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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尔利斯与威廉•维克里及其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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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22 08:56: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color=rgba(0, 0, 0, 0.298)]杨春学
[color=rgba(0, 0, 0, 0.298039215686275)]一、引言
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英国剑桥大学的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 A. Mirrlees)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威廉•维克里(Wil liam Vickrey)教授*,以表彰他们对不对称信息条件下激励经济理论做出的开拓性和基础性贡献。
詹姆斯•米尔利斯于1936年出生于苏格兰的明尼加夫,早年求学于爱丁堡大学和剑桥大学;于1963年获剑桥大学(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1963—1968年任剑桥大学经济学助教、讲师:1969—1995年任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1995年起再度担任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由于在不确定性、剌激、税收理论与发展政策等方面的学术成就而先后于1962年获得过剑桥大学的史蒂文森经济学奖;1982年被当选为美国经济学协会的外籍荣誉会员;于1982年荣任经济计量学协会会长;于1989—1992年荣任英国皇家经济学协会会长。威廉•维克里于1914年出生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早年求学于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干194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二战”后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先后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1964—1967年任该校经济系系主任。并于1973—1977年任国家经济研究局局长。1982年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由于在边际成本订价、税赋理论与公用事业政策等方面的学术成就而先后于1978年当选为美国经济学协会的杰出会员,1991年获得著名的弗兰克•塞德曼政治经济学杰出奖;并于1964—1965年担任美国城市经济学会会长;1992年荣任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
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现实经济生活中到处存在着不对称信息的现象,即交易者双方都拥有一些对方不知道的私人信息,并可在交易中策略性地利用这种信息而为自己谋利。不对称信息的引入会使市场均衡的性质变得完全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按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设,在竞争市场上,交易的商品量是由供求相等(即边际支付意愿等于边际销售意愿)这个条件决定的。但是,在不对称信息所引起的“逆选择”情形(如旧车市场)中,质量差的商品总是把质量好的商品驱逐出市场,从而市场的最终成交数量低于供求双方想要成交的数量。再如,在不对称信息导致的“道德危险”(如保险市场)情形中,市场均衡又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假若每个消费者都愿意购买更多的保险且都采取与购买保险之前那样的预防行动,保险公司就会愿意提供更多的保险,但这种交易结果其实是不会出现的,因为保险单本身会使消费者选择采取较少的预防行动。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为不对称信息引起的问题而苦恼,然而,96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却通过引入“激励相容”(incen tive compatibility)等概念而把这类不对称信息问题转化为制度或机制设计问题,从而给这一领域开辟了新的分析道路。维克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是关于不同类型的拍卖市场制度的特性,他力图阐明如何最佳地设计这些制度以便产生出有效率的经济结果。在40年代中期,维克里还阐述了这样一个模型,此模型可以说明,为实现效率和平等的某种平衡,如何设计所得税制度。二十多年之后,当米尔利斯发现最佳所得税制的一种更完善解决办法之后,经济学家们才对这一模型产生极大的兴趣。米尔利斯不久认识到,他的方法也可以运用于其他许多类似问题的分析上,例如“道德危险”等等。米尔利斯的成就马上就受到学术界的髙度重视,维克里却没有那么幸运,其理论成就是多年之后才逐渐被学术界所承认。米尔利斯和维克里的理论贡献是在分析不完全相同的具体问题中得出的,但它们具有共同的性质——对不对称信息条件下激励问题的经济学分析,从而构成了对策论和信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二、拍卖制度与资源配置
