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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为民: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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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22 08:49: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文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报》第12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作者:丁为民,经济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全国马经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摘要
以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经济社会的重大变迁为基础,利用现有文献,力图较深入地研究十九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阶段和发展动力的重要判断,揭示了这些判断形成的历史与现实背景,及其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论文认为,这些判断表明,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提供了一种既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道路,即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主体探寻其基本要件,成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主要矛盾  初级阶段  发展动力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工作的基础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概括、重大实践总结、重大战略部署,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文就是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


一、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与十九大的新论断

揭示和判断一个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和状况,是揭示该社会内部结构、运行机制和主要趋势的前提。根据唯物史观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概括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矛盾(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ocialized production and capitalistic appropriation;恩格斯,1999a:288);以此为基础,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必然性。西方主流经济学则在机械唯物论和唯心史观的基础上,竭力掩盖资本主义的深层矛盾,把这一矛盾描述为(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矛盾,认为只要自由竞争,就可以实现供求均衡和资源的有效利用,从而构建了一个以自由竞争和一般均衡为核心的理论体系。

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分析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表现。与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否认在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矛盾、不分析生产关系的做法相反,中国共产党人一贯认为,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基本结束以后,我国的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同以往社会相比,它已经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揭示这一对矛盾的性质及其运动规律,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回答的问题。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已经四次对主要矛盾进行集中梳理、认识,对主要矛盾的内容、性质做出判断。

1956年9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八大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表述,基本正确表达了在当时新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下人民的主体地位及其需要的根本变化和特点;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概括了与这种需要相对应的供给短缺状况,是对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第一次积极、有益的探索。但是,仅一年后,1957年10月,受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根本上改变了八大的判断。在1962年9月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2a:755)。上述两次判断,分别成为随后制定的总路线和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对我国后来的政治经济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第二次判断,把当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为后来长达十年的文化革命埋设了导火索。

1978年底,在第二次判断的21年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结束了文化革命,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1年6月,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2a:785)这个判断,不仅重新肯定了党的八大有关表述的核心思想,而且明确指出了供给不足的要害——生产落后,从而使人们对我国主要问题的认识更加明晰,成为1987年我党在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改革方针的理论基础。

21年的实践,已经从正反两方面初步证明了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确定前进方向,明确主要问题和主要任务、工作重点,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极端重要性。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即39年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新判断,即第四次判断,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产生重大、深远影响。明确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和提出过程,对于更深刻地理解这一判断,增加工作自觉性,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新判断是依据近40年来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变化做出的正确论断。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的调整,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许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落后的社会生产”的提法已经不能真实地反映我国发展现状。另一方面,由于收入的增加,我国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倾向发生重大变化,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强烈,再只讲“物质文化需要”已经不能真实全面放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编写组,2017:20~21)与此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却更加突出,成为制约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得以满足的主要因素。因此,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判断,是对我国现实生活中基本矛盾变换的客观反映,是贯彻唯物史观和科学认识论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一种单纯的认识变化,更不是思想路线的转换,与八届三中全会对主要矛盾的误判有根本区别。

其次,我国原有主要矛盾的化解有一个逐渐累积变化的过程,党对主要矛盾的认识也在随之逐渐变化。几十年的实践表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不是在短期内解决或发生质变的,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通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提升直接得到反映(例如,我国GDP的世界排名,1990年是第10名,2000年是第6名,2005年是第5名,2010年以来是第2名),而且可以通过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管理战略的转变间接得以证明:由当时的主要矛盾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矛盾主要方面所决定,上世纪末以前,中央一直把增加有效供给作为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末(1998)以来,中央开始重点从需求侧探寻制约经济发展的原因和解决路径。1998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次明确提出:“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在此之后的一系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又多次强调扩大内需对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1999年)和“基础作用”(2012年,2013年,2014年),把扩大内需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2008年)“战略基点”(2011年,2012年) “主要动力”(2000年)和“长期战略方针”(2000年,2001年)。[1]这表明,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以后,需求已经逐渐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面。对这种状况,运用当时对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判断显然是难以解释的。我国当时宏观政策的调整,表明在宏观管理指导思想上,党对我国经济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已经做出反映。与此同时,据有关报道,在党的十六大(2002年)报告、十七大(2007年)报告、十八大(2012年)报告起草过程中,都曾有人提议修改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因为时机还不成熟,这个问题未有定论。直到党的十九大报告起草调研,几乎所有的反馈都认为,重新定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时机已经成熟。[2]这说明,我党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判断是非常审慎的。党的十一届三种全会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的各项工作,为原有主要矛盾的化解和矛盾的质变创造了条件。

