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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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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19 18:40: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8-04-12 蓝江 实践与文本
摘要
理解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我们需要创造一些新的概念。为了进一步把握数字资本主义的哲学内涵,我们首先需要从本体论上看到,一般数据正在塑造出一个类似于货币一样的巨大的数字界面或平台,将一切人和物都囊括其中,而所有的对象都必须经过一般数据的中介,在数字化空间中呈现出来。经过数字化中介的行动元变成了虚体,虚体是数字化界面最基本的存在单元,这意味着在存在论上,数字时代塑造出了人与人,甚至人与非人之间虚体交往关系。但最重要的是,作为数字资本的一般数据,是所有在数字化平台上的用户生产出来的,但是被少数数字资本家占有,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需要打破这种垄断,将虚体活动共同生产出来的一般数据,转化为一种共享,为一种真正未来共同体铺平道路。
随着微信支付、支付宝日渐成为架构日常经济生活的最基本的架构,随着淘宝、京东、亚马逊等网上购物已经成为了最主要的交易形式,我们的确已经面对一个新兴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降临。虽然有人欢呼,称之为新共享经济和数字经济,但是这种共享经济和数字经济的运作确实带有资本属性,为了更清晰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只在一个层面,而是在三个层面上来剖析数字资本为我们经济社会和日常社会带来的实质变化,以及这种变化背后的哲学内涵。

一般数据:数字资本的本体论
曾几何时,我们已经对我们周遭的一切变化变得漠然,我们不会惊诧于一个在路边卖烤红薯的小贩会摆上一个二维码,供付款时扫码。我们已经习惯于看到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在大街小巷里骑着电动车穿梭,将各种货物和外卖送到每一个人手中。我们也不会感到奇怪,平常喧闹的菜场里讨价还价的声音越来越少,更多时候是主顾们前来取走他们预定的土鸡蛋、有机蔬菜或者新鲜的河鱼。而这一切的转变,仅仅发生在三四年的时间里。我们回想一下,不用回溯太远,五六年前,一个手上没有带任何现金和银行卡的人,几乎是举步维艰。然而,在今天,世界各地来中国的外国人都相继体会到了这种便捷式的付款的实惠,除此之外,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顺丰、圆通、韵达等快递业;优酷、爱奇艺等网络视频平台;大众点评网、美团、携程、艺龙则开辟了出行、酒店、美食、旅游的平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今天,人们只需要在智能手机上安装若干APP,足以满足衣食住行的各种需求。对于这种变化,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些东西究竟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更明确一些,这些东西改变的是我们的生活的外表,还是我们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显然,我们已经不能用修修补补的改良来形容这次巨大的变化,可以肯定,这次翻天覆地但实际上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认识的变化首先是本体论上的变化。

我并不是未来主义者,也不需要在这里刻意营造一个未来数字化前景的神话,将自己妆扮成一个先知,来预言一个石破天惊的未来世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世纪之交的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都是未来学的典范,他们以神话式的宏大话语,来预言当时的新技术会造成的颠覆性变化,在他们的预言中,人类会在新技术的裹挟下,获得更大的自由,更丰富的物质享受,更便利和谐的生存环境。对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预测,也早在克林顿时代就已经开始,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也谈到了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认为未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是知识资本主义和信息资本主义,知识和信息将成为决定在全球化环境中成败的关键,他们指出,未来的知识经济将取代实体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那么,一定会问道,那么今天的数字时代或数字资本主义究竟与上世纪末诞生的信息资本主义和数字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同?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数字资本主义简单地定义为信息或数据占据着支配性地位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在数字资本主义和知识资本主义或信息资本主义之间必然存在着实质性的不同。为了理解这个根本性的区别,我们需要回溯到资本主义诞生的初期,理解资本主义形成时期所带来的变化。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是一种商品经济,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有商品交换或者有货币,就一定是资本主义。实际上,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前,商品的等价交换或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已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将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给出了他的理解:
在各个国家,人类勤劳所能购入或生产的每一种商品量,自然会按照有效需求,即按照愿意支付为生产这种商品和使它上市所需支付的全部地租、劳动和利润的那些人的需求,自行调节。
对于斯密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偶然性的商品交换,也不是个别性的货币使用,而是所有这些东西都在一个生产和交换中,被融合为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体系”,用一个很通俗的隐喻来说,即“看不见的手”。当代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指出“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可以视为一种秩序的建立”实际上,对于斯密来说,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架构起一种以用相等的劳动量来衡量的生产和交换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而这个体系反过来贯穿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切,让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事物都必须在这个体系中来衡量,这一步才是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跨越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最伟大的进步,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也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马克思解释的更为明确,即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并不是一个自然秩序,而是一种抽象秩序,这种抽象秩序是在一种抽象的量上建立起来的,这个量在理论上的表现是劳动一般,而在现实中,这种劳动一般需要进一步具体化为货币,而货币绝对不能视为一种简单的一般等价物,它是早期产业资本主义的抽象观念的凝结,即一种政治经济学体系通过货币这个具体的抽象在现实中的实现。由于有了劳动一般和作为具体抽象的货币,资本主义的秩序才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尽管这里面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征服,但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本主义“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

