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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诺贝尔奖的印度经济学大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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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3 17:09:54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7-10-03 李仁贵  刘安国 经济学动态
自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以来,获奖者绝大部分来自欧美国家。例外的情况是:1975年度获奖者利奥尼德·康托洛维奇来自前苏联,1998年度获奖者阿马蒂亚·森来自印度,2002年度获奖者丹尼尔·卡尼曼与2005年度获奖者罗伯特·奥曼来自以色列。由于从传统文化上讲,以色列接近于欧美国家,事实上,卡尼曼与奥曼同时拥有以色列与美国双重国籍,因此,真正来自第三世界的经济学家只有印度学者森。那么,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否纯属例外?
其实,在来自第三世界的经济学者中,印度裔经济学家在国际经济学界无疑占有一席之地。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绝非偶然,事实上,印度经济学家在近期内问鼎诺贝尔奖的希望仍然较大。这可以从印度经济学家所获得的最接近于诺贝尔奖的各种荣誉中略见一斑。比如,在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所评选出的杰出会士中,就包括印度裔学者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  2003)和斯瑞尼瓦桑(T.N.Srinivasan,  2003)。在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所授予的外籍荣誉会士中,来自印度的经济学家包括有斯瑞尼瓦桑(1976)、帕萨·达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  1997)等。尤其是,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K.  Dixit,  2005)曾当选为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等。此外,在美国国家科学院所评选的经济学院士或外籍院士中,来自印度的经济学家斯瑞尼瓦桑(2000)、达斯古普塔(2001)、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K.  Dixit,  2005)先后被当选。达斯古普塔曾先后担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欧洲经济学联合会会长等荣誉职务。
可见,巴格瓦蒂、迪克西特、斯瑞尼瓦桑、达斯古普塔等印度经济学家均在国际经济学界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希望无疑较大。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曾在题为《巴格瓦蒂时代及其他》(1996)的文章中,将国际贸易理论取得重大进展的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盛赞为“国际贸易的巴格瓦蒂时代”。迪克西特与斯蒂格利茨在《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化》(1977)一文中所提出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简称“D-S模型”)引发了“新产业组织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等一系列“新经济学”理论进展。此外,巴格瓦蒂的长期合作者斯瑞尼瓦桑、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先驱者达斯古普塔问鼎诺贝尔奖的希望同样较大。据此,本文进一步对这几位著名印度经济学家的生平与学术贡献逐一点评。

