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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货币商人的金融机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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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1 23:53: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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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孔祥毅

现在人们都知道,金融机构分两类,一类是代表国家管理金融业的宏观管理机构,像中央银行、外汇管理部门、金融监管部门等 ;一类是经营金融业务的金融企业,如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微观金融企业。前一类金融机构的产生比后一种金融机构要晚得多。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曾说 :“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钧,非钱不可也。”主张政府利用货币工具调节经济社会,可见当时政府并没有建立起货币调控机构。后一类金融机构最早出现的是典当业,明代又出现了钱庄,到了明末清初,货币商人又先后创造出了印局、账局、票号等。这些金融机构的迅速发展,客观上产生了管理与协调金融业的需要,在政府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能力管理的情况下,金融企业自发地组织了行业协会,这就是政府金融宏观管理部门的萌芽。可以说,金融机构的创新是明清金融革命的最重要的内容。现在我们来看看其发展的轨迹。
当铺  质店
当铺、质店,统称为典当业,也称为当质业,是一种小额抵押消费信用机构。历史上名称比较多,有质库、 质肆、解库、长生库、解典库、典库、抵当库等等。按照资本数量与经营规模,典当业大致可分为典、当、质、押四种:典库的规模最大,资本最多、期限最长,利息最轻;当铺次之;质店又次之;押店最小,资本最少,期限最短,利息最重。但是,它们都是以抵押方式提供信用,即出物质钱。
当铺自南北朝出现以后,其间虽然有经营保管钱物的柜房、官办的公廨、金银交引交易铺等具有信用性质 的金融机构产生,但是都发展不快。明清时代,随着商人资本的迅速发展,典当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当商与商品经营商人联系比较密切,多数当商和商品经营商人是一个东家。当铺除了用月息一分到三分收 息之外,还往往与粮商等其他商人结合起来进行投机。在秋收粮价下跌时,粮商以低价收购粮食,典给当铺,取得质钱后再去买粮,随收随当,来年高价出售,当商粮商坐收厚利。至于当铺在戥秤上、银色上的高进低出,压平擦色,克扣贫民之事亦常有传闻。 不过总体来看,典当业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它舒困救急,融资融物,所以“长生不老 ”,绵延 1500 多年至今。当铺的经营思想与理念,从几副当铺的对联大体上可以看得明白 :“熙熙攘攘,有无相济”;“笑待当剑客,欣迎典衣人”;“君子困穷须寄物,英雄失志暂留衣”;“上输国课裕国富,下济民急慰民生”。北京城也有一副对联道:“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
钱庄 银号