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架构了全世界的秩序,让所有的民族,甚至最偏远的地区和民族都不得不从属于这个秩序法则。这样,零星的分散的生产和交换被凝结为一个世界体系,这也是为什么亚当·斯密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纯粹由这种秩序所支配的“世界市场”。这个秩序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第二自然”,是在人们的生产和交换活动中形成的,并逐渐起到支配性作用的秩序,一旦它成型,会毫不犹豫地将全世界范围内的各个民族,各种人口以强制或暴力的方式纳入到这个体系中来,并形成了以这种体系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

那么,我们是否在今天经历了同样的过程,我们是否面对着一个全新秩序的确立,并强制性地将人们纳入到这个体系之中呢?我们可以先从现象来谈起,例如,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小型加工厂,能否仍然以分散的形态继续生存。我们知道,在数字时代之前,在马克思的批判中,产业资本的一个弊病就是生产盲目性,它并不能准确预测他们生产出来的商品,是否能够适应市场的需求,是生产不足还是生产相对过剩。然而,在淘宝、京东、亚马逊等电子商务网站的交易数据流似乎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即通过每一用户(包括卖家和买家)的交易行为发生数据进行大数据统计,而这些统计的数据直接形成了一种导向,如今年衣服流行什么款式,什么样的色彩今年最流行,通过交易行为的数据处理,这些生产出来的新的数据会直接引导生产的走向。在这个意义上,淘宝或天猫、京东、苏宁易购等交易平台,不仅仅是为买家或卖家提供了一个交易平台的问题,而是架构了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事实上不是强制性的,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卖家而言,一旦远离了这种秩序,势必意味着被市场所淘汰,而为了在数字时代能够生存,原先相对独立的生产厂商,实际上已经依附于了这些大平台,成为了他们实质上的附庸。在阿里巴巴的支付宝业务和微信的微信支付业务推出之后,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原先,这种分散的买家或卖家的高度聚集仅仅发生在他们自己所开设的平台,但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架构秩序力量已经超越了他们自身的平台,成为了一种普世性的力量,我们看到,在人行通道里卖袜子和小商品的老太太摆出让过客扫码的微信或支付宝的二维码并不是他们自愿的,因为一旦没有这个二维码(拥有这个二维码意味着加入到支付宝或微信购租的秩序之中),行人过客随时会以没有现金为由而拒绝,意味着他们根本无法卖出自己的商品。在这个意义上,从路边摊贩到大卖场,事实上更多时候是不得已而加入这个秩序的,因为这种新秩序已经架构出让每一个人都无法逃离的架构,而这种架构正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全方位扩张,从北上广这样大都市扩展到偏远的农村,从中国大陆延伸到周边国家或地区,即使那些之前不怎么使用网络的用户,在这个时代,也不得不加入到这个潮流当中。新秩序显然已经将它的力量扩展到当今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当中,或许我们可以改写一下马克思恩格斯那句《共产党宣言》中的名言:数字资本主义“把一切个体甚至最偏远的个体都卷入到数字文明中来了“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概念。当然,我们不能继续再用劳动一般或商品的价值量这样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说法来面对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在哈特、奈格里、拉扎拉托、保罗·维尔诺这些意大利自治主义来说,他们选用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个概念,作为形容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的核心观念。这个概念就是“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马克思的原话是:
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收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
这种一般智力,在意大利自治主义那里,是一个额外的衍生物,是在工人的非物质劳动中生产出来的,并称为一种赘余的力量。保罗·维尔诺指出:“一般智力,可以被视为一种公共资源(或者超个体的资源),它将那些不定性的薪资劳动还原为一种额外的剩余物。”奈格里、维尔诺、拉扎拉托等意大利自治主义者十分正确地看到,和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描述过的资本主义的抽象的政治经济学体制一样,一般智力的确成为了一种被额外生产出来的剩余力量,同时反过来,这种剩余力量凌驾在个体至上,成为统治性的力量。但是,奈格里和维尔诺等人错误地将这种力量视为主观性的力量,并认为从作为可变资本的一般智力正在取代不变资本,让资本的生产成为被无产阶级可以控制的过程,从而为未来的共同体——共产主义——奠定良好的基础。

