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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劳动社会化形式的演变与资本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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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20 12:50: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李怡乐
单位:西南财经大学
出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3期
摘要:家庭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场所,通过影响劳动力价值并改变剩余价值大小,家务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围地带对资本积累提供了持续的补贴。然而,资本在推动更多剩余劳动供给和享受家务劳动的无偿补贴之间长期面临着矛盾权衡,这就使得女性“就业”与“回家”的抉择始终从属于资本积累的需要。20世纪中期以来,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主要表现为福利国家主导的公共服务供给和家务劳动商品化两类形式,前者可在一定程度上分担家庭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推动了女性就业且客观上有助于工人整体的市场地位改善;新自由主义时代家务劳动的进一步商品化则使劳动力再生产愈加受制于资本的权力,且加剧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福利国家的制度变迁服务于资本积累体制演变,亦难以独立推动女性从家务劳动中的解放。
关键词:家务劳动  剩余价值  资本积累  福利国家  商品化
*本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课题“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评析及借鉴”,以及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宏观经济学模型研究”(项目批号14CJL038)的阶段性成果。

在马克思主义的女性经济学研究中,“家务劳动”作为一个中心研究对象,将主要由女性承担的私人性质的家务劳动,纳入到社会一般的物质生产过程当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使得性别关系总是可以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当中被呈现出来并得以认识[1]。同时,将再生产劳动力的家务劳动和生产普通商品的劳动看作隶属于统一的价值形成过程[2],意味着我们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标准分析概念,诠释家务劳动之于资本增殖和积累的意义。自经典作家以来,研究者普遍关注到了家务劳动对于市场性的经济活动的基础作用,并且尝试对家务劳动的货币价格和对经济总量的贡献进行测算,办法包括计算家庭主妇退出有偿劳动所面临的机会成本,将无偿家务劳动替换为有偿家务劳动等。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8年时间利用调查数据,董晓媛等估算认为,当年无偿劳动[3]的货币价值总量相当于同年中国GDP的 25.1%到32.2%,约为当年总消费的51.7%到66.3%,等价于第三产业总产值的62.6%到80.4%,同时大约相当于有偿劳动价值总量的44%到56%。[4]由于当前对GDP的计算方法并不包括无偿的家务劳动,就导致国民享受的真实福利被低估,与之呼应的情况是,当无偿的家务劳动被商品化,统计数据呈现出的经济总量增长,却是对真实福利的高估。此外,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家务劳动的研究还形成了许多代表性的成果,包括:佟新、刘爱玉等学者考察了家务劳动在夫妻间分配比例的演变与原因[5];杜凤莲、董晓媛关注了家务劳动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6];秦美珠[7],王宏维[8]等学者对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梳理提供了家务劳动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等。

在研究者普遍认可家务劳动对经济生活的重大意义,和对就业市场的重要影响的前提下,现有的经济政策却罕见对家务劳动领域的关注和保护,这是政策制定者无意的忽视,还是资本积累过程中选择性的无视?如果有后一种原因的作用,那么,无偿的家务劳动和社会化的家务劳动到底是如何补贴资本积累的?对此,本文首先关注,女性主义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系统对话,所呈现出的家务劳动性质与资本积累诉求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在——资本继续享受家庭作为非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对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提供补贴,与资本将家庭和劳动力再生产改造为一个商业化领域获取收益之间的矛盾。其次,我们探讨,尽管自经典作家以来有大量研究论及家务劳动社会化对于女性解放的意义[9],却没有及时分区家务劳动社会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的不同形式如何与资本积累的诉求之间产生互动。战后黄金年代,家务劳动社会化以政府提供的大量公共服务为代表,通过分担家庭在劳动力再生产上的成本,改善了女性自身和工人阶级整体的市场地位;新自由主义时期,福利国家制度衰退,家务劳动社会化更直接的呈现为家务劳动的商品化,加剧了女性和工人阶级整体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因此,对家务劳动这一资本主义外围生产方式的研究,关涉于劳动力再生产形式与资本积累体制的互动演变。

