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莱费尔：经济浪费与垄断资本时代的生产劳动理论重构

Ivo

简介

• 作者：亨利克·斯莱费尔（1947-）系波兰经济学家，曾执教于华沙大学政治学系，在1993-2008年为波兰战略与政策规划部门主任。
• 译者：张雪琴，经济学博士，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外左翼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与经济停滞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7CKS029）的阶段性成果。
• 本文发表于《天府新论》2018年第4期。
  
• 该文是对亨利克·斯莱费尔的专题论文《经济剩余和剩余价值：一个尝试性综合》的补遗的重大扩展和修正版。《经济剩余和剩余价值：一个尝试性比较》于1979年8月刊载于经济分析局不定期文章第78卷第3期。该文由玛丽亚·赫米莱夫斯卡·斯莱费尔（Maria Chmielewska-Szlaifer）由波兰语翻译为英语。原文无摘要和关键词，系译者添加。
  
  

摘  要  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一个重要问题。从现代资本主义的视角来看，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问题可以被经验性地描述为浪费日益增长的趋势。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标准之争，最重要的是关于使用价值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以及积累理论中所具有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使用价值问题以及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问题被视为分析的两个不同层次。在第一层次，马克思区分了使用价值一般与特定的资本主义的使用价值（生产劳动）的概念；在第二层次，这些概念与个体以及总资本再生产的具体条件相关。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理论，需要对这两个层次的分析都加以考察。

关键词  经济浪费   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   使用价值   垄断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

引言

今天，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马克思并不是最早卷入这一经济学争论的学者。因为缺乏其他参考起点，这里我主要集中于《资本论》以及马克思的相关文献。[1]然而，我想强调的是，我的目的在于系统分析这一问题，这是为何将与此相关的批评意见集中于这一基本层面的原因。

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问题，从现代资本主义的视角来看，具体通过如下三种形式表明了问题本身：（1）服务业部门就业的快速扩张；（2）这一部门的商业化与“资本化”以及在这一部门所盛行的劳动关系；以及（3）我们不想将其视为社会生产活动的表现的商品生产（比如军备）。[2]换句话说，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问题被经验性地描述为浪费日益增长的趋势。

对与此相关的经验现象的理论分析要求我们不断尝试：（1）到底什么样的标准能使我们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区分开来；（2）用于分析垄断资本主义实际情形的标准是什么；以及（3）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根据马克思自己的认识论观点所提供的工具以详细探讨经济浪费不断扩大的成因和形式，并得出一些结论。

[1] 在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和约翰·伊特韦尔（John Eatwell）编写的著名教材，《现代经济学导论》中，读者找不到论述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劳动的问题，甚至在专门介绍马克思的那一章也找不到一个与此相关的字眼。参阅Joan Robinson and John Eatwell ,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s, London: McGraw-Hill, 1973.

[2] 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在《劳动与垄断资本》的第19章集中探讨了第二个问题。不过，他的定义最后是以同意反复结束：“劳动可以……是非生产性的仅仅因为……它被资本家用于……非生产性功能而不是生产性的职能上”（中译本，第369-370页）。参阅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的劳动的退化》，方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第19章。

二

历史遗产

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标准之争，最重要的是关于使用价值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以及积累理论中所具有的作用。近来，也出现了一些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对该问题进行阐释的学说，这些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分析从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政治体系出发，并在功能性作用或者机能失调的背景下对此展开讨论。[1]对于此种解释，我认为完全可以忽视。

历史上，马克思主义者们倾向于将使用价值范畴置于政治经济学问题之外。最好的例子是鲁道夫·希法亭对庞巴维克的驳斥。希法亭写道，“商品的自然方面，它的使用价值，在经济学领域之外”。[2]类似的评论也可以在保罗·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中找到。[3]

对这一观点的支持通常引证自《剩余价值理论》：

“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说，生产劳动是这样一种雇佣劳动，它同资本的可变部分（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相交换，不仅把这部分资本（也就是自己劳动能力的价值）再生产出来，而且，除此之外，还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4]

“生产劳动是对劳动所下的同劳动的一定内容，同劳动的特殊效用或劳动所借以表现的特殊使用价值绝对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定义”。[5]

以这些引证为基础，通常会得出如下结论：就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规律而言，使用价值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不起什么作用，因为这一概念仅仅提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得使用价值基本上处于与历史无关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领域。

反对关于使用价值问题的上述规定的思想出现的相对较晚。但是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传统规定的大量批评，在20世纪50年代就涌现出来了。