第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为新判断提供了方针政策方面的铺垫。在历经了17年(1998至2015年)的扩大内需(需求管理)的改革之后,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这实际上已经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由过去的“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尽管表述并不像十九大报告那样严格和全面。在十九大报告中,在作出关于主要矛盾新判断之后,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此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新判断的先声和铺垫,更是新判断的结果。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事关全局和长远,必须排除干扰,扭住不放。

[1]1998至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
[2]《面向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党的十九大报告诞生记》,《光明日报》2017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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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22 08:50:16 | 显示全部楼层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十九大的两个“没有变”
在1981年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我党第一次作出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把它上升到统领全局的高度加以论述。在此之后党的历届代表大会,都十分明确地肯定了这一判断。
作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十三大报告重申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可见,对我国生产力状况和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认识,与对社会所处阶段的认识,以及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逻辑关系。
当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明显提高”以后,应怎样认识我国社会所处阶段?或者说,是否应重新认识我国社会所处阶段?这是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时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
十九大报告明确回答了这一问题:“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其中的两个“没有变”,构成后面三个“牢牢”的重要基础。这样,就在对我国社会生产力状况和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认识(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明显提高),与对社会所处阶段的认识(两个“没有变”和三个“牢牢”),及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之间,形成了一个新的逻辑关系。
是什么改变了原有逻辑关系?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我们认为,把它理解为我党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以及对当代世界经济政治走势的认识的重大深化,可能是适当的。
首先,够格的社会主义需要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7年,邓小平同志(1993:225)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与够格的社会主义所要求的生产力水平相比,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仍差得很远。不论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伟大预期相比,与当代国内外左翼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具体设想相比,还是与现实要求相比,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不仅在建国后和改革开放初期搞社会主义不够格,而且在目前情况下仍然不够格。但是,在垄断资本已经在世界经济政治处于支配地位的背景下,我国也不可能仿照西方模式推进现代化;同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允许我国走它们曾成功走过的老路。[1]长期坚持、逐步完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必然是唯一选择。
其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制度基础上取得的,这恰好说明现阶段的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在总体上是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我们绝不能急于向更高阶段的经济关系过渡。如果非要如此,必然使已经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急于“转段”“升级”,而是要继续按照十九大的要求,“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动态调整二者关系,通过长期的努力,继续为够格的社会主义提供够格的生产力基础。
第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的总体相对优势在短时期内不会丧失。这主要表现在,当我们不仅从GDP这样的经济总量,而且从资本分布和产业层面的企业主导权来衡量经济权力,就可以看到,欧美企业仍在主要产业掌控着主导地位。(斯塔尔斯,2015)它们的经济关系和体制还能够不同程度上激发或容纳较强创新能力,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由于多重性危机蔓延而“进入全面趋于衰落阶段”(丁为民等,2017)。据此,日本共产党资深领导人不破哲三甚至保守地估计“日本正处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中期”。(曹天禄等,2005)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样,势必使我国与其他不同性质的经济体相互融合,使我国经济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混合经济”,也使世界成为一个具有辩证统一关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势必使马克思恩格斯(1999:50)关于“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的论断,越发彰显出生命力。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站在全球和时代高度,又要从不同角度,认识和衡量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确定我国前进的历史方位。