传统观点认为,如果交易者双方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那么,市场上产生的均衡结果将是一种无效率的状态。在1961年发表的著名论文《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投标》中,维克里却证明并非必定如此。拍卖是一种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市场制度,它有一系列以市场参与者的出价为基础来决定资源配置和出清价格的明确规则。市场是否有效率,就取决于这些规则是否符合激励相容的约束,能否有效地诱导自利的参与者主动说出他们真正愿意支付的价格。
维克里以简明的对策论语言引入了一种给参与者以足够的激励去显示出他们在均衡时对物品的偏好的机制,并把它专门运用于第二价格拍卖(又称为维克里拍卖)市场的分析。在第二价格拍卖中,一种物品或资源是以密封投标的方式进行拍卖的,其中,最高价竞买者获得拍卖物,但却只用支付第二高竞买价的金额。这种机制会诱使个人吐露他愿意支付的真实价格。因为,如果一个竞买者的出价高于自己真正愿意支付的价格,他就得冒着其他人也如此行事的风险,结果极可能只得以某一损失为代价买下拍卖物;相反地,如果他的出价低于自己愿意支付的价格,那他就得冒着其他人以低于他自己原本愿意支付的价格夺走此物品的风险。因此,在这种拍卖制度中,真实的出价是一种超优策略,即不管竞争对手如何行事,这种出价是自己的最佳策略。物品将分配给愿意出最高价格的竞买者,而这个中标者要支付社会机会成本(即第二个最高出价),但他也获得消费者剩余。在这种意义上,这种拍卖制度是有效率的,符合帕累托最优标准。
然而,什么样的拍卖制度会产生最高的期望价格呢?这是拍卖商最关心的问题,也是维克里试图解答的另一问题。为此,除第二价格拍卖之外,他还分析其它三种基本拍卖类型——英式、荷式和第一价格拍卖.并对它们进行可比较分析。英式拍卖以拍卖商之前一个初始报盘开始;任何出价(或递价)一旦为拍卖商认可就成为不能加撤的立定递价;当拍卖商再也引诱不出更高的出价时,拍卖物就以等于递价金额的价格,拍板成交给最高递价竞买者。荷式拍卖以一个被定在高于任何买者愿意支付的价格开始报盘,随后拍卖商就渐次降低要价,直到第一个竞买者通过喊出“我的”(mine)声音为止,然后就把物品以他所接受的价格拍卖给这个买者。第一价格拍卖也是一种“密封”投标拍卖,其中,最高价竞买者以等于全额投标的价格购下拍卖物。可见,不同类型的拍卖制度具有不同的交易规则。维克里的分析结论是,第二价格拍卖和英式拍卖在个人的策略上是等价的,都会产生出拍卖商期望的最高价格。这两种类型的一个共同显著特征是,只要个人理性,亦即在这两种拍卖中,一个竞买者的最优出价策略是独立于他对其他人的出价的预期的。至于荷式和第一价格拍卖,它们在策咯上也是等价的,都不容易引出最高期望价格。在这两种类型的拍卖中,每个竞买者对其竞争对手的估价和递价行为所作的预期是十分重要的,成交的结果要依靠参与交易的各方对出清价格的正确判断。
此外,维克里还注意到,如果各个竞买者对拍卖物的评价在统计上是独立的,且这类评价均匀地分布在某一区间段内,那么,在纳什均衡中,这四种拍卖制度都会产生出相同的预望价格,亦即这些机制会给卖出者带来相同的最优预期利润。这一理论发现被后来的学者阐发而成为著名的收入等价命题。
三、最佳所得税结构设计与激励相容约束
19世纪的经济学家似乎坚信能够严格证明“收入的均等分配可以最大化社会福利”。例如,在其经典论文“赋税的纯理论”(1897)中,埃奇沃斯就作出过这种古典式的证明。他假设:(1)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2)每个人的效用函数是相同的。在此假设的基础上,他得出的结论是,通过一种再分配性质的累进税收政策,就可能实现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
早在1945年发表的论文《以对风险的反应来测度边际效用》中,维克里就敏锐地指出,这种收入均等化的方案并不能消除在什么是理想的赋税结构上的选择困难,因为这种方案不会给个人努力工作提供有利的激励,由此必然会产生一种效率的损失。换言之,在古典结论的论证中,实际上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即收入的总量不依赖于它的分配。这就等于忽略了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所要求的分配格局的成本,尤其是激励机制被削弱的损失。具体而言,向高收入者征收高额累进税,就是向他们的额外努力征收高边际税率,这会削弱这些能力较强者努力工作的激励动机,从而不能导致收入总量的变小。因此,所得税的累进程度越大,税后的个人收入越不平等,但同时高技能者努力工作的激励也就越弱。
当然,如果政府能够观察到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的生产能力差别,亦即知道各种纳税人的能力差别,那么,它就可以对不同的人征收不同的税率,通过这种税收结构,一方面使各个人的消费边际效用差别均等化,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另一方面可以设法促使能力较强者进行较多的工作,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但事实上,政府并不知道人们的真实生产力,只了解他们的收入;而每个人却都清楚自己的生产力状况,面对以纳税能力为基础的累进税利,常常会隐藏或低估自己的真实生产力。因此,在这种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政府设计最佳所得税制度时就必须考虑到私人信息的影响,以便在相互冲突的平等与效率之间选择出一个最佳的平衡点。这是一个典型的激励相容约束问题:给定政府不能观察到人们的行动和自然状态,但在任何激励下人们总是选择能使自己的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行动,因而,政府希望人们采取的行动都只能通过他们的效用最大化行动来实现。