通过对这一解释进行重新评价，我们可以大致区分出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尤以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为代表。这种观点的主要目的，在于证明使用价值的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具有重要作用。[6]罗斯多尔斯基有力地指出，使用价值这一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许多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货币问题、劳动力、再生产图式、固定资本以及流动资本）。然而，他没有清楚的区分使用价值一般（use value in general）和我下面即将讨论的特定的资本主义的使用价值（the specifically capitalist use value）。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20世纪60~70年代的作品基本上与之类似。[7]

雅各布·莫里斯（Jacob Morris）在20世纪50年代对约瑟夫·吉尔曼（Joseph Gillman）《利润率下降》（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一书的讨论中，开创了对该问题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另一种观点。[8]与此同时，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巴兰也提供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一种新视角。同莫里斯倾向于证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标准应该源自再生产图式以及资本积累的技术性条件相反，巴兰显然超越了对马克思文本的“纯粹训诂学”的解释。在资本积累观点的基础上，巴兰首先试图提供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一种新定义。让我们回顾一下他的定义：非生产性劳动“包括为了满足在资本主义特定条件和生产关系下产生的产品和劳务需求而从事的全部劳动，这在合理组织的社会中是不存在的”。[9]

人们可以立即发现这一定义源自不同于作为传统解释内核的认识论。自相矛盾的是，在这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观点，即认为，分析的起点应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历史性特征。然而，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忽视了应用这一方法所需要的额外的标准（物质产品与非物质产品、生产的技术条件以及使用价值的分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等）。这是方法论上的创新，并且同时是对马克思主义主流观点的创新，因为它使得我们可以，从资本以及从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的这一特殊存在的视角出发，提出关于浪费的问题。这一提问的方式使得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从事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新形式的理论分析成为可能。

后来的所有讨论基本上都没有超出建立在罗斯多尔斯基或者莫里斯所提出的批判视角。此外，绝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巴兰，以及此后巴兰和斯威齐在探讨经济剩余范畴时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所持的观点（巴兰和斯威齐主要从他们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理解上提出了经济剩余的概念）。[10]

我认为，我大致是在上述问题要求我们应用历史主义原则的意义上接受巴兰的观点的。然而，考虑到在多大程度上马克思的初始观点（original statements）能够“无痛的”采纳巴兰的观点，这并没有使得我们在回答上述问题上减轻多少压力。根据我们的分析，马克思的理论也要接受历史主义原则，并且因此必须被重新阐述。马克思主义方法则不受此限。但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不可避免地要遭受这一限制。[11]

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的两个层次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使用价值问题以及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问题被视为分析的两个不同层次。在第一层次，马克思区分了使用价值一般与特定的资本主义的使用价值（生产劳动）的概念。在第二层次，这些概念与个体以及总资本再生产的具体条件相关。[1]

因此，重建马克思主义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理论，需要对这两个层次的分析都加以考察。因为，偏重于两个层次中的一个，都不过是对亚当·斯密的第一个或者第二个定义的机械重复。这将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方法被还原为在正确的斯密与错误的斯密之间进行单一选择。[2]

接下来，让我们从使用价值和生产劳动开始考察分析的两个层次。马克思写道：

“只有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当作生产的绝对形式、因而当作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的资产阶级狭隘眼界，才会把从资本的观点来看什么是生产劳动的问题，同一般说来哪一种劳动是生产的或什么是生产劳动的问题混为一谈，并且因此自作聪明地回答说，凡是生产某种东西、取得某种结果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3]

在这一引证中，存在关于两种类型的生产率的明显区别：资本视角下的生产率以及生产率一般。类似的区别也可以在马克思论述使用价值时找到：

“用来生产商品的劳动必须是有用劳动，必须生产某种使用价值，必须表现为某种使用价值。所以，只有表现为商品、也就是表现为使用价值的劳动，才是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是不言而喻的前提。但是，不是劳动的这种具体性质，不是劳动的使用价值本身，因而，不是由于劳动是例如裁缝的劳动、鞋匠的劳动、纺工的劳动、织工的劳动等等——不是这一点构成劳动对资本的特殊使用价值，不是这一点使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打上生产劳动的印记。”[4]

这为使用价值一般与特定的资本主义的使用价值提供了清楚的区分标准。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集合：

在何种条件下是不等的关系，而在何种条件下又是相等的关系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要求采取分析的第二个层次，即考察个体资本以及总资本的再生产的具体条件。

《资本论》表明，马克思的主要目的在于强调特定的、对资本而言的使用价值和生产劳动那些方面。这源自马克思理论的基本目的：为在资本主义思想中被视为“自然”，换言之，被视为永恒的那些概念和范畴，提供批判性分析的视角。此外，说明这些概念和范畴的特定的资本主义形式以及拜物教现象，并不意味着失去比如在剩余价值或劳动范畴中所蕴含的一般性特征。无论如何，人们肯定能够理解马克思这一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即剩余价值不过是剩余劳动时间的一种资本主义形式，并且资本主义是社会生产的一种对抗形式。