当我们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可能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位有更新的认识。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在发达国家已经取得先发优势,开启了扩大全球两极分化过程的背景下,发展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和非主流经济学家长期关注的世界性问题。中国成功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规定,不仅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指导作用,而且包含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表明,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提供了一种既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另一种道路,即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道路;展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不同于以往和现有主流社会的社会形态,即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隐藏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元素形式和基本要件,它所提供的经验、道路,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效仿以实现独立发展的模式。由此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成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此基础上,其现实性、系统性的力量,会得到更充分地展示和彰显。
从更深层次讲,我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还表现为对人的发展问题认识的深化。1894年,恩格斯(1999b:666)为即将出版的《新纪元》周刊题词,用简短的字句表达了未来社会的基本思想:“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为争取社会主义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马克思(1999:52)在其手稿中指出:人类在经历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式之后,必将进入一个以“自由个性”为特征的社会。其中,第二个阶段不仅形成自由程度高于“人的依赖关系” 的雇佣劳动这种“形式自由”[2],而且创造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从而为第三个阶段即以自由个性为特征、自由人联合体为基础的社会创造必要条件。这说明,从人的关系发展史的角度看,第二个阶段很可能是实现第三个阶段的必经阶段。
在这方面,我们面临着重大挑战。同时,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也规定了关于人的发展水平的多重衡量标准:一方面,肯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了逾越的阶段”(中共中央,1984:17),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使人的自主意识显著增强,自由程度明显提高,普遍、全面和多方面的经济联系最终建立;另一方面,建立新型雇佣关系、政商关系与和谐劳动关系。一方面,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为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创造必要的物质准备;另一方面,在教育、自由时间等方面为实现“实质自由”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用这些标准衡量,在肯定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人的发展趋势总体向好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目前人的发展程度还不可高估,新型雇佣关系、政商关系的建设正在“开题”,“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任务艰巨[3]”。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和法定劳动时间有所缩短的基础上,人们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制、环境甚至闲暇时间等方面提出日益强烈的期许。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说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抓住了各项工作的根本;同时也说明,为了达到第三个阶段即以“自由个性”为特征的社会,我们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要长期奋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这样的必经之路。
 楼主| 发表于 2018-9-22 08:50:35 | 显示全部楼层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动力与十九大的“发展利益”
马克思(1956:82)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既是人们行为的动力,也是行为的结果。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更加自觉地维护人民利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底色。
利益关系是经济关系的背面,其中,生产资料所有权主体处于利益关系的核心。在传统体制下,人们的经济行为主要是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进行的,公有制经济是人们物质利益的主要来源,因此,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基本保障,对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的追求,构成了传统社会主义下推动人们行为的动力结构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改革初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提出要“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党所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2b:4),我们仍可以把这种根本利益和利益关系理解为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二元利益及由此形成的二元利益结构,因为当时只存在有着“重大差别”的两种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薛暮桥,1979:50)
但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在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不断发展,经济总量和控制力、活力不断增长的同时,其相对量却在下降,各种形式的非公经济不论在总量上、还是在相对量上都迅速增长。资本性质的企业(含私营、港澳台商投资、外商投资)的从业人员占城镇就业人员的比重,从2005年的17.21%,增至2014年的32.59%(年均上升1.54个百分点);公有性质的企业(含国有、城镇集体、股份合作)从业人员的比重,从2005年的27.39%,减至2014年的17.69%(年均下降0.97个百分点)。[1]这说明,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多元化,与此相对应,利益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由改革初期的二元利益结构转变为多元利益结构。这些利益主体的直接利益追求已经有重大差别:资本性质的企业显然追求的是利润率,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由于实现了股权多元化也把利润率作为自己的行为目标,广大职工则由于劳动制度改革而在事实上被承认拥有劳动力所有权,从而成为企业的工资(雇佣)劳动者(wage labour),把以工资为主体的收入作为自己的行为动力。这一变化,显然是与传统社会主义向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转变相适应的;或者说,就是这一转变的组成部分。把这种利益关系转变的原因,归结为由传统社会主义向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转变的原因,也是适当的。这说明,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人民范畴的内容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到改革开放初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毛泽东,1977:364),转变为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基于这一事实,把“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理解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可能更为准确。