[1]吉莲·豪伊:《后现代主义之后:回到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江洋编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1期。

[2]孟捷、冯金华:《复杂劳动还原、劳动力再生产与产品的价值决定:理论和数理的分析》工作论文2014年。

[3]依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调查数据指标设定,这里的“无偿劳动”指的是“非SNA生产活动”,除洗衣、做法等无酬家务劳动和对家人的照管之外,还包括“对外提供帮助”,“社区服务与公益活动”。

[4]Dong Xiaoyuan, An Xinlin, “Gender Patterns and Value of Unpaid Work: Findings from China’s First Large-Scale Time Use Survey”, Review of Income & Wealth, Vol.61, No.3, 2015.

[5]包括夫妻间的相对资源状况(例如,相对收入水平、教育和职业等)、参与市场有偿劳动的时间、性别角色观念等如何影响家庭中的家务劳动分工。可参阅佟新、刘爱玉:《城镇双职工家庭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基于2 0 1 0 年中国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6]可参阅杜凤莲、董晓媛:《转轨期女性劳动参与和学前教育选择的经验研究:以中国城镇为例》,载《世界经济》2010年第2期。

[7]秦美珠:《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关于家务劳动的讨论》,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8] 王宏维:《女权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何以可能》,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2期。

[9] 参阅[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Andre Gorz,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 Pluto Press1982.

一、家务劳动作用于资本积累的理论路径

在家务劳动与资本积累之间建立影响路径,需要先确认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与家务劳动之间的理论关系。直观看来,在劳动价值论中,代表价值的抽象劳动来自于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易关系,然而家务劳动却是私人性质的;剩余价值理论用于阐明劳资间的雇佣关系,家务劳动却嵌入在与雇佣关系截然不同的社会关系里。这对于想用马克思的理论证明家务劳动经济价值的人来说,就面临着概念起点上的冲突。[1]学者瓦林格曾著书批评家务劳动不被视为经济活动[2],瓦格林所谈及的男性价值(Value)与女性价值(worth)的区别正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区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开篇区分了两种“价值”的差异[3],然而,恰如一些研究者所言,马克思赋予了劳动价值论以男性为中心的定义,他关注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进行各种生产活动,区分了自给自足性质的生产和交换性质的生产,但并未直接讨论女性对于家庭的照管,没有将家庭视为一个正式的生产单位,家务劳动对家庭成员的生产只被视为由爱或互惠所驱动。[4] 同样,国家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在人的再生产中的作为,在马克思这里也有空缺。

客观地说,相比较马克思对于其他政治经济学核心概念的深入诠释,他对于劳动力价值规定的分析是较为简略的,后来者只能在“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这样的语境里去揣摩并补充家庭或者国家在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做了些什么。人的生产与再生产,作为经济系统运行最为基础的方面,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现代西方经济学都没有将其充分纳入学科讨论范围。以贝克尔为鼻祖,尽管西方新家庭经济学的研究提出市场劳动或家务劳动都是创造效用的基本商品生产,因而一定量家务劳动的投入可被视为当事人分配时间以最大化收益的结果,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跳脱出市场交易关系,阐释家庭内部的生产作为与资本主义生产逻辑截然不同的生产,是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被其所改造的。正如日本学者足下真理子的观点——资本主义经济本不是对劳动力、人类、生命的再生产而考虑的系统,而是伴随国际间劳动力流动随时“再发现”可利用的劳动力的系统,只要便宜且可利用,完全没必要考虑劳动力的再生产。[5]这也解释了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中,人的再生产始终处于相对空白的地位。

女性经济学研究之所以一开始便建立与马克思经济学的联姻关系,部分原因在于,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的分析,超出了一般的货币交易关系,立足于组织生产背后的社会关系,这使得其更有可能理解家务劳动这类非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经济性质;而通过劳动力再生产这一重要的却未经充分诠释的中间环节,家务劳动可以被纳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当中,通过以下方式作用于资本积累:

首先,家务劳动影响劳动力价值的大小。家庭是生产劳动力的基本单位,劳动力的价值受家庭经济结构的制约。在马克思的定义当中,劳动力的价值等于工人消费的商品中包含的抽象劳动。但是显然,这里的劳动力价值并未包括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全部条件,构成劳动力价值的一篮子商品内容的历史演变也取决于有多少家务劳动可以替代市场交易的商品。高质量的无偿家务劳动供给可起到抑制劳动力价值增长的作用。如果考虑福利国家的作用,则我们的生活水平不仅在于工资能够买到的商品,还应包括家务劳动以及社会公共服务所能提供的使用价值的集合。

其次,家务劳动创造剩余价值。莱博维奇、罗莎·科斯塔等研究者提出,家务劳动就是马克思意义上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6];家庭主妇生产劳动力商品,是被剥削的生产工人,与其他认为女性将通过参与社会劳动取得经济独立并获取解放的观点不同,科斯塔拒绝将女性纳入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以获得自由的神话,“女性已经工作的够多了” [7]。由于资本没有完全偿付用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家务劳动,后者所形成的价值事实上有一部分转化成了资本家的剩余价值。

再次,家务劳动提升剩余价值率。在剩余价值率的表达中,可变资本V所代表的仅仅是以市场交易价值来衡量的个人消费,而非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全部必要劳动。沃格尔将必要劳动划分为,必要劳动的社会部分和必要劳动的家庭部分。[8]必要劳动的社会部分即雇佣工作日中相当于购买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商品价值的时间;家庭部分为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无偿家务劳动的时间,只有前者在雇佣关系中得以偿付。必要劳动被低估意味着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同时,值得深思的是,在经典假设中,工资(劳动力价值)是在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之前决定的,这样剩余价值率的上升就只能依靠工作日延长和劳动强度的增长,但是在考虑到家务劳动后,通过调整家务劳动的数量,必要劳动的家庭部分与社会部分的比例就将变化,即“资本主义可以利用既定的家庭结构和在这种结构下的家庭劳动,达到提高剩余价值率的目的”。[9]与之对照,当实际工资下降时,也可以被家务劳动强度的上升弥补或掩盖。因而,经济衰退期妇女回家的浪潮,不仅是缓释市场上的失业压力,同时也成为了抑制实际工资下降降低劳动力再生产质量的重要办法。

最后,家务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的外围地带持续补贴资本积累。无偿的家务劳动增加了资本所能获取的剩余价值,也就是对扩大的资本积累进行了补贴。加德纳等学者曾提出,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再生产的观点中存在一个矛盾:一方面将资本主义视为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工人们依赖雇佣劳动而生存;另一方面,将劳动力生存和再生产的问题视为与资本主义历史无直接关联的外围地带。[10]然而,加德纳等所认为的这种矛盾恰好可以与一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形成呼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延续总是需要来自“外围地带”或者来自非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长期补贴,表现为持续上演的原始积累过程对以剩余价值生产为基础的资本积累的补贴。[11]迈斯曾提及妇女在家庭领域中的劳动以及其他生产者主要满足自己需求以维持生计的劳动,是资本积累永恒不变的基础。如果没有生计型生产(subsistence production),那些所谓的自由劳动力根本无法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以生产剩余价值。事实上,家庭中的不可见的劳动被结构性地认定为无需成本的劳动,它们是对于资本积累而言的最优劳动。[12]每一个家庭实质上都是一个前工业和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由于资本不需要为劳动力的生存和再生产承担全部责任,家庭也就这样不断地为处于生产方式中心的资本积累提供着补贴。