因此，一定存在一种协调上述具有重大区别的集合的机制。单个资本与总资本的矛盾就是这一机制。接下来的论点可以被概括为：如果在分析中使用单个资本作为分析起点，生产劳动和使用价值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将在宏观层面上被割裂，而当我们研究总资本的再生产时，我们将会再次得到这一结合。这一结合源自如下事实，即如果抽象劳动的首要目标在于其价值的增殖，它可以主要通过物质财富的增加得到实现（使用价值一般的总和即集合（1））。值得强调的是，这一观点明确反映了马克思在解决其他问题时也使用的方法论。让我们不妨回顾劳动时间与决定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矛盾这一问题。在这一例子中，我们也必须面临在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之间进行协调的问题。[5]

从个体资本的角度，关于抽象劳动、生产劳动作为为其资本的所有者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的定义，并不会产生任何疑惑。因为，对单个资本家而言，在他的企业所生产的商品的具体的物质形态，实际上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他既在物质也在非物质领域增加其资本。根据马克思的看法，“事实上，一个生产部门和另一个生产部门一样好或一样坏。每个生产部门都提供同样的利润，而且，如果它所生产的商品不去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它就是无用的”。[6]

然而，上述关于生产劳动的定义在“考察社会总资本及其产品价值时”就显得不够充分了。[7]这源自如下考虑“在W'……W'运动中，正是要通过说明总产品W'的每一价值部分会变成什么，才能认识社会再生产的条件”。[8]

在这一全面、彻底的解释中，马克思明确地讨论了使用价值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所起的作用。这一解释进一步深化了上述结论：

“当我们从单个资本的角度来考察资本的价值生产和产品价值时，商品产品的实物形式，对于分析是完全无关的……我们必须考察的是直接的生产过程本身。这种生产过程，在任何场合，都表现为一个单个资本的过程。说到资本的再生产，我们只要假定，代表资本价值的那部分商品产品，会在流通领域内找到机会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要素，从而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资本的形式。同样，我们只要假定，工人和资本家会在市场上找到他们用工资和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但是，当我们考察社会总资本及其产品价值时，这种仅仅从形式上来说明的方法，就不够用了。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另一部分进入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这在表现出总资本执行职能的结果的产品价值本身内形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9]

因此，在总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结果是从单个资本家的角度可以被定义为生产性的劳动，实际上应该被纳入非生产劳动之中。[10]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货币形式的）黄金的生产。根据马克思，凝结在黄金中的剩余价值“对社会生产的规模相应地是一种削减”，这是从积累过程中取走一部分劳动。[11]正如马克思所言，“要积累，就必须把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但是，如果不是出现奇迹，能够转化为资本的，只是在劳动过程中可使用的物品，即生产资料，以及工人用以维持自身的物品，即生活资料”。[12]

处于货币形式的黄金一般来说并不是使用价值，即它不是实际财富的组成部分；但是它是一种特定的资本主义的使用价值。[13]黄金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是关于商品被剥夺了其基本特征，即使用价值一般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一缘故，商品成为了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生产过程的一种使用价值（尽管仅仅只是在形式上）。换句话说，它是转变为一种具有形式上的使用价值（a formal use value）的商品。

这里我们可以补充一点，生产劳动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商品作为抽象劳动（价值）和具体劳动（使用价值）的统一中得到了界定。从总资本再生产的角度来看，没有创造使用价值一般的劳动不是生产劳动。换句话说，从总资本的角度来看，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是导致剩余价值生产的第一步；正是这一最根本的条件限制了可能表现为资本的使用价值的样本（sample）（斜体为斯莱费尔所加——译者注）。但是这一否定性假定，仍然不足以完全界定生产劳动。这就是为何马克思引入了另一个标准，在文献中已经充分讨论的标准——功能性标准（the functional criterion）。他将生产劳动定义为，在生产使用价值时，劳动已经耗尽，并且在再生产过程中将反过来充当资本的职能，因为当货币与非生产劳动交换时，“货币和劳动只作为商品相互交换。因此，这种交换不形成资本，这种交换是收入的支出”。[14]

然而，一定要强调的是功能性标准不会导致上述分析出现重大变化。因为这是一个限制性标准，它将从资本视角观察到的生产劳动集合中转化为由剩余价值提供的作为消费部分的资金的劳动类型排除在外。这一功能性标准意味着从既适用于单个资本也适用于总资本的角度提出问题。

