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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商雄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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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1 09:49: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都督创建了民国,我创建了汉口。”
  相传,这是民国初年副总统黎元洪召见汉商刘歆生时,后者冲口而出说的一句话。时年不过三十来岁的后生晚辈,敢跟威望正隆的前湖北军政府都督如此开玩笑,底气从何而来?
  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语。如果你知道如今汉口最繁华的江汉路步行街,最初的名字叫“歆生路”,其周边大片中心闹市的道路、街市、住宅,都是此君一手营造,大概就不会有以上疑问了。
  号称“地皮大王”的刘歆生,只是清末到民国之间,头角峥嵘的诸多成功汉商之一。

遇“张”而起

  与很多成功的商人类似,刘歆生出身寒门,年幼时在汉阳乡下为人看鸭、放牛,因祖父、父亲都是天主教徒,得以时时跟传教士接触,逐渐学会日常的英语和法语,后入汉口的洋行当练习生。刘善于察颜观色,八面玲珑,颇受器重,24岁(1899年)即获法商立兴洋行提升为买办(等于今日外资公司的中方职业经理人)。
  积累了一些资本后,他又独自开办阜昌钱庄,并在湖北襄樊等地大量收购白芝麻转往上海销售,利润丰厚,很快成为20世纪初的武汉商界新锐。
  天天与洋商打交道,刘歆生视野开阔,眼光长远,他预见到汉口商业必有大发展,地皮会越来越值钱,决意投资。当时汉口城墙未拆,市面狭小,城墙内处处水塘土堆,城外尽是湖沼洼地,一般人以为一文不值,他却乘机向银行、钱庄借钱,大肆贱价买进。据说他是“划船计价”,先在欲购地皮四界插旗为标,然后乘船沿线按划桨次数计价,每桨付一串钱或300铜元低价。
  190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耗资白银百万两,在汉口北部低洼处筑成全长34华里的张公堤,堤内相当于原市区面积数十倍的荒废积水之地,自此免遭水患,刘歆生名下地皮有1/4直接受惠。1906年,张之洞力促铺设的京汉铁路全线通车,汉口市区设四个车站,到北京的快车只需36小时,而以前走驿道要27天,汉口作为华中商业重镇的辐射力大幅提高。第二年,汉口城墙拆除筑路,市区急速扩张,刘在城墙内外囤积的大片地皮身价激增。他随即雇佣廉价劳力,运土填基,在如今的江汉路一带及铁路线附近,修建铺面和住宅出租。
  恰逢汉口英租界当局为繁荣市场,便利交通,欲从长江边码头修建一条东西横贯市区的直街,修路经过的一段地皮属刘歆生所有,而刘又承包了英方填基修路的土方工程,双方反复洽商,终于达成以其名字命名新街的交换条件,这就是后来的江汉路。
  后来,他还发动殷实商人,联手建设“汉口模范区”,与英俄德法日租界分庭抗礼。全盛之时的刘歆生,不仅雄踞武汉三镇,沿京汉铁路上至石家庄站,沿陇海线西起归德(今河南商丘),东至徐州各站,都有他收购的地皮,已有几分百年后全国圈地的地产大鳄的影子了。
  刘歆生善于借张之洞“湖北新政”之势而发达,清末民初另一汉商领袖宋炜臣,则干脆就是依靠张之洞“座上宾”的关系,打开一片天地。
  年长刘歆生近10岁的宋炜臣,为浙江镇海人,是宁波帮大佬叶澄衷的同乡兼亲信,早年当过店员,23岁进入叶于上海开办的中国第一家火柴厂燮昌火柴厂,因办事干练,管理有方,很快升为经理,不到30岁,便使工厂盈利近100万两银子。
  宋炜臣曾赴汉口考察,认为此地工商业大有发展前途,1897年,他手持叶澄衷介绍信,赴汉求见张之洞,获得首肯后,以42万银元资本,创办汉口燮昌火柴厂。这是武汉第一家民资资本企业,叶宋各持1/3股份,其余对外招股,由于得到张之洞批准的10年经营专利,开办当年即获利10万两,以后数年利润日丰。
  宋炜臣谙熟官场文化,不仅以巨款捐得候补道(有名无实的虚职)官衔,1903年,他在汉口市中心经营一家军装皮件商号,于二楼专辟华丽房间,供招待湖北高官之用,常住武昌总督府的张之洞,过江到汉口视事时,常会借此歇脚,心情大好之余,称赞宋乃“有为之士”。
  当时汉口除租界有电灯厂外,本地人所住街区尚不通电灯和自来水,屡屡有人挟洋资申办水电厂,为张之洞所拒。宋炜臣得知其不愿引入外资的心意,邀集浙江、江西及湖北本帮三方十余名巨商为发起人,联名呈请筹建“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1906年7月,获张之洞批准,在上海筹资100万银元,在汉口招股170万元,官股拨款30万元,正式成立公司,宋炜臣出任总经理。次月,同时动工兴建水电两厂,1908年电厂建成送电,1909年7月水厂建成送水,这是汉口乃至整个武汉三镇向现代城市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1907年,他还与其他富商集资49万元成立汉口扬子机器厂,向张之洞的心血之作汉阳铁厂购买钢铁,制造铁路桥梁、车辆、叉轨,后发展到制造船只和动力机,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民营机器厂之一。同一年,他出任新成立的汉口商务总会(1916年改组为汉口总商会)议董,并连选连任。