然而,他们的预测太过乐观。因为尽管这种以非物质劳动生产出来的一般智力,不具有物质的外表,但是它们也绝对不能等于纯粹主观。相反,我们在数据流和云计算中看到的是,主体在这些数据面前不是变得更强大了,而是变得更容易受到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产品所支配,当代思辨实在论的代表之一格拉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用对象(object)取代了物质(matter)概念,而这种以对象为中心的本体论,也被哈曼称之为OOO(object-oriented ontology)体系,哈曼说:“一种真正的对象理论需要关注的是各个对象之间的关联,而这些对象根本不涉及任何人。”也就是说,非物质性对象的关联体系仍然是外在于主体的系统,它不可能成为最终取代不变资本的革命性力量,换句话说,在哈曼那里,OOO体系就是不变资本。

这样,我们需要确立的概念必须代表一种符合数字资本时代的新特性,而这种新特征恰恰是一种客观性的力量,即由数据和云计算形成的庞大的关联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一般数据(general data)。而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个一般数据基础上架构出来的总体的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时代的所有要素,包括所有个体,所有的物,都无一例外地被这个一般数据所中介,只有在一般数据的坐标系上,所有的对象才能找到其特定的存在意义。于是,我们对数字资本的分析,很自然地从本体论走向了存在论。
虚体:数字资本的存在论
对于数字资本的存在论,我们可以从一个问题开始。试想一下,对于今天在大都市里生活的个体来说,假设他今天出门一天,却不幸将手机忘在家里,在随后的一天中会发生什么?或许,当他在等公交或坐在地铁上的时候,看到其他人都在默默地看着自己手里的手机,顿时会有一种与世界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意味着,作为此在的他,在那一瞬间,被世界隔离了。而更重要的是,当今天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一旦与智能手机和其他智能设备的形式相隔离(如忘记带手机出门的情况),会自然地产生一种焦虑感。当然,这种焦虑感并不是什么心理疾病,而是数字时代的人特有的症候,离开手机或智能设备,即与世界的疏离。于是,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当一天忘记带手机出门的人,一旦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到手机,打开里面的微信或其他APP程序,看看究竟别人给自己留了什么言,在那一瞬间,焦虑感消失了,他们从一个被疏离的空间中,通过手中的手机,重返世界,世界在他们面前重新展开,一切重新回复到了正常状态。

尽管上面的例子只是为了理论的需要,进行的虚构,但不可否认,这样的情形,或许有一天就会降临在你们中间。即是说,这种感觉会被今天的很多人感同身受。不过,我们将时间背景换一换,如在十年前,事情仍然是这样吗?对于十年前的人们来说,手机肯定也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日常用品之一,摩托罗拉、诺基亚等手机是主要机型,但那个时代的手机更多的是电话功能和短信功能,偶然带有照相功能,即便没有带手机出门,也不会产生像今天这样的焦虑感。那么,今天的焦虑感究竟从何而来?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命题,“人是政治的动物”。这句话经常遭到误读,因为politics这个概念,实际上来自于古希腊的城邦(polis),城邦区别于带有血缘关系的家(oikia),这样,在古希腊的背景下,政治或城邦代表着一种非血缘性的结群,结合为公民性的城邦。所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是政治的动物也意味着,在古代背景下,人不可能依赖于个体来生存。所以,古代城邦最重大的惩罚就是流放(古希腊语的ὄστρακον,拉丁语的exilium),即将政治的人的存在(bios)还原为最赤裸的生命状态(zoē)。在后世的阿甘本那里,这种zoē的生命状态被解释为“在城邦中生命被纳入性地排斥”。这样,亚里士多德和阿甘本所涉及到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尽管赤裸生命(zoē)不至于让个体无法生存,但是一种良善的生活是政治性的,即bios的生活。而这种bios的生活需要在城邦中的人际关系中架构,也就是说,人必须被城邦中的人际关系网络(或政治关系,或生产关系等等)中介,才能获得质性的生命。这才是亚里士多德谈“人是政治的动物”的本意所在。在马克思那里,亚里士多德的命题被转化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表达:“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拥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存在,尤其是一种良善的存在,需要一种共同体,一种社会关系来中介其存在。人的纯粹生命存在(zoē)虽然不可或缺,但它仅仅构成了我们最基础的生命存在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未来的解放运动,绝不是个体性的解放,也不纯粹是满足人类的最基础的生理上的满足,否则,这会堕落为阿甘本意义上的作为奴隶的“身体之用”(use of body),而不是真正的意义上的解放。而至少在今天,我们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种生命事实的存在,而更需要被社会关系所中介的政治性存在的价值,即bios意义上的存在。如果没有bios,则必然会有一种被流放的孤独感,正如巴塔耶谈到的那种被流放的孤独:“我在自己身上开了一家戏院,这里上演的是虚假的睡眠,没有对象的演技,让我冒汗的羞耻,没有希望,死亡,吹灭的蜡烛。”