就目前的分析而言，可以得出两点结论。首先，根据马克思，资本主义仅仅是一种具有对抗性的生产方式；其次，资本仅仅是劳动和剩余产品的一种特定形式，并且因此仅仅是使用价值一般的一种历史形式。

人大经济论坛

Ivo

四
一些其他标准
在我开始对表1展开批判性分析之前，我想谈谈用于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一些其他标准。
最常见的标准是建立在区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基础之上的标准。那些批判马克思理论的批评家们也特别热衷于强调这一标准。比如，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写道：
“通常我们可以从马克思那里推测出生产劳动是用于物质对象的体力劳动；但是从一些零星的评论中显示出马克思准备将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而是督使他人工作的生产商（producer），比如工程师或者工厂的设计师，视为生产劳动。然而，在此情况下，这一区分是极其模糊的并且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实践上以及理论上的困境。”[1]
不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科拉科夫斯基所提到的标准是有明确的界定的。首先，这一标准并不涉及区分与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相关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而针对的是劳动的技术分工的历史形式（histotical forms of technical division of labor）；其次，由于马克思将劳动的技术分工视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元素（并且这不能在“停滞”或者“极限状态”的范畴下进行描述），生产剩余价值一般的生产性工人的范畴不能取得一劳永逸的定义。这一概念有其历史维度并且往往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具体水平。[2]
从马克思的作品中，人们还能推断出另一个关于生产劳动的标准，而这通常被传统解释所忽视，并且与资本的生产性作用（the productive role of capital）的概念相关。这一标准超越了分析这一问题的传统框架，不过它的参照点是资本的历史功能。
马克思在《1857-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尤其强调资本的历史功能的一个方面是生产新的需要，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剩余劳动时间的需要。资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创造这类需要以及因此将剩余劳动时间的压力转化为程式化的被工人所吸收的活动，可以由其满足生产性职能的程度所决定。从生产的观点来看这一问题，这等同于资本倾向于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毫不吝惜的强调，比如他写道，“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3]此外，他也指出了资本对需要（即生产剩余价值一般）产生影响的三种基本方式 ：“第一，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4]
正如我已经强调的，如此规定的生产率标准并不直接涉及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别。但是它暗示了接下来对该问题深入讨论中存在的一些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对使用价值范畴分析的深化，而第二个包含了在垄断资本的框架下对特定资本主义及其形式上的使用价值范畴的发展。

[1]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Its Rise, Growth and Dissolution, vol.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331.
[2] “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上面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总体工人中的每一单个成员来说，就不再适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5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9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91页。

五
再论使用价值一般
毫无疑问，无论马克思在哪里谈到使用价值，他都是将这一范畴与有用性、对消费者一般是有用的这一属性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生产部门，他写道，“如果它所生产的商品不去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它就是无用的”。[1]
此外，上述资本对消费产生影响的第三种形式，通过“生产新的需要”，被马克思视为一种能够有助于构建“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的积极活动。[2]
根据《资本论》中的相关理论，这意味着物质生产部门、创造财富的部门所生产的物品，事实上是有用物品。他们的效用并不是源自资本积累这一特殊过程，而是表现为这一过程中的一个独立因素。根据马克思，“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3]并且在另一处，他写道“因此，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4]因此，马克思关于使用价值所得出的最根本的结论为，“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商品体的这种性质，同人取得它的使用属性所耗费的劳动的多少没有关系（斜线系作者所加——译者注）”。[5]
我相信，从上述引证中可以得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使用价值是自然过程的一个元素，然而使用价值“篮子”的扩大构成了一个社会过程。因此，物品的效用并不要求劳动的耗费——它是由外部所决定的。劳动的耗费只有在占用效用时才被需要。高夫（Gough）一针见血地指出：“对马克思而言……使用价值是需求的任何东西。因此一个历史性观点……是难以扩展到所生产物品的属性上的”。[6]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1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9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6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8页。
[6] Gough ,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e and unproductive labour”, p.60.