钱庄,也称钱铺、钱店、钱局、钱号等,主要从事钱币兑换。这类金融机构的最初形式是街市上的钱摊。 因为明清时期社会通行的货币有铜钱、银块和银票、钱钞,零星小额交易多用铜钱,大额交易一般需使银两,铜钱和银块之间、银票与银两之间、制钱与钱钞之间兑换较多,初由殷实商号代为办理,随着商品交易扩大,专门从事银钱兑换业务的钱摊便应用而生。它们最初往往在通衢闹市设一木桌,按照市价以银块制钱相交易,收取手续费,也称贴费。日久天长,它们又代客保存货币或临时借垫。营此业者,获利颇厚,于是发展为店铺,设立铺面,业务范围也逐渐扩大,成为钱庄。有的则是商品买卖店铺兼营钱庄,后来放弃商品经营,专门从事钱业。这种演变从明代已经出现,直到清末市场上还有卖茶又兑钱或卖烟又兑钱的小钱铺、钱摊、钱桌。
钱庄的创设是在明代。1529年(明嘉靖八年),私贩铜钱猖獗,朝廷下令禁止贩卖铜钱,导致经营货币兑换业务的钱桌、钱铺等“私相结约,各闭钱市,以致物价翔踊 ”。1577年(明万历五年),庞尚鹏奏准设立钱铺,这大概是法定钱铺的开始,当时以市镇中殷实户充任,随其资金多寡向官府买进制钱进行兑换,以通商品交易。
另外有一种由从事纹银熔炼与银饰品加工制作的商户演变来的银号,与钱庄业务相近,只是各地称谓不同而已。华北、东北、西北各地习惯上称之为银号,称钱庄者较少;长江中下游及东南各地称钱庄者较多,而称银号者较少。所以,银号与钱庄可列入一类,它们的业务后来发展为存放汇兑等其他银行业务。
经营钱庄、银号的货币商人,晋商、徽商、浙商、苏商、陕商、鲁商、粤商、闽商等都有,但晋商、徽商、 浙商、苏商最多。仅据江苏工商业碑刻资料,1765年(清乾隆三十年),在苏州就有山西人开的钱庄81家。1853年(清咸丰三年),“山西祥字号钱铺,京师已开四十余座,俱有票存,彼此融通”。据现有史料,北京、天津、张家口、归化、包头、西宁、兰州、汉口等商业重镇的钱业势力多以晋商势力为强。到民国年间,虽然政局动荡,商业困难,山西省内钱庄仍然不少,1912年有412家,1913年有529家,1914年有561家,1915年减为360家,1934年为182 家。徽商、浙商、苏商也开设了很多钱庄,它们以上海为中心,活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外商银行进入以后,上海钱庄一方面向山西票号融资,另一方面也向外商银行融资,迅速崛起,晚清在上海形成钱庄、票号、外商银行三足鼎立之势,随着钱庄与买办商人的结合,后来形成了影响国民政府的江浙财团。
印局  账局
印局是一种小额信用借贷机构,放款无需抵押,仅凭借款人信用。借贷一般按日或者按月计息归还,有的 朝借夕还,有的十日或三十日归还。每归还一次,盖一次印,故名“印子钱”。由于这种放款不要求提供抵押品,只要答应说什么时侯归还,到期还款就可以了,所以也有人叫它“应子钱”。印局放款对象,主要是城市贫民与小商人。
印局出现于明朝晚期,清初就已经很活跃了。投资印局的人以晋商为多。1853年内阁大学士祁隽藻在一份奏折中说:“窃闻京城内外,现有山西等省民人开设铺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铺户及军民人等,俱向其借用钱文。”又说:“京师地方,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各铺户籍资余利,买卖可以流通,军民偶有匮乏日用以资接济,是全赖印局的周转,实为不可少之事。”由于太平天国起义,印局“止账”,职 “旗民无处通融,生机攸关,竭蹶者场居多”。由此可见印局的作用。
印局借贷,利息较高,还有扣头,如借银700两,按“四扣三分行息”,即借款契约写700两,实际借款人拿到手的是280两,还得以700两借款月息三分付息,到期按本金700两另加利息归还。故当时有人写诗说 :“利过三分怕犯科,巧将契券写多多,可怜剥削无锥地,忍气吞声可奈何?”账局也称账庄,是专门办理放款的金融机构。投资账局者,山西汾阳府、平阳府、太原府商人最多。大约在清雍正、乾隆年间产生。最初账局放款,主要对象是候选官吏和商人。李遂在他的《晋游日记》中写道 :“遇选人借债者,必先讲扣头如九扣,名曰一千,实九百也,以缺乏之远 近,定扣头之多 少,自八九至四五不等,甚至有倒二八扣者,扣之外,复加月利三分。以母权子,三月后子又生子也。滚利垒算,以数百金,未几累积至盈万。”这种业务, 称做放官账。候补官吏一到京,账局就设法接近,发现其经济困难,就给予借贷支持。候补官吏在京候选期间有的往往几年),时有招待送礼,交际应酬,一旦放以实官,制行装、买礼物,用款甚多,往往囊空金尽,只得向账局借贷,账局除抽收扣头、收取高利外,有时甚至扣押贷款人的证件或随行讨债。账局也放款给一般商人。据清档军机处《录附奏折》,咸丰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御史王茂荫奏称:“闻账局自来借款,多以一年为期,五六月间各路货物到京,借者尤多。每逢到期,将本利全部措齐,送到局中,谓之本利见面。账局看后,将利收起,令借者更换一券,仍将本银持归,每年如此。”
