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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光:中国消费增长的隐忧与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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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19 21:44: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源:FT中文网



作者丨沈建光  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6月的网上消费狂欢节618又是非常火爆,很多高端商品,包括汽车,都供不应求。但另一方面,自去年4季度以来,中国社会零售总额的增速出现明显的下行。虽然5月社零数据相比4月有所回暖,消费者信心指数仍整体呈现上扬态势,但消费意愿分项却在2月之后出现了显著下行。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消费企稳无疑是未来中国经济稳增长的重要保证。那么中国消费增长面临哪些束缚?而中国作为14亿人口的全球最大市场,消费增长潜力仍然十分巨大,消费前景广阔,如何破除束缚释放消费潜力?



在笔者看来,当前有三大因素制约了中国消费的增长:



潜在增长率趋势性下滑,居民中长期收入增速下行



一国中长期增长水平决定了其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笔者在之前的专栏文章《本轮刺激政策与2008年有何不同?》中就提到,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现实发生了深刻变化,诸多结构性因素制约之下潜在增长率逐年下滑,截至目前已降至6-7%的区间;这决定了居民的中长期收入面临下行,从趋势上来看似乎难以避免;而去年以来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则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趋势。



在此情况下,消费者对于中长期收入增速下降的预期已经形成,理性行为之下可能主动增加预防性储蓄、减少当期消费。数据显示,居民储蓄自2018下半年以来持续走高,金融机构居民存款累计增速在去年四季度为56.5%,今年一季度也维持在42.2%的高位,而过去几年这一数字一直在20%以内。



就业压力抬升,消费倾向降低



笔者观察到,一季度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实际增速走势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收入增速较去年四季度略有提升,但支出增速则进一步下降0.5个百分点至4.1%。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之间所表现出的背离,表明消费者很可能下调了其边际消费倾向,是增长的一大隐忧。



今年以来,多项数据却表明当前就业压力可能已在抬升。例如,5月PMI就业分项创历史新低,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为47.0,比上月下降0.2,表明制造业企业用工量回落,非制造业就业指数也长期位于荣枯线以下。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CIER)一季度也出现了下滑,二三线城市一季度下行较快,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分项本就处于低位,大型企业高位下行;此外,伴随着近期的裁员潮,互联网企业就业景气度一季度明显下挫。在笔者看来,就业压力传导至收入端、信心端,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言而喻,稳就业和促消费将是一个长期的课题。



房地产调控常态化、棚改退潮,财富效应缩水



笔者早在专栏文章《中国消费之谜:升级还是降级?》中就已经指出,2015-2017年中国各城市房价普遍上涨,尤其棚改货币化推行以来,除一二线等领头羊之外,三四线城市房价也水涨船高,有房一族收获了显著的财富效应,极大的刺激了其消费行为。而自2016年下半年提出“房住不炒”以来,房地产调控逐步常态化,尤其并未因经济下行压力而再次放松;持续了数年的棚改货币化也开始退潮,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9年全国棚户区改造建设计划仅为285万套,较过去几年近乎腰斩,PSL贷款余额增速也一路下行。



调控之下,近两年房价的整体平稳。在预期房价长期保持平稳的情况下,居民部门高负债率对于消费的挤出效应开始显现,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与家具、家电、建材等地产类消费增速自2016年下半年均开始趋势下行,走势大体一致。



县域消费潜力仍存,消费升级趋势不改



包括农村在内的县域消费增长潜力巨大。数据表明,近年来自县城居民的网购消费增长迅速,活跃度已超过一二线城市。而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则更加巨大,尽管多年来城乡消费始终存在巨大差距,但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常年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必然引致农村的消费需求增加,此外,由于诸多“三农”优惠政策以及外出打工收入增速下滑,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返乡或就近打工,近年来农民工选择就近打工的占比逐渐提升,2018年全国范围内选择省内打工的农民工占比达到56%,农村消费的人口条件也较为有利。



消费升级带来的增长空间不容忽视,表现为品质化、高端化消费增长迅速。例如,根据要客研究院的统计,2018年中国全球奢侈品消费额同比增长7%至1457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市场的42%;过去5年农村居民的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支出分项占比也有所提升,人均旅游支出花费的增速持续高于城镇居民。



提振消费重在结构性改革



短期来看,消费的提振仍然相对依赖政策,如落实好减税降费、就业优先以及对于耐用品更新消费的直接刺激政策等,而年初至今官方出台的各类消费刺激政策力度弱于以往、减税降费的效果一定程度上也被海外严峻局势所对冲,后续可能需要中央和地方出台更大力度的逆周期调控政策。然而,短期的需求管理手段可解一时之渴,却并非长久之计;在笔者看来,中国消费增长的长期转机,仍然在于结构性改革:



一是在居民端,加大收入分配力度,提升居民长期可支配收入水平。当前个人所得税改革相关措施已经落地,但个人所得税在中国缴纳人群基数较低,提升起征点等措施能够惠及的人数有限,大多数居民并未享受到减税福利。考虑到降低养老金费率有一定空间,应尽快推动社保费率降低的相关措施落地,以扩大减税降费的惠及范围,提升居民中长期可支配收入水平。



二是在企业端,加大企业减负的政策力度,稳定就业预期。从历史情况来看,就业水平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就业水平同步走低,我们预期2019年劳动力市场可能承压;而对未来就业状态和收入水平的不确定性上升,将显著影响消费者信心。具体措施上,关键在于为企业减负,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



三是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改革,充分激发县域消费潜力。例如,积极加快产业升级、减少限制和垄断,提供可以满足消费升级需要的高品质服务供给;在收入层面除落实好减税降费以外,加速推进农村“三块地”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藏富于民,以增收促进消费;同时加快推进县、镇、乡、村各级消费基础设施如电商物流网络的建设、扫清县域居民消费的物理障碍等措施均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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