“汉”纳百川

  汉口有句俗语:“此地从来无土著,本乡人少异乡多”。早期汉口商界由陕西及徽州等商人唱主角,清末民初则以得近代工商业风气之先的江浙帮表现更为抢眼。
  与宋炜臣一样出身宁波帮的沈祝三,幼年学木工,后随舅父到上海打工,得入上海协盛营造厂(即今之建筑公司)。该厂承包英商平和洋行打包厂的工程,沈工作勤奋,得洋商赏识。1905年,平和洋行到汉口投建打包厂,指名沈祝三赴汉主持督造。沈到汉后,全权负责协盛营造厂汉口业务,又自行承包其他工程,1908年,刚过而立之年的他正式独立创业,兴办汉协盛营造厂,日后成为武汉三镇最有名的建筑商。
  沈祝三通英语,善于与外国人打交道,通过平和洋行关系,对英商在汉的银行、洋行、工厂的建筑工程,都能包揽。他重视工程技术,不惜高价从上海招聘人才来汉,施工机械有英制搅拌机、蒸汽打桩机、电动起重设备等,还重金购置了20多辆卡车,以及货轮、拖船多艘。他每年以低于市价两成的价格,直接从德国的钢铁公司采购两三万吨钢材到汉口,不必受市面上钢价波动影响。
  他又有意识延伸产业链,自办砖瓦厂、轧石厂、炼灰厂等建材企业,不仅满足自用,还大量供应市场。并能借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经理是宁波同乡之便,贷款数十万元,扩充业务。
  自开业之日起到1937年为止,近30年间,汉协盛承建武汉三镇大量有名的建筑,如汇丰、正金、花旗、浙江实业等中外资银行,既济水电、三北轮船、英美烟草等中外资公司,协和医院、南洋大楼、汉口总商会、西商跑马场等重要公建。武汉大学内若干为人称道的主体建筑,也是出自沈祝三的手笔。
  刘歆生是土生土长的“地皮大王”,沈祝三则堪称猛龙过江的“营造大王”,上述众多建筑,一部分至今仍留存,成为武汉近现代城市转型和商业繁盛的历史见证。
  从刘歆生到宋炜臣再到沈祝三,无不都是19世纪的“60后”和“70后”,他们在底层奋斗多时,历经甘苦,终于抓住机遇而取得成功,而1893年出生的无锡人李国伟(与宋庆龄、杨虎城、毛泽东、白崇禧等政治风云人物同年),走的是一条全新的经商路。
  李国伟1915年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交通大学前身之一)土木工程系,任陇海铁路总工程局设计工程师,次年,与无锡同乡、号称“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的著名实业家荣德生之长女荣慕蕴结婚,后加入荣氏企业工作,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
  1918年,荣家委派李国伟到汉口创办福新第五面粉厂,1921年又筹建申新第四纺织厂。1919年投产的第五面粉厂,注意以质取胜,很快压倒武汉各厂,并打进国内外市场,获利丰厚,规模迅速扩大,开工5年,生产能力翻了一番,运转资金增加了4倍。
  申新第四纺织厂1922年投产,起初因资金不足,技术落后,且李国伟是纺织业外行,又遇日本纱布倾销,以至连年亏损,上海方面有些股东对其办厂能力产生怀疑,日商更乘机发动收购,以完全操纵华中纱布市场。李国伟一再向荣家陈说利害,终于得到支持。
  自此,李国伟苦学纺织技术,又亲到上海和日本的纺织厂考察,大力改进管理制度,经过数年苦心经营,力挽狂澜,到1935年时,第四纺织厂已拥有纺机5万余锭,布机上千台,还有成套染整设备,成为荣氏家族旗下申新系统首创的全能设备纺织厂。
  江浙帮以外,清末到民国活跃于武汉三镇的重量级外省籍商人,还有1902年起承租张之洞布纱丝麻四局,并扭亏为盈的广东韦紫峰、韦应南父子(其企业为应昌公司),奠定中国西北和西南民族纺织工业基础的裕大华纺织集团董事长、四川巴县人苏汰余,原籍山西、热衷多元投资的大买办刘子敬,以及江西帮大盐商胡赓堂、黄文植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8月,黄胡二人聚江西同乡富商之力,集资100万元,成立汉口地方首创的纯商业性质银行“汉口大孚商业储蓄银行”。黄文植更刻意结交冯玉祥和江西籍的刘峙等军政界要人,三次连任汉口总商会主席一职(1927年~1938年),抗战爆发后,他曾积极劝募救国公债达1000万元。