既然家务劳动会贡献于剩余价值生产,并对资本积累进行补贴,作为将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对于资本而言就是一个矛盾的选项。一方面,家务劳动社会化推动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使产业后备军队伍扩大,并直接提升剩余价值生产总量;但另一方面,这又导致无偿家务劳动供给减少,使资本获取的免费补贴缩水。因而,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适宜限度和方式是什么,就成为了资本需要权衡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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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20 12:51:13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家务劳动社会化之于资本收益和工人家庭的矛盾
在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资本总是期望必要劳动的缩减和剩余劳动的增加。然而,当劳动者投入大量时间在作为必要劳动一部分的家务劳动当中时,就减少了劳动者参与雇佣工作可提供的剩余价值,从而限制了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显示,资本积累会推动更多的家庭成员进入工作队伍,增加雇佣劳动的总数,从而使家庭中的家务劳动数量有下降趋势。资本减少家务劳动,以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机制包含着对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发生作用的两个层面:前者表现为,家务劳动缩减使生产车间里的劳动供给总量增加,提升了绝对剩余价值;后者表现为,伴随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男性工人的工资不再包括为妻子提供生活资料的部分,即单个雇佣劳动的必要劳动减少,资本可获取的相对剩余价值。[1]
考虑到家务劳动的大量时间投入是对剩余价值生产时间的挤占,则资本积累自身会产生使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诉求。其原因不仅包括,伴随更多女性劳动力被释放,剩余劳动总量的增加,也可能因为劳动力市场竞争性的提升带来平均工资的下降。然而这里又会有矛盾的显现:女性产业后备军的增长可能抑制平均工资水平,但同时因为抚育子女和维持家庭生活的成本极高,当雇佣劳动者要更多依靠市场途径购买上述服务时,无疑意味着其工作日中必要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剩余劳动时间的缩短。也就是说,家务劳动社会化对于实际工资将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资本希望获得产业后备军队伍扩大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下降,但是又需要应对家务劳动依靠社会生产和市场交易造成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提升。
基于这一矛盾,资本可能采取的举措也包含了家务劳动社会化的两个不同类别:一是通过更为集中化的劳动力再生产资料和服务供给,降低分散的家务劳动消费者与供给者面临的高成本;二是家务劳动的商品化作为一个产业,成为过剩资本获利的新领域,同时提升劳动力再生产对市场的依赖与剩余价值生产的紧张程度。
资本要使得劳动力再生产稳定在最低耗费水平和一定限度的家务劳动之内,即尽可能减少资本为偿付必要劳动的开支,在获取无偿家务劳动补贴的同时,推动剩余劳动的投入。与之对应的是,雇佣劳动者也会为自身劳动力再生产的利益展开抗争,这就开启了在生产过程之外劳资间斗争关系的另一个维度——围绕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条件与环境的阶级斗争,包括工人对居住、教育、医疗、养老等生存资源和社会福利的争取,以及拥有一定的休假时间自主安排家务劳动。对于女性劳动力而言,还特别表现为休假时间对儿童照管质量的影响。因而,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劳动力再生产体制的变迁同样表现为阶级斗争的过程,获取特定数量和种类的家务劳动也是工人斗争的重要目标。[2] 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家庭中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和家务劳动的时间如何更多地被自己掌控,而不是用标准化以及有偿的家务劳动供给简单替代家庭内的生产,从而避免使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任由资本调遣。
20世纪中期以来,劳资之间在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展开的斗争,特别体现了家务劳动社会化两类形式的更替演变。首先是在战后黄金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介入劳动力再生产领域,通过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和集体消费资料供给,调节了劳资间的矛盾冲突、稳定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后者则体现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剥夺性积累对非市场领域的全面渗透,政府主导的福利供给减少,由工人家庭负担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急速上升,巩固了劳动力生存对市场的依附,削弱了工人在生产和交易过程中对资本可能的反抗。