贾格迪什·巴格瓦蒂


贾格迪什·巴格瓦蒂是著名的国际贸易理论家与经济发展问题专家。1934年出生于印度孟买,1954年获孟买大学商学士学位。后求学于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56年和1962年分获剑桥大学文科学士、文学硕士学位,196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哲学博士学位。1961年起先后任印度统计学院经济学教授、德里经济学院国际贸易教授。1968年起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1980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阿瑟·莱曼讲座经济学与政治学教授。巴格瓦蒂是计量经济学会会士,美国哲学协会会士,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曾担任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副会长职务。所获得的重要荣誉包括:印度计量经济学会的马哈兰诺比斯纪念奖,德国的伯恩哈德·哈尔姆斯奖,美国的约翰·康芒斯讲座奖和F.E.塞德曼政治经济学杰出奖、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杰出会士等奖项。
      巴格瓦蒂迄今所发表的论文达300多篇,出版著作达50多部。所撰写的《印度的工业化计划》(与其夫人P.德赛合著,1970)和《印度》(与T.N.斯瑞尼瓦桑合著,1975)为印度当今的经济改革提供了知识铺垫。所发表的《保护主义》(1988)、《风险中的世界贸易体制》(1991)、《今日自由贸易》(2002)、《为全球化辩护》(2004)等著作均成为国际畅销书,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他经常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等撰稿,并且,他的声音也频繁出现在CNN、BBC等电视节目上。此外,曾先后于1971和1989年主持创办了《国际经济学杂志》和《经济学与政治学》这两份很有影响的学术期刊。巴格瓦蒂对经济学的贡献可以引用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授予他杰出会士的颂词来概括:   
智慧之光引领贾格迪什·巴格瓦蒂从对国际贸易的深奥理论分析走向对全球国际经济学的深度洞察。没有一位当代经济学家表现出如此高超的学术分析与实际智慧的结合。
巴格瓦蒂教授带给世界有关赫克歇尔-俄林贸易模型的福利涵义的开创性分析。他的著名的‘贫困化增长’模型导致了一个对市场扭曲效应及其与政府政策相互作用的更为广泛的分析,这已成为每一位国际金融和公共财政经济学者工具箱中的基本工具。
他一直致力于他那有说服力的关于国际要素流动的讨论。巴格瓦蒂教授比任何其他人都要早地认识到,劳动力的流动将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国际问题,这既会包括熟练工人、也会包括非熟练工人的流动。他也曾警告说,在这个问题变得流行之前,自由贸易的问题必须与不受限制的资本流动的动因分开,过度的资本流动将破坏贸易得益。
最近这些年来,巴格瓦蒂教授的最有代表性的贡献包括贸易谈判的政治经济学。同样,在这个问题变得流行之前,他就早已指出,互惠贸易协定的盛行将对世界贸易体制构成威胁。他作为个人也作为GATT、联合国和WTO的高级顾问率先与死灰复燃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斗争,并力促自由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
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巴格瓦蒂教授已经声名远播,成为我们的主要学界领袖之一。他是《国际经济学杂志》的创办者和编辑,该杂志自创刊以来所发表的大多是该领域内最重要的文章。他的讲课鼓舞起一代又一代学生进入国际贸易研究领域;他从前的学生的名单其实就是现代国际经济学界的名人录。
巴格瓦蒂教授也是一个写作非技术性文章的优雅的作家,这使他拥有广泛的社会听众。一句话,没有哪位经济学家比他更值得获取这一奖项。”

T. N.斯瑞尼瓦桑


活跃在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研究领域内的另一著名印度经济学家T.N.斯瑞尼瓦桑于1933年出生在印度蒂鲁伯蒂,早年获印度马德拉斯大学数学学士学位(1953)与硕士学位(1954),后求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先后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58)和哲学博士学位(1962)。曾长期就职于印度统计学院(1955-1957,  1964-1979),1980年起任耶鲁大学塞缪尔·帕克讲座经济学教授,并且从1977年起担任世界银行发展研究中心顾问。他是计量经济学会和美国哲学协会会士;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与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曾获印度计量经济学会马哈兰诺比斯纪念奖。2003年获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杰出会士称号。
在经济学研究中,斯瑞尼瓦桑和巴格瓦蒂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其合作成果包括有:《印度外贸体制与经济发展》(1975)、《国际贸易讲义》(1983,  1998)、《印度的经济改革》(1993)、《发展中国家与多边贸易体制》(1998)等著作。斯瑞尼瓦桑对经济学的贡献同样可以引用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授予他杰出资深会员的颂词来概括:
自1980年以来就在耶鲁大学任塞缪尔·帕克讲座经济学教授的T.N.斯瑞尼瓦桑是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领域内的著名人物。在国际贸易理论领域,他与贾格迪什·巴格瓦蒂和已故的V.K.拉马斯瓦米阐明,对贸易政策进行政府干预并非明智之举,即便这类干预一般来说似乎可能有合理的理由,这一论点为目标贸易政策奠定了基础。这一论证也是对具有欺骗性的保护主义观点的荆棘丛的开刀。他后来的实证工作一再指向当时流行的进口替代和管制政策的种种无效率之处。他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其他重要贡献包括对有效保护的一般均衡理论和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他新近的研究,如对国际劳工标准等的研究,已使得许多对全球化的简单化攻击有所收敛。
他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理论和实证工作覆盖从不确定性下的最优增长、避税、农村市场契约、农业制度与技术、可应用的一般均衡模型到印度的规划、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等等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话题。他新近的研究提出了若干支持印度经济改革的最强烈的观点。
学院的学生和教师。40多年来,他一直是印度经济政策辩论和研究的积极参与者。他是3卷本《发展经济学手册》的合作编辑,该书为过去几十年来本学科的进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南。他也是发展研究领域的首要期刊《发展经济学杂志》的合作创刊者,并担任为期4年的《计量经济学报》的合作编辑。
就像他的朋友和同事们所了解的那样,T.N.乃是最为多才多艺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常常通过他那睿智的头脑(以及善辩的言辞)来表达他的观点,数十年来,这些观点震撼和启发了国际学术界的许多讨论。