六
垄断资本与浪费
如果我们假定马克思主义关于使用价值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这似乎与垄断资本主义的现实不相符。因为这一相关关系，并没有完全反映将其转变为社会存在的一种要素这一复杂的使用价值社会化的过程。此外，它意味着，这一范畴也失去了其“外部性”，以及不适于解释不仅在占有行为而且在生产商品的有效性上劳动支出的必要性。
这意味着需要回到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提出的问题上。在讨论使用价值范畴时，马克思决不认为这一问题已经（在《资本论》第一章）得到了解决。相反，他认为需要解释“使用价值在怎样的范围内作为物质前提处在经济学及其形式规定之外，又在怎样的范围内进入经济学”。[1]上述分析也提出了另外的问题，这些问题与资本主义的特定阶段和形式上的使用价值（the notions of specifically capitalist and formal use values）的概念相关。
然而，存在将这些问题与垄断资本联系起来的重大理由吗？我认为是的。垄断资本的现实，本应该是推动经济学家分析浪费问题以及社会产出结构问题——简而言之，意识到将使用价值作为经济学的正当目标——的有力刺激。正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非生产劳动的传统形式得到了加强，并且出现了与浪费相关的非生产劳动的新形式。非生产劳动的新旧形式对生产和消费结构以及资本积累率的影响日益加强，以至于人们不能仅仅忽视它，或者将其视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特有”兴趣点的附属物。
此外，与马克思的方法一致，人们应该在限制垄断资本积累的障碍已经部分被跨越的条件下，探寻非生产劳动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经济重要性日益增加的根源。在其他地方，我撰写了更多论述非生产劳动在垄断资本积累过程中同自由竞争阶段相比，在其作用上所具有的质的区别的文章。[2]非生产劳动在决定利润量、剩余价值以及利润率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已经足以证明上述观点（这是马克思所未曾预见到的）。在生产能力长期低效使用的情形下（这是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特征），它有助于减轻潜在剩余价值与所生产的实际剩余价值之间的差距。[3]迈克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将这一根深蒂固于浪费的经济作用的“矛盾”，简洁地描述为：“它允许利润提高到超过由私人投资和资本家消费所决定的限度”。[4]
正是基于此，对剩余日益增长的问题的分析才表现为经济分析中的新问题，即是对生产剩余价值的有关分析的补充。[5]然而，这一补充不应仅仅作为分析领域的机械扩张的方式，从而进行过分简单化的理解。如果我们认为，没有非生产劳动的增长，资本积累将难以为继，这意味着非生产劳动开始成为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主要条件。
然而，指出资本积累与非生产劳动的增加之间的正向关系，仅仅是分析作为垄断资本典型特征的浪费形式的第一步。假定存在如下一种相关关系，即资本→交换价值→“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可以通过分析非生产劳动和使用价值的新的、具体的形式得到证明，它们的效用无疑与资本主义的运行相关，而不是与（马克思意义上的）“需要”的扩张相关。在某种程度上，这等同于分析所谓的依赖效果（the dependence effects），加尔布雷斯（Galbraith）将其定义为“需要取决于它们被满足的方式”。[6]然而，我认为这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我指的不是“必要的需要”与由生产力发展所创造的“设计的需要”（contrived wants）之间隐含的区别，而只是执行生产剩余价值以提高资本积累率的职能的使用价值。因此，我指的是使用价值，其存在仅限于资本积累范围的历史界限以内。[7]
很容易发现这种提炼问题的方式非常接近上文所引用过的巴兰关于非生产劳动的定义。实际上，我不能设想人们能够在不使用这一定义的情况下，讨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非生产劳动的问题。我将竭力证明它构成了对马克思的概念的一个必要的修正，以适应垄断资本的具体现实。

Ivo

七
军事生产：关于形式上的使用价值的例子
巴兰关于非生产劳动的定义涉及到组织合理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概念。这就是为何由这一定义所限定的非生产劳动的概念并不与马克思的概念相一致。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巴兰采用了使用价值一般的标准。然而，巴兰所提供的定义——即使我们同意它没有反映这一特定的资本主义——允许我们从总资本的视角考察非生产劳动的新形式。但不仅如此。同时，这一定义清楚地表明该视角在垄断条件下其批判性潜力所具有的限制。在19世纪，采用总资本的视角面临对资本主义未来形成悲观看法的危险（李嘉图）。然而，自从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以来，这一观点已经是展开具体操作以拯救资本主义（各种形式的国家干预和计划）的基础。这是因为某种程度上的浪费生产力与垄断资本主义的运行密切相关，这只能从对总资本的批判的视角才能加以理解。
让我们以军事生产为例。许多学术著作论述了它对垄断资本积累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据保守估计，在1947-1972年间，军备与美国经济存在的如下关系就是明证：“通过乘数效应，在战后任意一年，国内生产总值（GNP）中约25%（直接或者间接）源自军事支出。通过约2万亿美元军事浪费所创造的战后繁荣肯定是战后资本主义最令人刺目的矛盾之一”。[1]
从总资本的角度看，军备生产（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奢侈品”生产的一个特例）是非生产劳动的一种新形式。同时，从用于生产“奢侈品”的单个资本的角度看，它显然是生产劳动的一种形式。因此，在军备生产中，我们发现了特定的资本主义使用价值以及生产劳动的纯粹本质（及其矛盾），而其根本性特征在于增加剩余价值。
然而，尽管这类生产构成了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理想”例子，除此之外，还存在大量关于生产力的浪费。然而人们不能仅仅是通过声明这一事实以自我满足。首先，在垄断资本条件下，正如已经表明的，浪费是增加总资本积累的万灵药。其次，军备生产是商品转变为使用价值的典型例子，其有效性是资本主义整个社会经济体系所生产的。
必须要强调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背景下探讨军备产品的问题时，军备——就像（处于货币形式的）黄金——是一种缺乏使用价值一般的商品。它（甚至在潜在的意义上）不能表现为一种生产资料或者消费资料，并且用于生产它的劳动是无法再生产的（unreproducible）。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在军备的例子中，我们处理的是仅表现为一种形式上的使用价值（a formal use value）的特殊商品。这一形式上的使用价值，正如马克思在他对货币的分析中所强调的，仅仅针对其“特定的社会职能（specific social function）”。总而言之，军备产品的有效性是由资本主义体系本身所生产出来的。正是基于此，根据巴兰，我们有了关于物品和服务的需求仅仅只是“取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具体条件和关系……”的一个明显例证。