 楼主| 发表于 2018-4-19 18:40:21 | 显示全部楼层
由此可见,我们的存在是不能远离社会关系的建构,远离将我们架构为人的那个中介。一旦离开这个中介,即我们作为人的bios,我们只有焦虑和孤独,甚至是恐惧。在孤寂无眠的夜空中,一切都被悬搁了,一切都转化为列维纳斯那空洞的il y a。如果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今天我们一旦远离了智能手机,我们的焦虑感究竟从何而来。首先,随着智能手机和数字化交往的日渐深入,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在各种APP和智能手机本身为我们创造了新的交往的同时,也把我们实体性世界的交往边缘化了。在我们通过微信、QQ、微博、陌陌等软件实现的交往,让我们认识了天南海北的各色人物,新的朋友,甚至海外的友人,但是,我们周边的交往越来越被淡化。很多大学生到毕业的时候,连班级上有几位同学都认不全,现在的钢筋混凝土的丛林里,让每一个人在空间上如此邻近,心灵上却如此疏远,我们可以理解,一堆夫妻明明就在一个房间里,还需要打开微信,发给对方一个表情,然而互相莞尔一笑。这一切现象反过来说明,在今天的数字化时代里,虽然实体性身体交往并没有消失,但是被边缘化了,相反,越来越多人重视的是在这个数字界面里创造的身体所营造的交往形态,随着智能设备的APP的广泛应用,这个交往形式会越来越普及,并形成让人越来越欲罢不能的数字化网络,参与其中的人,在存在中不可避免被其所中介,将自己变成一种数字化的产物,参与到交往行为中。相反,那些不能依赖于智能设备和数字化界面来实现交往的人(如同没有带手机出门的白领),瞬间会被感到边缘化了,在地铁上,忘记带手机的人和那些不同看着自己手机界面傻傻发笑的人的区别并不在于他们多一个设备还是少一个设备的问题,因为智能手机代表着一个存在的界面,拥有这种设备,意味着被这种界面所包含,反之,则被排斥。没有带手机出门的人的孤独感和焦虑感正是来自于此,他们丧失了与当今世界联系的最基本的手段,肉身性交往被边缘化了,由于设备的丧失,他们感到被隔离在世界之外,成为了一个数字时代的赤裸生命,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

在这里,我们需要引入思考数字资本的第二个概念——虚体。什么是虚体?我们假定,数字时代的交往依赖于一个数字界面,但是这个数字界面不是某个神灵凭空创造出来的,它是一种网络,而这种网络依赖于各个节点。那么构成数字化界面的节点,我们可以界定为虚体(vir-body)。在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著作中,他将自己的理论界定为给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后面简称为ANT),拉图尔的解释是:“一个行动者-网络就是由大范围的各种流入和流出的行动元的行动所创造出来的。”在这个ANT中,核心的要素是行动元(actant),这是一种无中心的块茎式的网络构成,各个大小行动元构成了ANT,行动元与ANT是不可分离的,行动元只有在ANT中才能存在意义。