阿维纳什·迪克西特


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K.  Dixit)是当代数量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著名经济学家。他于1944年出生在印度孟买,1963年获孟买大学理学(数学)学士学位,1968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自1981年起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同时被世界多所知名大学聘为客座教授。迪克西特曾获多个奖项或称号:1985年获印度计量经济学会马哈兰诺比斯纪念奖,1992年当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院士,1994年获慕尼黑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杰出研究员称号,2001年获布达佩斯大学冯·诺依曼经济科学和公共管理学奖,2001年任计量经济学会会长,2008年任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
迪克西特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微观经济理论、博弈论、国际贸易、产业组织、增长和发展理论、公共经济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他撰写的一系列著作,如《经济理论中的最优化》(1976)、《均衡增长理论》(1976)、《国际贸易理论》(合著,1980)、《不确定性下的投资》(合著,1994)、《经济政策的制定》(1996)、《策略博弈》(合著,1999)和《非法行为与经济学》(2004)等均已成为经济学相关研究领域的名著或经典教科书。在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近150篇。
迪克西特最有影响的论文是他与斯蒂格利茨合作发表的《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多样化》(1977)一文,该文在经济学界引发了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巨大浪潮。作为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理论一开始是以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为基础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来越表现出报酬递增的特性,采用报酬不变假设的传统新古典理论已无法描述现代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现实。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为具有报酬递增特点的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建立数学模型的努力因面临多重均衡解的困境而一直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借助特殊的恒定替代弹性(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CES)效用函数描述消费者对差别化产品的需求,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多样化消费与差别化产品垄断生产的报酬递增性之间的对立统一,首次以严格的数学模型(即“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简称“D-S”模型)解析斯密-杨格的报酬递增思想的微观基础。D-S模型表明,消费者对多样化消费的偏好及厂商在生产差别化产品上的无止境的规模经济决定了在资源(收入和劳动供给)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将现有资源分配于有限种类的产品的生产既可以实现专业化生产带来的经济效率,又可以实现分工和由此而来的多样化消费导致的更高的福利水平。但是,“当品种更为人们所欲求时,即当不同产品为不完全替代品时,将每一厂商的产出水平推进到穷尽所有规模经济的程度,这样的做法一般并不是最优的。”最优状况只能是一定品种数量和一定程度的生产规模经济的组合。随着经济中积累的可用资源(收入和劳动供给)的增加,现有品种专业化生产中潜在的规模经济将被充分发掘。由于消费的无弹性,现有品种的消费将趋向饱和。此时,社会便将相对富余的资源转移到新产品的生产中去。新产品的引入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了消费者福利(或真实收入);另一方面,由此而来的分工的扩展又为进一步发掘新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的潜力开辟了空间。这就是由分工和市场容量(收入和劳动力)的扩展所形成的报酬递增的循环累积过程,亦即杨格所谓的“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的报酬递增的动态机理。
D-S模型的建立,为贸易和增长理论界的创新提供了理想的研究平台。20世纪80年代,作为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二次与第三次浪潮而崛起的新贸易与新增长理论无一例外地采用D-S垄断竞争框架,其中,新增长理论则被称为D-S模型的时间动态版本。20世纪90年代,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浪潮进一步扩展到经济地理研究领域,由藤田、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等人建立的一系列新经济地理模型被称为D-S模型的空间动态版本。D-S模型的深远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不仅如此,报酬递增理论革命还为此造就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具有冲击诺贝尔奖实力的一流经济学家,如保罗·克鲁格曼、埃尔赫南·赫尔普曼、保罗·罗默等。