[1] 参阅[美]沃格尔:《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虞晖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2]Michele Barrett et al., “ The ‘Family Wages’, Some Problems for Socialist and Feminist”  in Susan Himmelweit edit, Inside the Household From Labour to Care, Macmilian Press,2000.
三、战后黄金年代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表现——福利国家兴起与公共服务增加
在对于黄金年代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中,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视为了战后欧洲经济增长的关键支撑。[1]他对德、法、瑞典等国家劳动力供给来源和管理方式的考察,事实上佐证了女性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观点——生育子女不必是特定国家补充劳动力的唯一源泉,只要可以从其他区域获取稳定的劳工输入;家庭也并非劳动力再生产的唯一场所,雇主为客籍工人(guest worker)提供的劳动营或集体宿舍,至今依然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使用。[2]外来务工人员住在工地附近的工棚或宿舍中,以较低的成本获取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和饮食。集体宿舍作为一种典型的低成本劳动力再生产体制,减少了工人用于居住和饮食的开支,也就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中相应的部分。[3]
因而,战后黄金年代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兴起,更直接的是在新一轮无产阶级化的浪潮中,提供低成本的公共消费,以减少社会抗议,抑制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过快上涨并促进资本积累。卡斯特尔曾提出,在大都市里,当现有的集体消费品供给无法满足人们的要求时,就可能引发人们对于改善生存条件的社会运动与抗议;而国家通过集体消费资料供给,如住宅、交通、医疗、基础设施等,调节了城市里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对于避免现代都市危机具有重要意义。[4]与此同时,政府逐步制度化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并开始提供质量较高的公共服务,也为资本带来了更高的收益,例如公立的育儿和养老服务,在让更多女性劳动力被释放的同时,使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得以控制。黄金年代的资本积累体制,政府在协调劳动与资本矛盾,稳固积累的制度基础中的作用突显,促成了福利国家制度在这一时期的兴盛。
福利国家的触角在社会再生产领域中延伸并扩张,是修正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化解冲突的重要方式,也主动回应了资本积累过程中出现的新的需要。因此,在家庭之外,福利国家是有关劳动力再生产的另一类制度安排,后者的制度演变也反映了政府和家庭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责任与权利关系划分。然而,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中,福利国家与家庭都未被视为生产单位,只是一个分配与消费的单位。芙珀尔曾这样比喻过经济学对福利国家的一般观点:“市场是马,福利国家是马车,市场是能量来源和驱动力,福利国家只是储存、运输和分配市场所创造的剩余。”[5]引入女性经济学的分析视野,我们就会发现,市场上的生产单位并非经济系统的唯一动力来源,家庭和福利国家对于依存者的照看,决定了个人最终的可支配收入。“女性在非市场劳动中付出了大量时间,可被视为是在‘赶马’,正因为此,社会才会不断努力以利用和驱动女性的这种工作”。[6] 特别是就生育而言,沃格尔曾提出,生育构成了女性在阶级社会中受压迫的关键基础,由于女性在生育期从事剩余价值生产的时间减少,需要由男性家人为之提供生活资料,[7]就稳固了女性对父权制家庭的依赖。同时,女性在儿童照管中承担了更多的职责,并且由于女性比男性更为长寿,与生育、养老、医疗等相关的福利制度设计对女性的影响就更大。
现代福利国家中,社会保障体系提供的生育保险以及其他相关家庭政策,给予了女性在难以从事剩余价值生产时不依赖父权制家庭而生存的能力,有可能缓解生育律令对女性市场地位天然的不利作用,与之对照,女性在家庭中对男性的依附,很大程度上“正是国家福利体制和社会服务在满足社会需要时存在的制度设计缺失” [8]。因此,福利国家的制度设计有着极强的性别含义。[9]关于家庭、婚姻、儿童养育的公共政策不只是就业相关政策的副产品,也是调节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成本、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的重要途径,并深刻地改变了女性在家庭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处境。
