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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绪亮:互联网平台经济:未来商业生长的逻辑与治理规则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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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1 10:23: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点评人:吴绪亮,经济学博士,法学博士后,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顾问。主要从事互联网经济学、数字市场竞争与监管合规等方面研究。加入腾讯前,曾在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从事访学研究,任教于东北财经大学并担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副主任、《产业组织评论》编辑部主任,及任职于美菱集团总经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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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并不是互联网出现以后才有的新事物,之前的银行卡、报纸、电视等产业都是典型的平台经济。甚至可以说,从有人类经济活动以来就有了平台经济,比如古老的集市。但是,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使得互联网平台上的交易成本(包括搜索成本、信息成本、金融支付成本等等)极大降低,这就使得互联网平台经济快速发展起来,正在成为引领未来商业模式的主流组织形态。与此同时,关于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商业逻辑,以及与此相关的公共治理和平台治理规则重构也越来越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

从经济学视角来看,与传统经济形态相比,互联网平台经济展现出了很多有新意的特征,包括生产者的边际成本大幅度降低,搜寻与匹配带来的交易成本大幅度降低,网络经济,批量生产带来的规模经济,流量、算法与数据等核心要素带来的范围经济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跨界竞争,以增值服务和双边市场为典型代表的价格交叉补贴等等。但是就互联网平台的本质界定来说,这些特征中最核心的一点是双边市场及其相关联的交叉补贴。因此,理解了双边市场,才能深刻理解平台经济这种引领未来商业生长的组织形态的逻辑。

双边市场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近十来年,关于其本质的经济学刻画主要包括“价格结构非中性”(non-neutralityof the price structure)和“组间交叉外部性”(cross-group externalities)两种,但本质上是殊途同归。“价格结构非中性”指出,平台所收取的总费用为收取买卖双方的费用之和。如果买方和卖方用户之间的交易量的大小仅仅依赖于平台收取的价格总水平,这样的市场称为单边市场。如果不仅取决于平台所收取的价格总水平,而且还依赖于价格总水平在两类用户之间的分配情况,则为双边市场。“组间交叉外部性”则强调平台一侧用户数量的增加,会给另一侧用户的效用带来提升。

由此,我们可以将互联网平台界定为具有双边市场特征的互联网经济组织。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互联网平台的价值,实际上就在于内化互联网平台一边对另一边的外部性。根据这一界定,大部分的互联网企业都可以说是互联网平台企业,最典型的平台商业模式就是广告。

对此,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召集人张穹的文章《平台竞争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平台是在互联网技术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社会分工协作组织形式。尽管平台很早就有,但作为一种大规模协作组织形式,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后才有的。一般认为,平台就是成功地聚集、组织起两边或多边的市场。虽然平台的经营者仍然表现为公司,但是其经营的内容与传统公司不同,平台企业经营的是市场。正因为此,有学者认为平台兼具企业和市场两种属性。因此,“平台”一词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含义,有时指平台企业,有时指平台市场。在不同的场合,我们应分清自己或别人是在哪种含义上使用“平台”一词。

在对平台经济商业逻辑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再去观察互联网平台经济的治理规则重构问题。“治理”同样是一个应用非常宽泛而含义极其复杂的概念。从互联网平台这个语境来说,“治理(governance)”更多是与“规制(regulation)”相对而言的,前者侧重的是平台内部及其所连接主体之间的制度规范与权力制衡,而后者更多的是强调外部机构对平台的监管。如果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治理”也可以归结为“规制”的一个特殊种类,即学术研究中的“自规制(self-regulation)”。因此,“治理”和“规制”之间实际上也存在转换。一方面,平台自规制做得好,政府监管就可以少一点;另一方面,如果给平台过多的责任,甚至把平台逼成“二政府”,也不利于平台发展。那么,如何在政府、平台主体、第三方、消费者、商家等等诸多利益相关方之间寻求平衡点,实现激励相融(incentive compatibility),就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对平台经济的治理规则问题,张穹认为,由于平台企业要将平台市场的双边组织、聚集起来,因此跨边网络效应是最重要的。可以说,如果没有跨边网络效应,就很难将平台市场组织起来。因此,寡占或独占的市场格局是由平台经济的内在规律引起的。因为网络越大,对网络参与者及社会而言,其价值越大,因此大型甚至超大型平台是有效率的。这一点,可以从市场的角度来理解,大型平台意味着大型市场,统一的没有分割的大市场是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此外,也可以从企业的规模经济角度来理解,对平台企业而言,其边际成本是递减甚至为零的,这表明大型平台企业具有规模经济特征。

平台经济的这种现象与传统工业经济有所不同。在传统工业经济中,一般认为寡占或独占是不利于资源配置的。因此,平台经济的这种现象用传统的完全市场竞争模型难以完全解释,需要在基本竞争理论上有所突破,寻找新的理论解释。平台经济拥有很多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特征,而且现有与平台经济相关的经济理论和法律制度尚不健全,从而导致了反垄断治理在实践中面临一些困难与挑战。吴汉洪和刘雅甜就认为,平台经济作为基于新兴技术兴起的新型经济形态,代表着未来产业变革的趋势,竞争执法机构在评估相关案件时,应该采取宽大审慎的态度,保护市场的公平竞争与创新模式,激发市场活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竞争执法机构应当对平台经济中损害市场竞争的行为视而不见。与其他部门一样,反垄断政策依旧是阻止和补救平台经济中反竞争活动的重要工具。不过,竞争执法机构在进行反垄断分析时,应该了解平台经济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可能对反垄断政策带来的问题和挑战,进而更新和完善分析方法。

此外,关于平台如何影响劳动收入分配和劳动供给,申广军和刘超的文章《信息技术的分配效应》、杨伟国和王琦的文章《数字平台工作参与群体》进行了有价值的实证分析。申广军和刘超认为,虽然信息技术被广泛认为是第三次科技革命最有力的引擎,但是对于信息技术如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仍缺少经验分析。并且,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信息技术的“增长效应”,即信息技术对行业或者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关于信息技术的“分配效应”的研究更加匮乏。他们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2007年的微观数据,分析企业使用信息技术对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

数字平台就业已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上不可忽视的现象。这种就业模式突破了传统雇佣就业和自雇就业的范畴,引发了学者的广泛关注。除了基于平台行为及平台规则的分析之外,基于工作群体的实证分析也应作为本研究领域的重要一环。然而由于数据来源限制,相关研究仍相当有限。杨伟国和王琦使用U网约车平台司机问卷调查数据,描述了数字平台工作人群基本人口学特征和劳动供给特征,并对个体层面劳动供给的差异予以初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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