帕萨·达斯古普塔


帕萨·达斯古普塔是一位在资源、环境、贫困等重大可持续发展问题理论研究方面造诣颇深的经济学家。达斯家族系孟加拉血统,他1942年出生于原英属印度(现孟加拉)的达卡,后移居现印度境内。曾在印度德里大学学习物理学,1962年获(物理学)理学士学位。后就读于剑桥大学,先后学习数学和经济学,于1965、1968年获剑桥大学数学学士学位和(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1975-1984年任伦敦经济学院副教授、教授,1985年起任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研究员,1993年起任剑桥大学弗兰克·拉姆齐讲座经济学教授。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外籍荣誉会员。曾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1998-2001)和欧洲经济学联合会会长(1999)。主要著作包括:《项目评估指南》(1972)、《经济理论与可枯竭资源》(合著,1979)和《资源的管理》(1981)等。其中,在可枯竭资源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经济理论与可枯竭资源》著作已成为经济学界公认的经典。
在资源经济学领域,达斯古普塔对不可更新资源的最优枯竭路径和资本积累问题以及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或可持续消费问题的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他对不可更新资源的最优枯竭路径和资本积累问题的研究表明,资源开采的最优路径,应该使资源价格的净价值在各个时段保持不变,或者说资源价格的增长率与市场利率相等。在对资源可持续利用或可持续消费问题进行长期研究之后,达斯古普塔提出,资源的利用或消费是否可持续取决于生产中不变资本与资源流量之间的替代弹性。如果固定资产或不变资本增加1%,所替代的资源流量大于1%,则资源可持续利用,否则资源将趋于枯竭。他进一步认为,不可更新资源总是要枯竭的,但是,可更新资源(如森林资源、动物资源、水能、太阳能等)如果利用保护得当,是可以持续利用的。人类完全有可能通过市场与技术进步获得更多的可再生资源,逐步减少对枯竭性资源的依赖。他由此总结出两点重要的政策含义:第一,自然资源的利用必须有净收益,而且这一净收益不能用于直接的社会消费。第二,这一净收益只能用于替代资源开发的生产性投资。如果替代弹性大于或等于1,上述政策的运作结果必然可以保证可持续消费的实现,使社会福利水平不至于降低(潘家华,2001)。
      在环境、人口与贫困研究领域,达斯古普塔通过对劳动力的营养与劳动生产力的生物学联系及其对劳动力市场运作影响的分析,论证了在营养摄取与消耗处于平衡状态下,一个人摄取养分的70%用于维系生存,构成劳动力基本生存的固定成本;余下的30%能量才被用于工作和交际(潘家华,2001)。一个劳动者如果能够通过自有资产获取满足其生存维系需要的营养,那么他在劳动力市场中就会具有竞争力。按照这一逻辑,劳动力不是一种资产——它只是潜在的资产,即只有在受到雇佣时才转化为劳动力资产。这就表明,自然资产的初始分配影响就业,非自愿性失业与营养不良密切相关。有鉴于此,在贫穷国家进行平均主义资源分配,有助于经济产出总量的增加。而这一结论在发达国家并不成立,因为富裕国家的均衡工资率较高,基本生存费用已通过社会福利体系得到了保障。

原文《挑战诺贝尔奖的印度经济学大师们》参见《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9期,鉴于成文较早,对个别学术资料信息进行了更新,但文章整体风貌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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