拉图尔的ANT理论还更多是从社会构成角度来谈的,我们需要一种存在论的角度来切入到数字界面中的存在事实,而在这里,构成数字界面的最基本的单元就是虚体。虚体是数字网络中的一个活性的点,它能够主动地产生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虚体区别于对象(object)。这样,数字网络实际上是在无数的虚体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交往关系和社会关系。那么,我们需要对虚体概念做出如下几个说明:

(1)虚体是数字化网络最基本的存在单元。在数字化网络中,只能通过虚体来参与到数字化的交往当中。实体(即真实世界的个体)并不直接是数字化界面上的行动元,尽管他们可以操作数字化的虚体,但是,他们唯有将他们自己变成一个虚体(如注册一个账号,用户名)才能在数字化界面上进行交往。而对应于这个虚体的,是一切被塑造出来的数据,这个虚体并不是肉体,而纯粹是被数据生产出来的产品。比如说,在世纪佳缘这样的相亲网站上,虚体身份对应于一系列身高、长相、收入、家庭状况等数据的,其他虚体实际上搜索的是这些数据构成的虚体对象。比如一位男士,键入自己的要求(学历、户籍、年龄等数据要求),弹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些数据构成的虚体,而这种虚体与虚体构成的关系,恰恰是由于数据关系匹配对应出来的关系。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物化作为人的异化形式的理论在今天必须加以拓展,我们今天的异化形式不再是简单的物质化,而是数字化。数字化异化代表着真实的个体在社会交往关系层面必须依赖于一个数字化的虚体而存在,
(2)虚体与实体之间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尽管有人会质疑,虚体背后必须有一个实体的操作来实现,认定虚体的存在一定依赖于某个现实中的个体。这个说法实际上忽略了,在今天的数字化背景下,可能存在一个个体拥有多个不同性格不同角色的虚体存在,也存在着多个个体共同使用一个角色参与到数字化的网络交往之中。但更重要的事实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经运行一些智能软件来模仿人类的对话和行为模式,作为虚体参与到网络交往之中。在互联网诞生之初,曾有人戏谑地认为你在互联网上可能不知道跟你对话的是一只狗。今天这句话一语成谶。因为在很多交往领域,是这种智能程序的机器人,作为虚体参与到与人交往的平台上,在QQ、微信、微博、淘宝,甚至更高段的围棋网站(曾挑战诸多围棋高手的master用户就是最典型的案例),风靡一时的王者荣耀游戏,以及简单的微信推出的小游戏,如跳一跳和头脑王者,都有这种智能软件作为虚体而存在的情况。虚体概念最核心的事实是,它实际上打破了原先的人与非人的界限,自然人个体可以成为虚体,而非人的程序也可以作为虚体参与到数字化界面中的交往。
(3)虚体的核心是数据化,即作为一般数据而存在。虚体并不是自然个体那种生命体,而是一串数字或者被运算出来的结果。虚体的存在本质就是数据,那么虚体与虚体之间的交往,毋宁是一种数据交换关系,这种数据交换本身又生产出新的数据。这样,无论是作为网络行动元的虚体,还是哈曼所说的数字对象,其背后的本质是一般数据。一般数据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中最重要的事实,成为最一般性的量,如果货币构成了产业资本主义时代的通货,那么,一般数据成为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最普遍性的价值。所有的虚体都是一个数据包,而这个数据包是在一个参照系下被视为有价值的。而最新的概念:如比特币、区块链也正是一种参照了一定的算法和参照系成为有价值的数据。这样,对数字时代的存在论探讨,必然将我们引向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最基本的奥秘——数字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数字资本:数字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对数字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也需要一个回溯性的考察。首先,在《资本论》的“货币章”中,马克思谈到了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的兴起。相对于原始的物物交换原则,实际上货币并非绝对必要的,不过在物物交换中产生了一般价值形式,这种一般价值形式是物与物之间等价交换的前提条件。因此,马克思指出:“可见,商品拜物教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样,由于货币成为一种抽象的社会关系的反映,商品交换中体现着也是这种等价的物物交换关系。在货币所架构的物与物的等价交换关系中,实际上再现的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交换关系不足以让货币成为资本。也就是说,货币的出现,也不足以让一个商品社会直接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与赫斯分道扬镳的地方,赫斯坚持认为货币是万恶的源泉,马克思通过对资本运作的方式,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实际上并不发生在交换领域,而是发生在生产领域,于是马克思进一步说道:

货币的各种特殊形式,即单纯的商品等价物,或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贮藏货币和世界货币,按其中这种或那种职能的不同作用范围和相对占优势的情况,表示社会生产过程的极不相同的阶段。但是根据经验,不很发达的商品流通就足以促使所有这些形式的形成。资本则不然。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

这段文字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马克思在这里表明,资本主义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货币这种抽象化的表现形式,不是货币无情地将所有一切具体的差别都还原为货币的量的差别,而共产主义革命的核心也不是回到一个物物交换的前现代社会,甚至像鲍德里亚那样,返回到夸富宴式的象征交换时代。马克思的《资本论》实际上肯定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尽管在这个标准化的时代,在这个一切都需要被转化为具体量的时代,虽然其过程冷酷无情,但是我们革命的目标不是摧毁货币及其架构的世界体系。相反,我们应当看到,在这个体系之下,真正起到不平等作用是资本。也就是当工人贱卖自己的劳动力,并让资本家将他们的剩余价值攫为己有的时候,资本主义才成为资本主义。马克思说,并不是货币一出现,我们进入到了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一出现”,才标志着“社会生产工程的一个新时代”。那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标是资本,而不是货币,是资本家的劳动力商品的不平等的占有,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反讽地写到:“原来的货币占有者资本家,昂首前进,劳动力的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其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家及其不平等占有的批判,对今天我们思考数字资本主义也是非常有启示的。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谈到,今天来架构我们在数字化界面中的社会交往关系的,不纯粹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而是一般数据。一般数据的确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界面,让今天绝大多数交换和社会关系,都被它所中介,被它所赋值,所架构。但是,这里面并没有发生不平等。马克思在对货币的分析时,亦是如此,即货币的架构虽然带有强制性的痕迹,但是这种架构并不是历史的倒退,也不是退回到蛮荒化的状态,相反,货币成为抽象的一般等价物,实际上代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同样,我们可以说,今天的一般数据,各种智能手机上的APP,我们的数据化的虚体,被数据交换链接起来的新型的人与人,甚至人与非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时代的倒退,而是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我们并不需要像古典的浪漫一样,去缅怀一个前数字化社会,将手机和电脑全部隔绝,返回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田园诗歌式的生活中。这种浪漫主义在数字化时代的翻版,以乡愁和忧郁方式抵抗着数字化的钢铁履甲,而这一切无异于螳臂当车。

这是错误的批判方向。对数字资本主义批判,不等于要我们删除手机里的支付宝、微信、淘宝等软件,将手机还原为纯粹的接听工具,甚至彻底将所有的智能设备全部抛弃掉。问题在于,这些一般数据,这些再次经过云计算加工后的数据,如何制造着新的不平等?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尝试着从数字劳动的角度出发,来探索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不平等与剥削问题。在福克斯对Facebook的研究中发现,实际上Facebook的使用者在实质上生产了一种数字化的社会关系:“Facebook的使用者就是生产性的运输工人,他们传播了广告性的意识形态,并让使用价值得以实现。他们的活动就是生产劳动。”福克斯的结论是,Facebook通过他们的用户,将他们所需要承担的广告和文化理念传播出去,这样,这些用户实际上为Facebook提供了免费的数字劳动,而Facebook直接享用了这种传播带来的后果,即广告费用或特定的意识形态(如水军)。实际上,福克斯虽然研究的是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但实际上探讨的是一个前数字时代的产品——广告及其传播。在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看来,尽管广告及其传播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仍然存在,但它是“数字时代最老土的盈利模式”。

实际上,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更有价值的东西是数据,如在购买亚马逊的商品时,亚马逊网站上有一个类似商品的推送,这些商品大多也是消费者会有兴趣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推送的类似商品,并不是那个后台工作人员主观推送的,这些商品实际上是通过云计算得出来,这些云计算的结果推送了类似商品,从而得到更大的销售额。这些数据更重要的使用价值是,如果生产商获知哪一种款式更赚钱,更受市场青睐,会及时调整生产方向,使自己的生产获得最大利润。这种通过云计算得出的引导性方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从而降低了生产相对过剩的风险。不过对于产业资本如此,对于金融资本也是这样。大数据和云计算为金融投资提供了某一产业正在兴起,并预期能够获得多少利润,产生多少效益。在一些投资咨询公司中,已经采用了这样的云计算技术来引导金融投资,这样,金融投资不再纯粹是一种市场中的赌博,而是受到了数据监控的有效引导。而在引导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运作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资本在起作用,我们可以称之为“数字资本”。