然而，尽管军备产品反映了以形式上的使用价值或者非生产劳动的形态的出现，但是它仍然可以被视为对马克思理论的阐释，这可以在解释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分析的两个层次的概念下轻易得到。更多复杂的问题有待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概念下进行解释的是：发生在与垄断资本运行相联系的浪费的其他形式。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我将竭力勾勒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

[1] James Cypher, “Capitalist Planning and Military Expenditures”,Th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6, no.3, Fall 1974.人们经常会遇到如下观点：即认为军事支出的增长更多的与政治而非经济相关。因此，为再生产总体资本所必要的这一不断增加的浪费可以采取其他对社会有用的形式。从而垄断资本与军事生产之间的关系是偶然的，而不是因果关系。然而，美国垄断资本的历史清楚表明军备之所以成为浪费的一种必要形式仅仅是处于纯粹经济上的原因，而不仅仅是因为与苏联对抗。在赛费尔（Cypher）的文章中我们发现了关于这一假定的六个论据：（1）“没有任何私人资本市场受到侵犯”；（2）“相对于社会经济权力分配，军事支出至少是中性的”；（3）“增加传统国内市场供应的生产能力没有任何增加”;(4) “通过增加政府部门以及通过平衡预算的乘数效应，凯恩斯的停滞预期被控制住”；（5）“军事支出可以也被用作对抗周期的手段”；以及（6）“军事支出在创造投资需求上起到了重大作用，因为最终需求的构成已经被频繁的改变”，ibid.pp.7-8,11.See also M.Reich and D.Finkelhor, “Capitalism and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the obstacle to ‘conversion’”, in David Mermelstein, ed., Economics: Mainstream Readings and Radical Critiqu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and Michael Kidron, Western Capitalism since the War,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0, ch.3.