战后黄金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建立起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主导的集体消费资料供给,作为调节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重要制度安排,不仅缓解了战前在生产过程和社会生活中堆积的矛盾,公共开支占GDP比重的上升也带动了工人消费的增长和工人阶级整体议价能力的提升。这一时期同时也是妇女就业快速增长,[10]并且各种女权主义思潮和运动兴盛的时期。对不同国家的比较分析显示,更为完备和广泛实施的家庭政策,为女性提供了获得与照顾服务相关津贴的权利,以及更多可支配的用于家庭照管的时间,显著了提升女性在就业和家庭生活中的自主性选择,并且减少了女性在工作和家庭间转换导致的负面后果。[11]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面对经济危机的挑战,不仅劳资间直接的分配冲突加剧,以社会保障制度调整为代表的“非阶级形式的分配冲突”(non-class forms of distributional conflict)也在增强[12],表现为政府还能将多少剩余分配给教育、养老以及其他的社会保障环节。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的建构围绕着劳动-资本-国家三方关系的重新塑造,试图形成利润率回升的制度基础。以公共服务商品化、社会保障开支减少等为典型特征的剥夺性积累,加重了私人在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负担,增强了其对市场和资本的隶属关系,不仅扭转了战后黄金年代工人阶级力量一度增强的格局,也直接作用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行为,工人家庭需要选择有人回家或是购买家政服务,用于补贴福利制度被削弱后公共照管供给的不足。
 楼主| 发表于 2018-9-20 12:51:34 | 显示全部楼层
四、新自由主义时代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表现——福利国家衰退与家务劳动商品化的加剧
由于父权制家庭分工模式的延续以及女性“天然”的生育职能,家务劳动社会化要推动女性平等的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寻求妇女解放的可能性,是以福利国家的相应制度保障为前提的。进入新自由主义时代,福利国家衰退,人们更相信通过经济杠杆推动女性提高自身素质,并且在市场的对等交换中获取两性平等,但这时女性参加社会生产的意义也“只剩下劳动力价值交换的意义”,同时由于缺乏来自国家和社群组织的支持,反而让女性将市场情境中的风险收入囊中。[1]这一背景下,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分化也在加剧,一方面是大量女性被迫进入次级市场,在“家庭”和“零工”之间灵活的转变身份;另一方面则是一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以更长时间的工作换取薪酬,用于购买商品化的家务劳动。
以90年代美国福利制度的变革为背景,南希·弗雷泽探讨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福利国家改革的性别含义。克林顿时期取消了已使用六十余年的未成年子女扶助计划,代之以所谓培养工作技能和就业救助为主的福利方案,这样的转变事实上意味着女性生育和照管小孩的行为被认为是无价值的,只有参与市场的有偿劳动才能获得完整的公民身份;女性可以依赖于丈夫生存,而依赖于国家和公共财产的救济却被认为是不正常的。然而,这一重大的福利改革并没有真正促进女性就业,对于单亲家庭而言,更多的单身母亲被推向了收入低廉的临时就业岗位,此类岗位无助于她们获取失业保险等其他社会福利,并且让她们在儿童照管与外出工作间处于两难。[2]双亲家庭则出现了妈妈回家的浪潮,通过增加家务劳动投入以抵消公共养育的减少;男性工人收入的不稳定性增强,也让女性随时待命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弥补家庭开支的缺口。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强的流动性不仅来自于家务分工中她们承担的更大的责任,也取决于福利国家在劳动力再生产方面的制度设计。高流动性削弱了女性整体的议价能力,使其成为产业后备军极好的人选;与此同时,因为工人福利大量与就业机会相绑定,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利地位,就与其在获得福利机会时的不利地位相互巩固。
对于双亲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上全职工作的家庭而言,购买商品化的家政服务成为了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选择。然而家务劳动社会化以商品化的形式出现时,对于工人家庭的复杂含义更值得寻味。
家庭作为传统父权制关系的中心,尽管为男女间不平等的家庭分工和市场地位延续制造了基础,但同时也是“工人阶级内部的辅助性机构,为其成员提供生活的意义和温暖,同时潜在地为反对资本家阶级强化扩展其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的企图提供基础”。[3]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家庭作为为其成员提供抵御资本积累袭击的避难所,妇女解放的目标不是简单地打破家务劳动对女性的束缚,单一地追求将私人的非市场劳动转化为市场性质的经济事务。事实上,当资本循环进入到家务劳动领域,家务劳动转变为可交换价值,这一劳动形式也就成为了商品拜物教理论的批判对象。[4]对此,哈维直接提出,妇女解放的“‘激进’策略如果试图把货币化和市场力量引入社会再生产领域,借此替这一领域中遭剥夺权力者充权,则完全走错了方向。”[5]
当家务劳动社会化表现为家务劳动作为可交易商品成为一个商业领域,在这里可以创造利润,支付工资,投资可以获取产出,反倒是使得资本积累突破了家庭这一非资本主义领域的防线,渗入到对人类再生产过程的改造。家庭与市场、公共与私人之间过往体现出来的性别界限,愈加表现为阶级间的界限。因而反本质主义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吉布森-格雷汉姆甚至认为,家庭已不再是由父权制生产方式霸权统治的场所,而表现为阶级、性别、种族间相互作用的社会场所。[6]在她们定义的“异性恋‘公有制家庭’”内部,夫妻双方民主地分配家务劳动并分享劳动果实,但如果家务劳动时间的延长使男性失去了赚取高工资的机会,也将降低其家庭地位,并且让妻子处于复杂的心理感受和选择。[7]然而,反本质主义者未能提及的一点是:上述现象更深刻的反映了资本主义再生产对于生产的隶属关系。尽管工人阶级的家庭之间、女性之间并非完全同质的主体,并且如现代经济学所示男女双方常根据他们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和取得的收入对家务劳动进行合理分工,但是家庭的生存愈加取决于家庭整体的市场地位,甚至削弱了工人自身安排家庭内生产活动的主导权。