渡尽劫波

  20世纪上半叶,地处中华腹地的武汉,历经辛亥、北伐、抗战诸役,战火所及,商人命运也几度浮沉。
  比宋炜臣还年长一岁的湖北咸宁人蔡辅卿(1865年生),学徒出身,在汉口卖海味起步,继而经营人参、燕窝及药铺、当铺,又购轮船两艘航行于汉口、咸宁及湖南水域,20余年间成为武汉商界中坚,先后出任汉口商务总会总理,以及湖北省商会联合会与中华全国商教联合会副议长。
  蔡平日关心国事,曾是清末地方立宪派主将汤化龙发起的湖北宪政同志会36位基本会员之一,1911年夏,他组织武汉32个商团保安会和82个商业行帮,在武昌阅马场开万人大会,为汤氏赴京请愿送行。
  武昌首义爆发,蔡辅卿当即通知汉口各商团保安会“以白布为标记”接应起义民军。首义第三天,汉口军政府成立,他主动合作,主持汉口商务总会在汉口各处设粮台,并发起筹款约12万元,资助与清军激战的民军。后来清军反攻,汉口失陷,清将冯国璋要蔡辅卿和时任汉口商会议董的李紫云等出面维持治安,二人均避而不见,不予合作。
  与蔡辅卿年岁相近的武昌商人李紫云,首义之后连夜派人运送馒头酒肉到义军营地慰劳,并赠送10万元以济军需。鄂军都督黎元洪曾题写对联表示答谢:“实力雄厚,协助共和;事理明通,赞同起义”。
  民国成立,李紫云继任汉口商务总会总理,并发起多位商界同仁筹建汉口第一纱厂,筹资210万两纹银(折合银元300万元),他一人出资数十万元,为众人之冠,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第一纱厂在日后武汉纺织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但武昌首义之后持续40天的阳夏保卫战,对汉口市面造成重创。特别是10月30日冯国璋下令在租界以外的市区纵火,以摧毁民军抵抗,大火前后烧了五天,汉口1/5街市焚毁,时人描述“遂使锦绣之场,一旦化为灰烬”、各行商业“残破殆尽”,数以十万计商民倾家荡产。据南北议和后粗略统计,大火造成直接损失上亿银元,汉口、汉阳17家典当铺损失340万串铜元,汉口100多家钱庄不能收回的债务约3000万两,银行钱局等更受到挤兑冲击,甚至遭到明火抢劫。
  汉口大火也让刚刚建成不久的既济水电厂设备受损,总经理宋炜臣战时冒着炮火两方奔走,要求保全水电事业,战后又想尽办法借款,加以恢复扩建,因此不得已向日本商行借巨款250万元,历经数年才将外债还清。
  1938年,抗战形势趋紧,武汉危在旦夕,三镇工商界再度面临生死去留的抉择。
  上海、无锡先后沦陷,荣氏家族的工厂大多遭日军破坏,唯有李国伟负责的汉口福新面粉五厂和申新纺织四厂继续生产,且生意兴隆,利润甚厚。国民政府为保存国家工业血脉,支撑持久抗战,限令武汉工厂内迁,李国伟响应号召,不顾上海部分股东反对,组织员工将部分机器设备拆下经水陆两路迁往川、陕。
  在李国伟努力下,迁入重庆的纱厂和面粉厂先后于1939年1月及5月即重新开工,成为迁川工厂中最早复工的企业。此后六七年间,李在重庆、成都、宝鸡等地拓建了20多家分支企业,为近现代工业基础薄弱的大后方发展经济、支持抗战贡献甚多。
  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汉阳周恒顺机器厂老板周仲宣已拥有各种机床近70台,厂房3000多平方米,职工2200余人,资金100万元,生产能力居湖北民营机器厂之首。日寇侵占武汉前,周仲宣决定迁厂重庆,他与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合资,将公司改名“恒顺机器厂”,推卢为首届董事长。由于恒顺入渝较早,选址适当,拥有天时地利人和,工厂业务迅速发展,至1941年,全厂各种生产设备增至100多台,总资本多达500多万元。
  周仲宣还与先后到来的工商界知名人士胡厥文、章乃器等共组迁川工厂联合会,并得到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支持。他后来又是1946年重庆组建的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的发起人之一。
  据有“迁厂之父”之誉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工业联络组组长林继庸在《民营工厂内迁纪略》中所述,到1938年七八月间为止,因躲避战火,各类厂矿自外埠迁汉后再迁出者共170余家,武汉原有而迁出者150余家,搬迁过程一波三折,辛苦备尝,中国能赢得抗战最后胜利,武汉三镇爱国工商业主作出的卓绝努力和重大牺牲,不能不记下一笔。

