,劳动者在劳动供给水平与劳动供给持续性方面呈现出不一致的特征。

第二,学历、户籍因素对于劳动供给水平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但对于劳动供给连续性方面解释力较弱。之前工作为灵活就业或处于失业状态的劳动者,以及单位性质属于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工作转换成本较低,是这种仅要求通用技能的数字工作平台的主要劳动供给者。学历较高、非本地户籍司机群体也有较为频繁的参与记录,但平均劳动供给时长并不高,他们仅将这份工作作为收入的补充来源。

第三,平台有竞争力的收入水平是较低学历司机和不具有本地户籍司机积极参与平台劳动供给的主要原因,但这无法解释较高学历司机和本地司机的劳动供给行为。

基于如上研究结论,我们进行以下几点讨论:

首先,必须对本文研究对象的代表性和局限性予以说明。由于驾驶行业的特殊性,网约车司机在性别、年龄结构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例如男性占比显著高于女性;驾龄较长的劳动者驾驶技术更为熟练,因而也更加有可能参与到这份工作中来。这些特征对于送餐、家政服务、在线众包等数字平台显然是不适用的。但是,网约车司机群体在某些方面对于数字平台工作参与群体又有较好的代表性,其在工作动机、劳动供给水平、劳动供给持续性等方面都存在着内部的分化。对于部分劳动者,他们仅仅将平台工作视为“打零工”,将平台收入作为本职工作收入的补充,因而对平台的经济依赖性较小;而对于另一部分劳动者,他们由于自身人力资本水平限制等因素,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的正规工作机会较少,从而被迫到数字平台上工作,因此对平台产生了较强的经济依赖性。这一研究结论与部分国外数字平台工作群体的调查结论是一致的。

第二,应对部分劳动者的社会风险承担能力给予关注。数字平台通过一种使劳动者“自愿”的方式,刺激劳动者增加工作时长。在群体异质性的背景下,对平台经济依赖性较高的群体劳动供给弹性往往更高。由于数字平台工作特殊的性质,他们更有可能成为平台上承受市场风险和社会风险较高的群体。在数字平台“分散”的工作组织情境下,他们不具有通过传统手段(如集体谈判)来获取正当权益的渠道,也被排除在基于雇佣关系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因此,这部分劳动者面临的潜在风险及承担能力值得重点关注。

第三,应关注“组织”消失情境下劳动者的社会融入问题。我国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特征以及户籍制度促成了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人口群体的形成。从上文对于数字平台从业者的分析中,我们同样发现人力资本水平较低、非本地户籍、尤其是不具有本地居住证的司机专职从业比例更高,劳动供给水平和持续性也更高。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基于技能差异的“新二元社会”可能形成(杨伟国、周宁,2017)。在传统的雇佣框架下,劳动者可以依托于工作单位来实现社会融入;但在数字工作平台中,以往工作所依托的实体“组织”消失了,代之以虚拟的应用程序平台。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如何实现社会融入?这也是未来应当详细讨论的议题。

受一些因素的影响,本文在数据采集和变量测量方面还有一定的不足,且本文的数据描述仅反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而缺乏因果关系的阐释,对内在机制的剖析还需要更为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依据。但目前关于数字平台工作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认为本文对于这一工作群体特征的探索性研究还是具有较高价值和意义的。一些更为细致的分析,还有待后续做持续的跟进研究。​

该文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2018年第11期上转载,原载于《人口研究》(京),2018.4.7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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