如何在理论上求解这个最优问题呢?维克里的分析也采取功利主义的方法,即假设政府想通过累进税制而使社会福利最大化,这里社会福利被定义为所有个人的效用总和。他还假设:(1)所有个人对生产性努力和消费之间的选择具有相同的偏好,但各个人的生产能力不同;(2)总税收额是既定的。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他的分析思路是,第一步重新阐述一个涉及风险选择的效用函数。此函数包含着闲暇,因为政府为最大化一个社会福利函数而作出的税收规模选择受制于纳税人在工作与闲暇之间的自由选择;第二步把政府面临的最优问题表述为一个求最大化的普通数学问题,从而寻找出最佳税收结构的必要条件。他最后推导出了一个欧拉方程,作为最优税收函数的一个必要条件。当然,这是一个隐含着其它函数的方程。
他有点悲观地认为,即使利用欧拉方程以及由此而推导出的简化表述形式,也很难给激励与收入平等总的平衡问题找到任何一种可行的解。虽然通过参照涉及风险的个人选择可以确定出一种与最佳收入分配直接相联的效用函数,但这只是解决了问题的一半,我们仍然很难“离析出报酬与努力之间的关系”,更难断定再分配措施对平等与效率可能带来的结果。在《累进问题》(1968)—文中,他再次转入对如何在所得税制度中给激励与再分配目标创造出一种恰当平衡的研究,并考虑到建构一种真正意义的累进税制在实践中的技术性和政治困难。
维克里对最佳所得税制的逻辑基础的深刻理解,是与他对税收立法的本质结构的稳健把握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而使他获得一种极为广阔的视野,得以对有关方面的基础理论作出创造性的理解。当然,他的理论并不是完美的。例如,他没能够阐明最佳所得税结构中的累进程度及某些相关问题。这些工作留给了米尔利斯教授。
米尔利斯在最佳所得税结构方面的假设和分析逻辑都极类似于维克里,但他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更为精确的系统说明,并发展出了分析这类问题的解的一种崭新标准方法。在《最优所得税的理论探讨》(1971)中,他假定:(1)所有个人的效用函数是相同的,且此函数仅依赖于税后收入和工作量;(2)社会福利函数是个人效用的积分和;(3)税收的总量是给定的,且不涉及政府支出的大小问题;(4)消费和劳动供给连续地随着各人技能的不同而变化,亦即人们的技能有高低之别。此外,他还作出一个重要的约定:边际税率在0到100%的区间内变化。
按照米尔利斯本人的说法,他原本希望通过功利主义的方法对所得税结构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借助于高额累进税率达到公平分配的严格论证,结果却出人意外地并非如此税收的最优规模依赖于技能在人口中的分布和人们的工作一消费偏好。问题是如此复杂,以致于不能一般地说,税率是否应该对髙收入阶层高,而对低收入阶层或中等收入阶层低。”从理论上看,考虑到税收的超额负担(即效率的损失),最佳所得税制将受到再分配改变国民收入总量大小的程度的影响,其边际条件是收入平等化之所得(即总效用增量)与低效率的损失相抵。但是,究竟什么样的税收结构能实现这一条件呢?米尔利斯在刻划这种税收结构之特征的过程中,得到了两个既具有经验合理性又易于操作的方程形式,从而,一旦效用函数和技能分布函数的形式被确定之后,就能对最优税制结构进行计算。例如,取效用函数为消费和闲暇的自然对数之和,取技能分布函数为对数正态分布,他得出的最优税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边际税率递减。特别地,高收入者和高技能者是一致的,因而对他们的边际税率应该累退到零。对于任何不包含最高收入者的最优边际税率为零的税制,都可以修改使之为零。这一修改过程是帕累托最优化过程:边际税率为零,可诱使高技能者去做更多的工作,因为此时他们不必为额外工作的收入去纳税;这使他们的处境改善,且其他人不会因此而处境变坏。之所以不对所有人在相应收入水平以上的边际收入制定一个为零的边际税率,主要是因为这涉及到极大的信息成本和管理成本,且得考虑到平等的目标约束。
经济学家们对米尔利斯设计的方案能否付诸实践持怀疑态度,但却公认这项研究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他的突破贡献是,对效用函数假设了一种经验上合理的限制:要想使纳税人做出更多的工作努力,就必须使他选择这种努力水平时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不选择这种努力水平时的期望效用;如果他们的初始努力水平越高,促使他选择较高的努力水平所需的补偿也就越大。在这种限制条件下,政府的最优问题就可以用极为简化的形式得到重新表述,在这种表述中,只需用一个最佳效用水平函数之导数dv(t)/dt的微分方程来代替综合了所有个人最优化问题的约束,其中t表示技能类型。此微分方程可以说明,当每种类型的个人技能出现某种边际变化时,由此而产生的个人效用水平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前述的限制条件已经成为研究不对称信息下激励问题的对策理论模型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米尔利斯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条件并解释其分析意义的经济学家。
四、“道德危险”与最优激励合同