晚境凄凉

  生不逢时,遭遇乱世,近现代汉商巨擘,尽管都曾叱咤风云,独当一面,但结局多半不佳。
  民国初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宋炜臣先后投资开采湖北阳新、竹山等地铜矿,又开办金矿和硝碱工厂,可惜铜矿全盘失败,1927年,其赖以成名的汉口燮昌火柴厂因各方逼债,被迫停顿,不得不转售予上海刘鸿生的大中华火柴公司,宋亦于同年郁郁而终。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会集汉口的俄罗斯茶商纷纷倒闭,茶叶无法出口,刘子敬的买办业务受到冲击,兼营投资的旗下各种企业也受牵连,屡见亏损,到了1927年,其重金投入的震寰纺织公司欠债45万两纹银,利息累计更达70余万两。适值当年大革命热潮涌动,刘子敬在汉口月租金收入3万银元的大量住宅、铺面收租困难,房产贬值,他只得向银行钱庄告贷,债务高达700万两,从此一败涂地。次年,他死于庐山,年仅44岁。
  40岁后(1918年起),沈祝三因患青光眼渐渐双目失明,无法具体指挥,1930年承建武汉大学工程时,预算失当,入不敷支,加上1931年武汉大水,各项工程损失惨重,累计亏损达40万元以上,从此汉协盛大伤元气,不得不抵押房产厂房借债周转。1938年武汉沦陷后,他靠变卖存料及财产维持生活,1941年正月凄清中病逝于汉口。
  刘歆生发迹之后自奉俭朴,不事铺张应酬,日常奔走洋商权贵之间,也很少坐车。但其地产投资过度,早在1911年时已积欠华洋各界债款高达500多万两纹银,因无现金偿还,只好变卖市中心地皮及商铺、住宅共40余万平方,后来多年又陆续卖地还债。不过,直到1946年去世时,他拥有的地皮数量,仍居汉口各业主之上。
  学徒出身,后当上汉口银业公会理事长及汉口总商会会长的汉阳人万泽生,抗战期间留居汉口法租界,保持民族气节,不与日伪合作,1942年还拿出1万元送给新四军第五师作为经费。1949年9月16日,75岁的他猝然去世,当时距武汉解放不过4个月。有一个至今未经证实的说法是,他担心新政权没收其财产,追究其资本家和大地主身份,惊惧之下,自杀身亡。
  与坚持留在大陆与共产党合作的荣德生家族保持一致的李国伟,倒是得以善终。1951年起,他将名下经营企业陆续申请公私合营,抗美援朝时更捐献飞机,为武汉工商界捐款最多者,为了购买经济建设公债,他甚至专门刻“支援建设,永不兑现”章一枚,加盖在公债票面上。
  1978年10月1日,李国伟以85岁高龄在北京逝世。两年前,他的同龄人毛泽东已经离去,中国历史轨迹再度发生剧变,一个激动人心的新商业时代曙光乍现。
  感谢湖北省商贸流通业协会会长杨育顺、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对本文采写的支持


发表于 2018-3-1 09:49:45 | 显示全部楼层
小手一抖,沙发到手!
发表于 2018-3-1 11:31:08 | 显示全部楼层
我是个凑数的。。。
发表于 2018-3-1 12:15:02 | 显示全部楼层
好帖,顶一下。
发表于 2018-3-1 12:44:06 | 显示全部楼层
我抢、我抢、我抢沙发~
发表于 2018-3-1 13:05:22 | 显示全部楼层
找到好贴不容易,我顶你了,谢了
发表于 2018-3-1 13:38:04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楼主,共同发展
发表于 2018-3-1 13:46:13 | 显示全部楼层
我抢、我抢、我抢沙发~
发表于 2018-3-1 13:47:15 | 显示全部楼层
学习了,谢谢分享、、、
发表于 2018-3-1 13:52:09 | 显示全部楼层
好帖,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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