八
社会产品的结构与生产力的浪费
在再生产图式中，马克思区别了为资本家所需要的生产奢侈品的部门。同时，他指出其生产是从总资本的视角出发理解非生产劳动的一个例子。与马克思的 价值理论相一致，将奢侈品排除在（原文为include，这个地方应为笔误，作者应该想表示exclude——译者注）工人阶级的“消费篮子”之外，意味着将这类物品剥离出为所谓的由历史所决定的再生产劳动力的最低必要消费品的组成部分。通过这种方式，它们自动越过了生产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部分。因此无论从单个资本还是从总资本的角度看，所耗费的劳动都是生产性的。
对马克思处理工人消费品的物质构成变动问题的方法的简短总结，表明在消费需求结构中寻找浪费的要素，看上去是——在这一方法内——（在理论上）值得怀疑的一种尝试。并且，也不可能对包括在所谓的作为浪费的大众消费品中的任何物品进行分类。[1]
不难找到必然得出这类结论的原因。同马克思的理论相一致，包含在大众消费品中的所有物品，不仅代表交换价值也代表使用价值一般。这类物品的商品形式并不会改变它们的效用主要由工人对消费品的要求（requirement）所决定，而非由资本主义再生产和商品关系的需要 （need）所决定的事实。然而，马克思对使用价值问题的有限的历史解释，即其作为物质财富的本质，会妨碍对垄断资本所引发的变化的具体理解。
为了克服这一局限，有必要打破仍然盛行的非演化（nonevolutionary）的解释；或者，换句话说，有必要应用历史方法以分析使用价值一般的范畴。
有幸的是，我们也有能够推行这一认识论变化的理论范畴。我相信这将使得我们在看待消费需求的某些要素不仅仅是使用价值一般、也是使用价值一般与形式上的使用价值的结合，或者比较极端的情况（即仅仅是使用价值一般与形式上的使用价值的结合时）不再有任何障碍。换句话说，形式上的使用价值这一范畴，使得对以满足资本积累为唯一目标（并且是最重要的目标）的物品和劳务进行界定成为了可能。
然而，从总资本的角度来看，包括进工人的“消费篮子”的那些形式上的使用价值代表了生产劳动的一种特定的资本主义形式。这显然可以从马克思对货币形式的黄金或者军事支出的例子中得出。这些形式上的使用价值只能在一种新的组织状况下被决定，而这也是对资本的批判（these formal use values can be determined only in a new structural context, which is the critique of capital as such）。
因此，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不能认为在从总资本的视角与从社会的视角之间，只有所生产和实现的使用价值一般这一社会形式上的区分（参阅表1）。通过全面受制于产生需要（need）的过程以及物品的有效性本身，垄断资本也确保了这些视角之间的区别能够指导社会产品的结构（包括消费品）。亚历山大·柯基（Aliksander Ochocki）正确地强调，“消灭资本，我们不能仅仅消灭交换价值层面，也必须转变使用价值层面”。[2]
可以肯定的是，准确划定物品与表现（representing），尤其是形式上的使用价值与表现形式上的使用价值的物品以及使用价值一般之间的界限，是极为困难的任务，这取决于给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然而，就理论分析而言，指出上述界限存在已经足够。（然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为了界定与“真正需要”相关的消费品的初始标准，从而仅仅在扩大的工人的消费品中寻求浪费的做法只会走入死胡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的理论体系中，大众消费品结构及其特定要素的功能的问题很久之前已经不再是其他理论思考的“禁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是第一个在他的“炫耀性消费”的（conspicuous consumption）概念中质疑针对该问题的非演化方法的。并且他观察到，“严格地说，除了基于歧视性的金钱上的对比所作出的消费之外，别的消费都不应当列入明显浪费范围”（原文如此——译者注）。[3]罗伯特·默顿（Robert K.Merton），在将凡勃伦的观察一般化为消费的“潜在功能”（latent function）这一概念时，强调“如果将关于地位提高（staus-enhancement）或者地位重申（status-reaffirmation）的潜在功能从炫耀性消费中取消，这类消费将经历传统经济学家所未曾预见过的重大变化”。[4]
我认为，在巴兰关于非生产劳动的定义中，以及在巴兰和斯威齐关于经济剩余的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凡勃伦的理论明显在这里回荡着。[5]人们也可以认为马克思关于形式上的使用价值的范畴与默顿的“潜在功能”的概念相近。然而，考虑到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本框架，即使我们同意消费中的浪费的概念实际上与凡勃伦和默顿所提出的问题相一致，这还不算我们对分析对象进行了彻底探讨。
目前的文献主要是从有效需求结构这一视角（即实现问题）出发，强调非生产劳动的主要形式的问题。在我看来，就形式上的使用价值而言，这一标准方法是不够充分的。现在让我们考虑“所生产的使用价值”的一个经典例子：汽车。米山（Mishan）略带夸张的将其描述为“降临人间的巨大灾难之一”。[6]
今天，汽车被视为大众消费品的“天然（natural）”组成部分；同时，通过产品差异化程序以及型式的不断变动，其“潜在功能”被继续维持，并且其形式上的使用价值也被不断再生产出来。汽车的社会经济历史清楚的表明使用价值一般与形式上的使用价值之间的互相渗透；它也指出了关于形式上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与消费同竞争的新形式以及收入不平等分配之间的因果关系。琼·罗宾逊从汽车的历史中得出了如下结论：“汽车工业通过夺走公共交通的需求、提高其成本并且最终使其不能存在，从而将市场扩大至每个只要不是穷困至极的人都要购买汽车，而那些穷困至极的人只能待在家里的程度”。[7]甚至认为在垄断竞争中只有一种方法能够“刺激”并且“满足”消费者的提勃尔·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也不得不承认汽车“是一旦生产者掌管决策权，消费者只能坐以待毙的一个好例子”。[8]
我相信上述例子表明，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非生产劳动的概念不仅适用于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具体方法，也适用于该体系所生产的具有形式上的使用价值特征的商品。通过这种手段，我们能够将广告、消费者信用体系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成本、以及关于销售努力的其他形式作为生产这类商品的效用以及将其转变为“所生产的使用价值”的必要的特殊投入。从一个短期的视角来看，“产出”不断表现为型式的迅速变化、产品差异化、更低的质量标准等。从长期的视角来看，这一过程反映了有效需求结构以及生产结构的重大变化，而这要以垄断竞争和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为强制性前提（forcibly conditioned）。