账局从清初到民国初年存在了近三百年。但是一般资本都不大,大者十数万两,小者数千两,遍设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大江南北,甚至在莫斯科等地也设立分支机构。
根据现有资料,账局的经营方式和业务活动与印局区别不大,后来与钱庄的业务也逐渐趋于一致,所以有不少人认为它们是一回事。民国年间的晋商自己并不把账局与钱庄作严格区别,许多学者也认为它们都是“贷金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太谷曹家的账庄。19 世 纪 20 年 代 至 50 年 代, 山西太谷曹家的产业涉足13 种行业,640多个商号,37000 多个职工,资本1000 多万两白银,分布于山西各县及朝阳、锦州、沈阳、赤峰、北京、天津、徐州、济南、苏州、杭州、上海、广州、成都、兰州、新疆、张家口、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莫斯科等地。曹家 通过砺金德、用通五、三晋川三个账局来管理全部企业,实行大号管分号,分号管小号的办法,各商号独立核算,由上一级商号领导相互间进行信息交换、融通资金、调剂人才等,是中国最早的金融控股集团。
票号
票号最初是专门从事异地款项汇兑的金融机构,后来办理存放汇兑与委托代理等业务。票号产生的时间,在19世纪20年代初,研究票号的专家们根据当时的史料,初步认定最早的票号是1820年(清道光初年)的平遥日昇昌。
票号的总号,集中在山西平遥、祁县和太谷三县,分支机构散布全国及国外,实行总分支机构制,统一制度,统一管理,统一核算。太谷帮先后有志成信等8家票号;祁县帮先后有大德通等20家票号;平遥帮先后有日昇昌等21家票号。19世纪60年代南方商人介入票号领域,先后有胡雪岩的阜康、胡通裕,云南的天顺祥、云丰泰,浙江严信厚的源丰润等几家,被称为南帮。南帮票号成立时间晚,倒闭时间也早。所以,票号也被人们称做山西票号。票号的分支机构,除京师与中原地区之外,各省、关及重要商埠都有设置,约560处,国外的 分支机构有日本的东京、大阪、横滨、 神户,朝鲜的仁川等地。总号与分号、分号与分号之间,通过“兹报、附报、行市、另起”等方式互通信息,“酬赢济虚、抽疲转快”,相互接济,使票号具备了“有聚散国家金融之权,而能使之川流不息”的能力。
1862年(清同治元年),上海一地有票号22家,对上海钱庄放款300多万两白银。1871年,票号把自己的 业务重心从长江中游的汉口转移到了上海,但是在汉口的票号,直到1881年(清光绪七年)仍有32家。在北京,1894 年(清光绪二十年)票号对清政 府户部放款100万两白银,1906年汇兑政府公款2257万两白银。票号后期,代办政府捐纳、汇兑公款、代理地方金库、借垫京饷协饷、借垫抵还外债、借垫汇解庚子赔款等,成为清政府的财政支柱。
历史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张家口上堡的日昇昌巷,下堡的锦泉兴巷,分别是日昇昌票号和锦泉兴钱庄建设并以自己的商号命名的街巷。外蒙古的科布多有大盛魁街,是中国近代最大的长寿企业大盛魁建设的。这就如同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商人在伦敦、巴黎建设了伦巴第街,发展了伦巴第银行业务一样。
金融行会
开头讲过,代表国家管理金融业的那一类金融机构,最初不是由国家设计成立,而是因金融企业经营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的行会组织。