新自由主义时期,伴随公共服务体系的隐退,家庭作为一个完全的私人部门独自处理投资、生产、消费以及这些活动中的风险问题,其在市场上所能获得的资源决定了再生产的计划,而这又取决于经济周期波动和变幻的资本积累进程。这事实上验证了学者希门尼斯对待女性主义研究所提出的方法论观点——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总体特征是,生产决定了再生产的形式、结果以及再生产主体间的关系。[8] 在这一背景下,性别关系甚至无需还原至微观基础,根据两性的意向和生物差异等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大部分男人和妇女所具有的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 以及使自身得到再生产的活动将仍然从属于不断变化的资本积累的需要。”[9]
除了家政服务这类家务劳动商品化的传统领域,近年来代孕产业的兴起,愈加显示了资本及其各种形式的产物有系统地侵入人类生活世界的几乎各个方面。过往的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分娩作为女性特有的生理过程,是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自然生物障碍,将阻碍女性完全突破家庭束缚进入到社会公共生产。然而,代孕技术的发展意味着家务劳动社会化的生理极限在高收入女性的身上可以被突破,转而由一部分女性的身体专属孕育的职能。学者休伊森曾论及,伴随新自由主义扩张,国家缩减福利开支,家庭自身承担更重的金融负担和经济风险,生育孩子和照管愈加成为了供有支付能力的人群选择的“奢侈品”,特别是代孕市场上子宫的商品化使得生育行为间包含的不平等被作为了依据个人禀赋做选择的结果,代孕妈妈的选择被视为凭借市场交换获得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10]这背后高收入女性摆脱家务劳动甚至生育的束缚,是以低收入、少数民族、外来务工群体女性填补相应的职能为基础的;而男性亦可以跳过传统的家庭配偶,在海外市场寻找低价的代孕女子,生育多个“独属于”自己的孩子,足下真理子称之为“阳性中心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是G-G’形式的单性繁殖。[11]上述现象无疑支持了女性之间和家庭之间的阶级不平等,且规避了婚姻对财产的再分配。家务劳动社会化发展至子宫的商品化这种极致的形式,意味着女性的“生育劳动”也被转变为了抽象劳动,学者斯皮瓦克称之为“女性身体的社会化”,生育这种特殊的使用价值“被编码进资本全球化时代的经济链条中”。[12]
显然,生育职能在女性当中的再分配,不足以成为女性整体改善生育律令对其劳动力市场不利地位影响的途径,而只能加强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对资本的依附和隶属关系。正如工人与资本的长期斗争不仅包括在劳动过程中的反剥削斗争,也包括在再生产领域的反商品化斗争,女性解放的可能途径必然包含着由社会保障体系,而非仅由市场或传统的父权制家庭,帮助女性去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责任与风险。福利国家作为一种分担劳动力再生产职责的重要制度安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家务劳动对女性的束缚,并缓解家务劳动商品化造成的工人阶级内部进一步分化。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的建立,以提升资本权力、削弱工人阶级议价力为重要特征,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淡出让位于商品化的经营,使工人阶级家庭主要凭借自身或依靠市场交换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任务。这也意味着,女性解放难以通过家务劳动在家庭中或在市场上的重新分配来取得,而关涉于资本积累的制度结构中劳动力再生产体制的建构。
[1]参阅董丽敏:《‘性别’的生产及其政治性危机——对新时期中国妇女研究的一种反思》,载《开放时代》2013年第2期第97-98页。
[2]参阅戴雪红:《南茜·弗雷泽的女性主义福利思想评介》,载《东岳论丛》2014年第8期。
[3][美]莉丝·沃格尔:《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虞晖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第169页。
[4]董金平: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前沿问题及其内在逻辑,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5][美]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许瑞宋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217页。
[6]参阅[美] J .K.吉布森-格雷汉姆:《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 陈东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
[7]王宏维:《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性别视域中的演进与拓展》,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8期第98页。
[8]Marha E Gimenez, “Capitalism and Oppression of Women: Marx Revisited”, Science and Society,Vol.69, No.1, 2005.
