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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政治倾向—专访牛津大学经济史学家奥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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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28 21:05:08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几乎所有的诺贝尔奖类别都是根据瑞典科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愿建立的,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则是在他去世几十年后才设立。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瑞典央行积极推动瑞典采取更加适应市场的发展模式。而设立于196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旨在纪念该银行成立300周年,也成为推动这项运动的工具。

牛津大学经济史学家艾夫纳·奥弗尔(Avner Offer)和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经济史学者加布里埃尔·索德伯格(Gabriel Sderberg)在著作《诺贝尔因素:经济学奖、社会民主和市场转向》中记录了该奖项的历史。作者描述了两种相互竞争的学说,其一简称“经济学”,是研究人与自由市场的互动,主要依靠抽象理论、数学模型,以及理性行为假设;而所谓“社会民主”的第二种学说涉及政府如何为其公民服务,并更多地关注为此所出台的公共政策决策。

奥弗尔曾在Project Syndicate撰文指出,市场奖励有钱人和成功者,与此不同,社会民主建立在公民平等的基础上。由于经济学有着引人入胜的外表,而社会民主不可或缺,因此两种思想发生了演变以互相适应—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们的结合是和谐的。这两位学者认为, 尽管自由派和保守派经济学家都获得了诺奖,但该奖项不断强化了自由市场的首要地位。

对许多不和谐的婚姻来说,离婚并不在考虑之列。许多经济学家应对经济学核心假设失灵的办法是,撤退到实证调查领域。但由此带来的合理性是有代价的,即会丧失一般性—以地方试验为代表的随机化控制实验,无法取代一种可以放诸四海的社会公共利益观。承认这一点的一个好的起点是,据此来遴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大西洋月刊》的记者采访了奥弗尔,他们谈到了这些趋势以及他认为一些最为引人注目的获奖和疏忽。在2018年诺奖即将揭晓之时,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翻译并推送该采访的内容,以飨读者。



Avner Offer,Emeritus Fellow, All Souls College, Professor of Economic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文/JEREMY VENOOK
译/ 金颖琦

Jeremy Venook: 在你书的结尾提出了一个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和诺贝尔物理学奖,还是和诺贝尔文学奖更为相似?该问题所能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Avner Offer:我认为该问题影射的是任何形式的经济学知识都并未比其他话语模式中的知识更具权威性。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论点毫无效力。在一个理解不完善和知识不完善的世界中,经济学会产生一系列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论证,但还会衍生出其他类型的论证。我认为,如果没有就政策目标应该是什么,我们对现实世界的了解以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达成一致,我们应该听取经济学家的意见,但不应将他们与依据其它前提假设提出有效论证的人区别对待,给予他们更多尊重。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如此。我们不让经济学家负责社会运转,不过现在中央银行家的所作所为并没什么区别,这很危险。我认为应该怀着敬畏之心,聆听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是聪明人,有很好的论据,但没有决定性的论点。在这方面,经济学更像是文学而不是物理学:当物理学家们意见一致时,外行人则无法反驳,也没有立场与之争论。经济学家的情况并非如此。



Drawing on previously untapped Swedish national bank archives and providing a unique analysis of the sway of prizewinners, The Nobel Factor offers an unprecedented account of the real-world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s—and its greatest prize.

Venook:在该奖项成立后的最初几十年,保守派和自由派经济学家都获得了奖项,但在20世纪90年代,诺贝尔奖颁发给了一位经济学的保守派。你能详细说明这种趋势是如何形成的吗?

Offer:我们试图在保守派或自由派间确定哪一派是“获胜者”,但政策却几乎达到了机械均衡: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人选互相交替。然而,从1989年到1997年,保守派却连续不断地出现了获胜者,这也许并非偶然,恰好与瑞典本身的政治冲突加剧相吻合。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本人也深入参与了瑞典政治,他最初是社会民主的拥趸,现在已转而投向另一派。他非常激烈地指出,工人权利、工会化等社会民主政策不利于繁荣。这可能被视为对瑞典政治的间接干预。

Venook:你指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 )是该奖项的早期保守派获胜者之一。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哈耶克在1974年获奖后,他的论文引用大幅增加。你能详细说明这种激增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Offer:首先,这样大的增幅非比寻常。我们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引用轨迹进行了统计、绘制,甚至模拟。普通的引文轨迹是钟型曲线,学者通常在引用的最高点附近获得诺奖。哈耶克并非如此,他起初表现一般,实际上他1974年获得获奖时正处于引用轨迹的谷底,这个奖项让他的引用量得到大幅提升。正如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所写的那样,如果哈耶克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么他现在的声誉如何还未可知。在某些方面,这是所有的经济学奖项中最重要的奖项,因为它使哈耶克免于个人和声誉的困境,并使他受人尊敬。剩下的就是由历史决定的了。


Friedrich Hayek, left, accepts the Nobel Prize for Economics in 1974.REPORTAGEBILD / AP


Venook:除了谈哈耶克假若未能获奖的后果,能否谈谈市场派经济学家以不成比例的速度获奖的后果是什么呢?