然而，应该再次强调的是形式上的使用价值，就汽车的“潜在功能”这一例子而言，并不能起到类似于军事支出的作用。从总资本的视角来看，这类使用价值是关于生产劳动的例子；它们完成了仅仅间接的执行非生产消费的职能，因为这些产品的效用要求开启一种关于资本的非生产消费（比如广告）的机制。因此在垄断阶段，总资本视角使得源源不断的浪费的再生产得以合理化；因此这一视角的批判潜力极为有限。
在生产物品的有效性（即形式上的使用价值）的历史条件下，型式变化、产品差异化或者耐用品以及半耐用品加速“折旧（turn over）”的问题表现为这一历史及其合理补充（its logical supplement）的不可避免的产物，而非竞争的一种“蜕化”或者错误的形式。今天这一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正如在本文中我对巴兰的定义也部分“存疑”——将其纳入理论之中尚且有待讨论。汽车的例子也表明我们在不久之前尚且不曾怀疑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问题出现了一个新的维度。即，浪费是否与形式上的使用价值的大规模出现和垄断竞争存在关系，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存在关系，而这涉及到生产力领域。
然而，对涉及到一方面是生产劳动范畴与非生产劳动范畴，另一方面是对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明确手段的资本效率的评价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做全面的概念化的阐释，是需要单独进行研究的。因此，我将我的研究限定在表明与处理上述问题相关的两种可能的方式上，并将它们视为一场思想实验。
一个范围更窄的方法是针对生产能力和劳动的低效使用或者军备生产。浪费的这些形式对生产力发展而言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掣肘。然而，这只有在它导致潜在产出与实际产出之间差距拉大时，才是对发展的“质”的掣肘。因此，从总资本的视角来看，这类浪费是对生产力的一种非生产性利用（“消费”）。毫无疑问，巴兰关于“潜在剩余”的范畴是能够分析浪费与生产力之间的这类关系的一个理论范畴。
我们也可以研究垄断资本对生产力的“质”的影响。从生产过程、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抗、及其与垄断竞争的关系的视角进行分析，非生产劳动这一显著的新形式，意味着生产力从属于垄断资本的可能型式，而这将可能使得生产力倒退并且最终退化。比如，毫无疑问，与形式上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密切相关的产品差异化，是与限制标准化等的技术过程本身的差异化相一致的。[9]目前这种生产力发展的方式对自然环境和原料资源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最后，关于生产力的浪费最严重的例子，是劳动者以及技术进步的蜕化，这已经由布雷弗曼（Braverman）以巧妙的方式指出了：
“……机器除了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职能——这是机器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具有的特征——之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还具有使工人群众不能控制他们自己的劳动的职能。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一功绩的取得，是由于利用了那些强加人类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力的科技发展所体现的人类的巨大进步。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那些身受二百年资本拜物教的支配、实际上把机器当作征服人类的外来力量的人看来，这竟然是完全“合乎自然”的事情！”[10]
“毫无疑问，从实践的观点来看，并不存在什么东西能使数字控制下的机械过程不再是总体工匠的活动范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原因自然是数字控制下的机械过程提供了机会，可借以破坏手艺从而降低从手艺分解出来的各部分劳动的价格……能把操作分解为若干部分，并分给工资较低的操作工人去做的设计，是管理部门和工程师所追求的设计。他们使这种设计的价值如此重大，以致在他们看来，它就有自然法则的威力，或者说是科学的必然的威力”。[11]
这一方法将显著地拓展非生产劳动的概念。它不仅将既存产能的利用方式，还把生产过程本身及其组织方式纳入进来。并且，这一方法不仅会质疑制造形式上的使用价值的生产性特征，也会质疑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管理的生产性特征。
毫无疑问，这些方法是没有其他替代性方案的。相反，作为一切社会问题的重中之重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问题，取决于将它们一起置于一个理论框架之下。今天，马克思主义者们面临综合巴兰对形式上的使用价值的分析、垄断资本条件下布雷弗曼对劳动与技术进步退化过程的分析的任务。也许，马克思的下述观察——我认为这是《资本论》中已经包含的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方法论的基础——可以作为这一新的综合的出发点：
“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和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12]

tinymingg

谢谢楼主，好好学习一下

zhutaile

这依据哪儿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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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蠢笨过猪

算不上有道理

FBI全球最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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