[9] [美]玛莎·希门尼斯著:《马克思的方法论与女性主义》,周守吴摘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10期第47页。
[10]Gillian Hewitson, “The Commodified Womb and Neoliberal Familie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64, No.4,2014.
[11][日]足立眞理子著:《资产、地租以及女性——对地租资本主义(rent capitalism)的女权视角分析》,李亚姣译,载《政治经济学报》2016年总第7卷。
[12]李应志:《斯皮瓦克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当代意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6期第127页。
五、结论与启示
马克思关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但并未专门探讨特定类型的家庭结构或国家在工人阶级再生产中的作用。传统上,父权制结构与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结合表现为女性承担大量无偿家务劳动,通过影响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从而贡献于资本积累。资本积累既需要来自于非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补贴,资本的无限扩张趋势又不断试图纳入更多的雇佣劳动关系,并尝试对非资本主义领域进行逐利的改造。女性解放以减轻家务劳动的束缚为重要前提,福利国家的制度设计影响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分担,尤其对女性福利和就业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家务劳动的商品化却在加深女性群体内部的分化以及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对资本的隶属。新自由主义时代,福利制度的收缩是资本积累体制中劳资间相对权力的重构,通过让工人家庭承担更大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协助资本积累重新调取了无偿家务劳动的补贴,并塑造了更为规训的产业后备军供给。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属性不断强化着工人家庭对资本的隶属关系,而福利国家的制度变迁从属于资本积累体制的演变,亦难以独立推动女性从家务劳动中的解放。
对于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而言,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和集体消费资料供给对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合理分担,是保护劳动者生存权益、有效推动女性就业质量改善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与劳动力再生产相关的公民权利曾出现了普遍商品化,人们主要通过市场途径解决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问题;集体消费资料的匮乏也对居民个人潜能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1]伴随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业市场重组过程中女性工人的分流,家务劳动私人化似乎顺理成章地表现为由女性承担养育、照料的职责,人们普遍地将这样的安排视为父权制结构分工的延续以及夫妻双方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的选择,相对忽略了社会保障体系承担劳动力再生产责任的不足。[2]十八大以来,党的政策纲领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都更加强调建立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不仅是落实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所必需的,也有利于提升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并改善女性就业,在基于劳动力数量条件的人口红利减弱的背景下,有助于再造新的“人口红利”,以持续推动供给质量的提升与需求市场的扩大。
发表于 2018-9-20 12:51:40 | 显示全部楼层
小手一抖,沙发到手!
发表于 2018-9-21 09:00:39 | 显示全部楼层
算不上有道理
发表于 2018-9-21 09:59:31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依据哪儿来的
发表于 2018-9-21 14:52:26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楼主,好好学习一下
发表于 2018-9-21 15:41:21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楼主,好好学习一下
发表于 2018-9-22 09:39:07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依据哪儿来的
发表于 2018-9-22 10:16:14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依据哪儿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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