Offer:右翼和左翼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不如经济学和社会民主学说间的差异大。该学说的理论基础还比较薄弱,但我认为它覆盖面非常广泛,并且非常成功地被运用到现实中。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社会民主原则使得政府分配约30%的GDP总值,来发展健康、教育、福利、养老金等事业。

经济学与社会民主学说的区别在于:经济学始于自我实现个体的概念,个体是自给自足的,总是有东西要卖,并且获得卖出东西后的相应回报。实际上,人们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不能自给自足:他们有长期的抚养和赡养阶段,如经历孩提时期、学生时期,也会身体抱恙或身陷残疾,最终老年体衰的阶段。标准经济学则期望人们在金融市场购买保障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通过储蓄或在必要时购买保险。社会民主则是让生产者通过累进税收制,直接由政府支持受赡养或抚养者。

尽管没有强有力的理论基础,社会民主仍然存在的原因是它起作用,并且比特定领域的市场更有效率。你可以说经济学是深刻理论化的,但在实际中这点却令人存疑。社会民主正好相反,它是非常实用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它并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

Venook:你认为诺贝尔奖倾向于支持经济学而不是社会民主,这导致经济学在学术意义上比社会民主更受尊重。

Offer:是的。社会民主是体力劳动者、工会主义者能够宣扬、理解和掌握的理念,就经济学而言,只有最聪明的人才能如此。所以,就存在矛盾之处:一方面,我被告知只有实用主义经济学家才能讨论该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学的确假设每个人、每个经济主体,都像经济学家一样能理性地做出决策。

在诺贝尔奖得主中,只有一位真正的社会民主倡导者,那就是瑞典人Gunnar Myrdal (贡纳尔·默达尔)。还有另一位因未获奖而闻名的社会民主党人John Kenneth Galbraith(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我认为他应该获奖。相当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倾向于支持社会民主的价值观,而不是该学说。因此,他们遭受了一种认知失调:调查表明,经济学科一般对社会民主范式持积极态度。但这些学说本身却没有为此留太多余地。

Venook:你认为加尔布雷思和鲁道夫·迈德纳(Rudolf Meidner)是未获诺奖的杰出社会民主思想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位,这些人为什么被忽视了?

Offer:关于加尔布雷思,我实际上与奖项的常任主席阿瑟·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加尔布雷思是一个文人、一个论文作家。我恕不苟同。一些文学造诣高的经济学家,他们没有使用方程,没有使用数学,就已经获得了诺奖。在引用方面,许多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得主的引用要少于加尔布雷思。加尔布雷思至少写了一部经典著作《富裕社会》。即使在今天,它也是一本独一无二的书。我个人认为他只是被排挤了。

在经济实践中,迈德纳的成就比加尔布雷思的成就要大。他设计了一个在瑞典非常成功应用的模型。他也是林德贝克和他的团队的直接对手(林德贝克,1980至1994年担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所以我认为这个擅自定义经济学经济学家小团体,不太可能把诺奖授予迈德纳,尽管他实至名归。

还有另一位同样被排挤在外的左翼经济学家,则是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只有一位女性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她甚至都算不上经济学家,那就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Elinor Ostrom)。嗯,在20世纪70年代有一位值得瞩目的候选人琼·罗宾逊。《商业周刊》认为她会获奖,但她没有。我认为,可能是因为当时她太过左翼,才未能获奖。

Venook:与被忽视的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你指出了几个颇具争议的获奖者,尤其是那些在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政权中扮演一定角色的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Friedrich Hayek),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阿诺德·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和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你能深入谈谈这种争议吗?

Offer:殖民地的功能之一是作为试验场,来推行那些过于激进而无法在本土实施的设想。我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被用作新自由主义的某种试验场。皮诺切特统治时期的智利在这方面特别有意思:那里有一群经济学家曾在芝加哥大学接受过教育,他们有现成的激进市场化经济计划。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诺贝尔经济学家提出的实际建议对政权的管理的影响有多大,但这些建议确实给统治阶层带来了信誉。

因此,我们实际上让全球性冲突和问题在这个较小的诺贝尔奖舞台上彰显。在弗里德曼获奖时,这样的冲突以示威的形式展现出来:有人在举行授奖仪式的大厅内提出抗议。因此,诺奖相当于一个介面,在这里真实世界的现实在科学认识和恩泽中颇为有序地被干涉或干预。

Venook:你的分析可以追溯到2005年。在那之后的几年里,你认为奖项的颁发和认知方式有什么变化,或者你总体上认为这些是否能延续到如今?

Offer:我没有看到很大的变化。我认为,经济学的声誉有所下降。经济学家如今受到的敬畏远不及20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学说的表现并不是很好。

此外,委员会偶尔会将奖项授予几位经济学家,他们的学说不尽相同。我认为,对于委员会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奖项的可信度,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顾及周全、权衡利弊。但是通过反复权衡,他们表明了经济学并非内在一致的学说。

Venook:你提到在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人们对经济学充满敬意。你认为,诺贝尔奖实际上在这个时期内有助于经济学成为备受重视的领域。

Offer:如果你观察该阶段,你会发现我们先经历了一个高通胀时期。芝加哥派经济学家将高通胀视为问题。通胀此后被抑制了,但不是靠芝加哥经济学家建议的方法,因为他们的货币主义理论被摒弃了。不过值得称赞的是,这是一种能够被证实,也能够被证伪的学说,我们才最终把它证伪然后摒弃。然后,我们有二十年的大稳健时期,零售价格稳定而低廉,而资产价格一直在上涨。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后,经济学家就能因此获得赞誉。

诺贝尔奖传达了两条信息:其一是关于可靠知识和有效性。这就是科学的意义所在,是被证实的知识。其二,这种知识无法获取,因为它深奥莫测。因此,经济学家很容易靠着良性发展时期功成名就。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奖项和学科发展相互促进。

Venook:你提到了可证伪性。您是否可以更详细地说说经济学与其它科学的可证伪性有何异同?

Offer:实际上,我的标准更宽松。我的要求就一点,该学说应该直面现实。一般而言,经济学难以达到这一标准。如果我们只考虑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么大约一半的获奖者都是纯粹的理论家,他们甚至没有想过让理论联系现实。如今,这种现象不会渗透到其他科学领域,这些领域中即便是理论成就也必须得到某种经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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