清代北京一首《换钱摊》的打油诗说:“小桌当街钱换钱,翻来覆去利无边,代收铺票充高眼,错卖回家只叫天。”因为钱庄数量增多,业务发展,各钱庄之间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于是产生了同业协调管理的行会组织。中国的商业行会在唐代就已经萌芽,而金融业的行会组织是在金融革命中产生的,史料中虽未见详细记录,但是最迟在乾隆年间,内蒙古的钱业行会和上海钱庄行会就已经成立。《绥远通志稿》记载:“各钱庄组合行社,名曰宝丰社。社内执事,号称总领,各钱商轮流担任。”由于钱市活跃,转账结算通行,宝丰社作为钱业之行会,“大有辅佐各商之力”。 “平日行市松紧,各商号毫无把握,遇有银钱涨落,宝丰社具有独霸行市之权。”宝丰社可以组织钱商商定市场规程,监督执行,确保商民利益,尽管没有垄断货币发行,代理财政款项收解,但它有类似“银行的银行”和 管理金融业的部分行政职能。如清末,市场上不法之徒私造沙板钱,冒充法定制钱流通,到光绪年间,绥远一带沙板钱愈来愈多,为维护经济秩序,归化城各行会积极配合当局,整理货币。经各行会负责人与有威信的长者共同协商,决定在三贤庙内设立交换所,让人们以同等重量的沙板钱换取足值制钱,并将沙板钱熔毁,铸成铜碑一块,立于三贤庙内,上书“严禁沙钱碑”,碑文写道:“如再有不法之徒仍蹈故辙,察官究治,决不宽恕。”立碑经理人为归化城十五社与外十五社。这是1889年(光绪十五年)的事。归化城南茶坊关帝庙内《整立钱法序》 也讲到钱业行会宝丰社对短百钱抽拔整理的情况。包头的钱业行会叫“裕丰社”,大同的钱业行会叫“恒丰社”,上海的钱业行会叫“钱业公所”。它们承担着当地商业票据转账结算、银行 清算、确定利率、组织货币市场、管理金融市场等职责。
金融业的行会组织,是金融机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利益自卫的社团。1904年北京汇兑庄、金银号创立商会时,《大公报》曾有这样的报道:“中华商情向称散涣,不过同业争利而已。殊不知一人智慧无多,纵能争利亦属无几何,不务其大者而为之。若能时相聚议,各抒所见,必能得巧机关,以获厚利,即或一人力所不及,彼此信义相孚,不难通力合作,以收集思广益之效。兹定于每月初一、十五两日为大会之期,准于上午十一钟聚会,下午一钟散会,同业各家执事齐集到会,或有益于商务者,或有病于商务者,即可公平定议,禀请大部核夺施行。如同业中有重要事宜,尽可由该号将情告知商会董事,派发传单随时定期集议。”北京票号商会规定:“中国汇兑银号,除汇兑银两外,间有与官家、商家通融借贷之事,息银多少各有不同,书立信据,书明归还日期,即应如期归还;无论官商,立据后如有退款不办之事,议定不退兑费,收交以票、信为凭,往来以折条为据;以本地通行银色收交,一律两不相亏等等。”20 世纪初,日本人柏原文太郎在《中国经济全书》中记述 :“上海汇业公所是山西票号设立的……各票号还依赖公所图谋相互的利益。如果有同业违背公所协定的规约时,协同加以制止,并且在发生交职涉事件的时候,董事加以裁决。在中国这种公所是为他们利益唯一的机关,其规约是严正而不可侵犯的。”金融业行会的功能,在于组织市场公平交易,协助政府监督货币,维护本行共同利益,协调行会对外关系,协调处理商务纠纷。
在明清金融革命中,中国土生土长的金融机构遍布全国各地乃至亚欧一些国家,外国人将其统称为“银行”。其实合盛元票号在日本、朝鲜挂牌就是“合盛元银行”。它们是中国早期的银行业。1909年,日本出版的《天津志》载 :“汇票庄俗称票庄,总称是山西银行。据说在一百多年以前业已成立。主要从事中国国内的汇兑交易,执行地方银行的事务。”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所著《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说:“在外国人来到以前,在最上层信贷的转让,是由钱庄经手, 这些钱庄集中于山西中部汾河流域的一些小镇。山西银行常常靠亲属关系在全国设立分号,把款子从一个地方转给其他地方的分号,为此收取一些汇水”,“在上层和低层之间还有几类大大小小的外国人称为地方银行的钱庄。小钱庄可以服务于它们所在地的社区,大的钱庄则常和分布在通都大邑的地方银号有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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