我国现阶段的多元利益关系,显然是人民内部的利益关系。应该承认,这种利益关系首先是一种矛盾的利益关系。从静态角度看,这种利益关系的内在矛盾会更加凸显。“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的争论,就是这种矛盾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按照这一思路,民企与外企之间,甚至民企之间,不是也存在谁进、谁退的问题吗?
实践表明,在这种利益关系中,劳资之间的利益冲突最为敏感,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也最为激烈。这种争论首先表现在如何看待工资增长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在现代经济思想史上,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新自由主义者(以哈耶克为代表)强调工资的成本效应,认为在经济扩张期大规模投资造成工资水平提高,工资上升是经济减速、周期性危机的原因,因而只有低工资的市场才有可能是有效率的市场,这被后人(谢尔曼,1993:160)概括为关于工资与周期关系问题的“投资过度论”;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凯恩斯左派等则强调工资的需求效应,主张提高工资水平,增加有效需求,以此提高市场的实现效率,他们被认为是“有效需求论”的倡导者。这种对立的观点,在我国近年来的理论界也有反映。
但是,如果我们从动态和发展的角度看,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正是由于近年来企业员工工资水平的提高,发挥了工资的倒逼效应,迫使企业改进技术,改变生产条件,推动企业实现技术升级和产品升级,最终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同时扩大了提高工资的需求效应,抵消了成本效应。而这一过程和总效应,不正是我们极力推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吗?从经济哲学的层次讲,这正是利益冲突或利益矛盾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表现。从动态和发展角度看,不同性质企业之间的矛盾,也可以在发展过程中,通过贯彻十九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逐步得到化解。这说明,在我国现阶段多元主体所追求的各自利益之上,还有一个共同利益、最高利益或根本利益,这就是十九大提出的“发展利益”,即通过发展得到的利益。这是我党40年改革开放经验的浓缩,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由此引发的一个观点是:正确处理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坚定地排除国内外各种干扰,获得和实现“发展利益”,应该成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和最根本的动力。
在每个利益主体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怎样才能使“发展利益”得以凸显和实现?美国著名主流经济学家奥尔森(2014:2、100、104)提出,传统的集团行为理论认为,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通常总是试图增进那些共同利益,然而,“如果一个大集团中的成员有理性地寻求他们的自我利益最大化,他们不会采取行动以增进他们的共同目标或集团目标。”在此基础上,他认为,“马克思是用生产性财产的所有关系来定义阶级的。这样,资产阶级的所有成员就有共同利益,无产阶级的所有成员也有共同利益,因为当价格和工资变化时,这些集团的所有成员同时受损或受益。”但是,“问题的症结就是,马克思关于社会阶级的理论与其假设的追求个人利益的理性、自私的行为不一致。”奥尔森提出的集团行为理论的悖论构成了对我们提出的“实现”问题的挑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以鲜明的语言回应了这一挑战:“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建设伟大工程。这个伟大工程就是我们党正在深入推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确实是带领中国人民追求共同利益、实现伟大梦想的核心和抗拒各种风浪的中流砥柱。仅就工资问题考察,就可看到,正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政府按照《劳动合同法》和《企业最低工资规定》的要求,根据经济形势和劳动市场状况调整最低工资标准,逐年抬高了最低工资,从而为消费结构、消费倾向的重大变化和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创造了条件。它避免了静态层面利益矛盾的激化和劳资博弈过程中的非理性行为,不仅具有拉动需求、激励劳动供给、调节分配关系、推动企业实现技术升级等多重经济效应,而且也成为近年来我国劳资关系得以重构、劳动纠纷得以控制、社会生活比较稳定的重要原因。因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政府调控市场,形成积极的市场社会结构,处理好市场决定和政府调控的关系,是使“发展利益”得以凸显和实现的主要途径,也必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说,它再一次证明了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的重要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新形势下,我们对共同利益的认识已经超越了现实经济关系的约束,具有了民族利益的色彩,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发展经济学的某些传统和特色。
[1]根据同期《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发表于 2018-9-22 08:50:37 | 显示全部楼层
小手一抖,沙发到手!
发表于 2018-9-22 12:11:10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楼主,好好学习一下
发表于 2018-9-22 21:41:31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楼主,好好学习一下
发表于 2018-9-22 22:32:48 | 显示全部楼层
算不上有道理
发表于 2018-9-22 22:33:21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楼主,好好学习一下
发表于 2018-9-22 22:50:07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楼主,好好学习一下
发表于 2018-9-23 13:02:19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依据哪儿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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