“道德危险”最早是在保险业中被发现的一种现象:一个人购买保险之后就会产生一种依赖心理或思想上的麻痹,以致于反而降低了他防范风险发生的努力行动。保险单实质上是一种契约或合同,它本身就可能改变对投保人的激励,从而改变保险公司所赖以生存的概率。如果保险公司可以知道投保人的提防行动的“量”,那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保险公司可以把它们的保险费率建立在这种提防行动的量的基础之上。但问题正在于保险公司并不能察知投保人的全部有关行为,因而也就无法全面地明确规定他的风险。在多数情况下,承保人只能观察到一种结果,这种结果是各种不可避免的风险和投保决策行为的一种混合产物。因此,承保人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设计出一种精巧的保险契约,以诱使投保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选择实际上也最有利于承保人的行动。
当然,道德危险问题不限于保险业。涉及到契约或合同的其他经济领域也存在本质上相同的问题。例如,雇主与工人签订雇用合同之后,雇主无法监控工人的工作努力程度,只能观察到他的工作结果,而工人却对自己的努力程度有一个自由选择的空间。企业所有者聘请经理代为管理企业之后,也无法监督经理的经营行为是否完全符合最大利润的目标,因而经理有很大的余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当代经济学家有时把所有这类问题都通称为“道德危险”行为问题。
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这类问题,并试图作出一种有力的经济学分析,这些分析虽然致力于如何实现风险共担的研究,但却始终没有能够解决如何处理激励相容约束的分析技术问题。米尔利斯在7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使这一领域的分析获得突破性的进展。他的分析是以道德危险问题的重新阐述开始的。在他的分析框架中,拥有私人信息优势的签约者称为代理人(如投保人、经理、工人),没有信息优势的另一方签约者称为委托人(如保险公司、企业所有者、雇主)。后者要为前者的行动造成的结果承担风险。
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一项合同本质上就是一种规则或曰一种函数关系f,对于每一种结果X,这一函数关系说明要支付给代理人的补偿费y,即y=f(x)。在这里,委托人的选择对象就是补偿规则或函数f。委托人的目标就是在下述两个约束条件下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预期效用的补偿规则。第一个约束是,由于签订合同或契约是一种自愿的行为,委托人必须保证代理人愿意接受这一合同,即委托人选择的函数f必须使代理人因接受合同而获得的效用至少等干他拒绝这一合同而得到的效用。这就是“参与约束”(participation constraint)。第二个约束是,一旦签订了合同,在这一合同之下,代理人所选择的行动对他自己来说必定是最优的,亦即这一合同必须使代理人在他所选定的行动上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是“代理人的最优约束”(agents optimality constra int)。
这样,委托人所面临的问题就转化成为这样一个理论问题:满足上述两个约束条件且能给委托人带来最大期望效用的合同(或函数关系f)具有什么样的分析性特征。米尔利斯的结论是:为了使代理人有足够的激励去自动选择有利于委托人的行动(如勤奋工作、采取预防风险发生的行动等),就必须在合同的设计中让代理人也承担一部分结果不确定性的风险,并从这种风险承担中获得相应的补偿。
五、简短的评论
如果存在着不对称信息,竞争性的价格体系就不能达到资源最优配置所需要的条件。因而,在某种意义上,非价格的制度对效率来讲是必要的。维克里和米尔利斯的主要贡献就在于说明:如何设计出一种制度或契约,使之能产生出一种激励机制,让拥有私人信息的交易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能主动地吐露“真情”,从而实现有效率的交换。正是他们的贡献(当然也包括其他学者的一些贡献)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市场制度的认识,特别是对保险市场、信贷市场、拍卖市场、企业的内部组织、税收制度、社会保险等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的理解。
人大经济论坛

发表于 2018-9-22 08:56:57 | 显示全部楼层
沙发!沙发!
发表于 2018-9-22 21:18:36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依据哪儿来的
发表于 2018-9-23 09:46:29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楼主,好好学习一下
发表于 2018-9-23 18:42:15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依据哪儿来的
发表于 2018-9-23 18:57:57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依据哪儿来的
发表于 2018-9-23 20:02:15 | 显示全部楼层
算不上有道理
发表于 2018-9-23 20:57:16 | 显示全部楼层
算不上有道理
发表于 2018-9-23 22:56:5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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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23 23:41:24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楼主,好好学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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