既然被称为“数字资本”,我们首先要理解这些以一般数据为形式,并中介了诸多虚体的“数字资本”从何而来。在奈格里的一个研究中,他指出,Google的数据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来源,这就是每一次用户的搜索。在表面上看,每一个体的单次搜索是没有价值可言的,但是,如果是搜集了足够多次(如上亿次)搜索的信息,这些数据就不是毫无价值了,而是变得了非常有价值的数据资源。我们的搜索所创造出来的数据,成为了云计算的原材料,并经过一定的处理计算,产生了最终的具有高度使用价值的数据。同样,在淘宝或天猫上的顾客的一次购买的数据,是没有太多价值的,但是上千万次购买数据,经过分析就会具有不可小觑的价值。关键在于,这些数据,以及这些数据构成的平台,实际上并不是共享的,而是被某些大公司无偿占有了。我们完全可以将所有的用户进行的搜索、购物、浏览、观看,甚至游戏视为一次数字劳动,这些数字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是通过各种云计算和APP,生产成为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非常有价值的数字资本。我们并没有从数字劳动中获得报酬,而这种实际上由上亿的匿名用户生产出来的数据产品(数字资本)成为了数字时代资本家占有的对象,也正是对数字资本的占有,让数字资本家成为整个资本运转链条的顶端。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在今天的世界资本市场上,叱咤风云的不再是那些从事实体生产的产业资本家,甚至金融资本也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而Google、苹果、Facebook、Twitter、微软等更重视数字资本公司成为这个世界潮流的主导,而他们背后占据的就是处在数字资本主义金字塔尖上的一般数据。

那么,最终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需要数字化,或者将数字化视为新的圈地运动。数字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指向的矛头也不是一般数据和数字化的虚体,而是这些诶一般数据和数字化的交换平台被少数几家公司所垄断,并从中榨取巨额的剩余价值。真正的问题是,这些由所有用户生产出来的数据,是否应该合法地被为数不多的几家大公司无偿占有?摧毁这种占有,才是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方向,因为这些一般数据,虽然这些大公司在云计算和数据处理上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这些代价不足以让他们成为整体占据这些数据的合法理由。那么,或许有人会提出,让这些大公司付给所有用户从事数字劳动的报酬不就得了。但是,这种方案困难在于,大公司无法准确地给所有用户(数字劳动者)给予报酬,更重要的是,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时代不同,我们甚至不可能拥有准确衡量这种报酬的合理手段。赋予报酬,是一种资本主义早期以私人物权为基础的报酬方式,建立在私人的财产所有权绝对不可侵犯的理解之上。将一个业已建立起来庞大平台,充分分割为若干个小蛋糕,让诸多个体私人占有,事实上是一种倒退。面对一般数据,以及由大量数据聚集构成的数字平台这一新生事物,我们不能再退回到十七世纪的物权法的理解方式,即将一个财产转化为个体所有。真正有价值的思考方向是共享。因为在根本上,一般数据是共同生产出来的产物,在这个共同生产过程中,每一个生产者(用户)实际上很难分出彼此。与其将其分割,不如将其共享,数字时代的革命口号,不再仅仅消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也包含了数据绝对的和透明的共享。这种共享势必让我们走向一个新时代,让私人数据垄断逐渐成为不可能,一个基于共同数据基础上形成的团结的未来共同社会正在数字时代的地平上露出它的曙光。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8年第3期)

蓝江:男,1977年9月生于湖北省荆州市,2004年在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并于200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2004年-2012年任教于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现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是当代法国和欧洲大陆激进左翼思想研究。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南京大学哲学系”微信公众号
发表于 2018-4-19 18:40:31 | 显示全部楼层
小手一抖,沙发到手!
发表于 2018-4-19 18:41:05 | 显示全部楼层
小手一抖,沙发到手!
发表于 2018-4-19 20:52:55 | 显示全部楼层
算不上有道理
发表于 2018-4-20 10:41:55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依据哪儿来的
发表于 2018-4-20 17:10:39 | 显示全部楼层
算不上有道理
发表于 2018-4-20 18:06:31 | 显示全部楼层
算不上有道理
发表于 2018-4-20 20:27:36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楼主,好好学习一下
发表于 2018-4-21 10:27:00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楼主,好好学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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