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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YJeeny

历史视角中的美国和世界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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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9-10 19:24:05 | 显示全部楼层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预期与对无止尽财富的期望控制着配置到实体经济的资本并且能够解释宏观经济的动态变化。越是完全地采取金融主导的体制,结构性变迁就对劳动产生越为不利的影响。通过这样的方式,劳动逐渐丧失了支配地位。

事实上,工资劳动者有多重并可能相互矛盾的目标。例如,随着养老金改革,除当前的工资收入外,工人还考虑到他们的金融财富。如果工资的减少能够促进高利润,股市能够上涨,那么个人的经济地位就会提高,他们就能够去银行获得信贷来购买工资支付不起的耐用商品、汽车和住宅。新积累体制不带有任何福特主义的特点。在21世纪,美国、英国、爱尔兰和冰岛的工资收入者开始将自己转变为典型的庞氏投机者———购买一套自己支付不起的住宅,并期待着在价格上涨时将其出售。

上述历史变迁的结果是,CEO 与金融家薪酬的爆炸性增长,管理者与工资劳动者的利益发生分化。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前100名CEO的平均薪酬大约为130万美元,而劳动者平均工资为4万美元左右。[4]自1975年开始,劳动者的平均工资没有增长,但CEO的薪酬持续增加,到1999年达到4千万美元(如图4)。

 楼主| 发表于 2017-9-10 19:24:4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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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9-10 19:26:09 | 显示全部楼层
CEO的薪酬在1995年以后至美国金融泡沫开始以前再次上涨。这些数据表明了美国社会具有支配力量的社会团体的变化。美国的CEO从国际竞争施加的威胁中获益,并从金融化产生的结果中获益更多。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是永久性工资收入者中的精英。在德国和日本,CEO 仍然认为自己是工资收入者中的上层。在美国,CEO实际上是金融家联盟的一部分,金融家以股东的名义控制着CEO。CEO与金融投资者之间的联盟使得工资获得者不得不适应劳动市场的新浪潮(如图5)。比如,为了稳定公司的回报率和维持他们自身的工作,工人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工资—劳动关系发生变迁,金融攫取了大量利益。首先,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计划使大量的储蓄进入了股票市场,这便在美国推进了金融主导的经济增长体系的建立;其次,为了弥补温和的工资增长,工人们接受多样的利润分享计划,甚至持有本公司的股票期权。
换句话说,1945—2008年这一时期劳资关系的变迁,主要表现为工人的议价能力随着金融体系在经济中的相对独立和资本国际化水平的提高而变得越来越弱,工人工资与CEO薪酬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工人相对贫困。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受到限制,资本积累需要消费信贷的支持,反过来又为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楼主| 发表于 2017-9-10 19:27:2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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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9-10 19:28:41 | 显示全部楼层
三、金融部门的权力与危机

(一)金融部门获得独立性和自驱力:权力的来源

金融部门的价值来源于实体部门。起初,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的互动较为紧密,随着金融的发展,投资银行逐渐占据支配地位,越来越复杂的数理金融模型得到运用,但缺乏对利润可靠性的再评估。CEO的报酬激励促使他们偏好过多的风险,华尔街的政治游说、金融家与政治家相互勾结逃避规制,美联储成为金融业风险的最终担保人,这就产生了一种延长风险策略的激励,并且刺激了短期的利润,同时将风险外部化至较弱的参与者身上。中央银行坚持零利率以刺激信贷市场恢复活力,阻止股市崩盘,支撑GDP、金融利润和最富阶层财富的积累。

 楼主| 发表于 2017-9-10 19:29:54 | 显示全部楼层
1.20世纪60年代: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系统。
在战后的增长体制中,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大部分依靠受到权威部门控制的银行信贷来完成。在信用关系方面,尽管存在信息不对称,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还是能够形成长期承诺的基准利率。金融市场的发展将对信贷的监管从公共部门转移到私人参与者,权力的重大变化由此发生。

2.20世纪80年代:直接金融取代间接金融的主体地位。
资本市场的资金通过三种方式提高了金融的权力。首先,证券的所有者具备在任何时点买卖证券的能力。这便是直接金融内在的灵活性。证券的这种可转换性产生了能够超越任何长期承诺的机会主义行为。灵活性和机会主义的特性能够保证投资者及时退出市场,并在金融市场获得话语权。这与信贷关系相比确实是极大的优势。由于投资者能够在任何时点出售证券,他们能够从自由的买卖中或从长期持有公司股票的策略中获益。金融市场的供求必须保持平衡的内在要求,使得任何改革和信息迅速体现在资产价格的评估中,从而使得更大范围内的市场和资产被纳入最优化过程。金融市场的灵活性、机会主义 ,以及最优化更大范围内的市场和资产的行为,这些就是产生庞大金融权力的结构性根源。

3.20世纪90年代:金融的相对权力转变为绝对统治。

 楼主| 发表于 2017-9-10 19:31:33 | 显示全部楼层
上述三种机制还不足以导致重大的金融危机,金融的相对权力转变为绝对统治是金融自由化和技术变迁的结果。只有制度变迁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程度上刺激金融市场的灵活性、机会主义,以及最优化更大范围内的市场和资产的行为时。这三种机制对宏观经济的动态变化才开始变得至关重要。

伦敦欧元市场的创建标志着金融权力开始显现。这是大型美国企业规避他们认为过于严格的本国金融规制的结果。与被限制在特定领土辖域内的公共权力机构相比,私人部门的去本土化能力为其带来了红利。这种红利甚至超过了生产资本。二十年之后,大多数的政府开始自由化本国的金融市场以吸引国际资本。[5]这种行为产生了两种影响,一方面,它促使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在金融调节和改革方面的专业化;另一方面,它弱化了国与国之间关于资本利得税的议价能力,原因在于重新分配和吸引纯粹金融所得的威胁开始变得可信。金融全球化使得金融家在世界范围内最优化资产回报率成为可能。

对金融体系的调节被架空,私有化改革开始繁荣并不受规制。人们开始普遍相信私有财产权利的主动权和自我调节市场的效率。金融从这种转变中获益颇丰。国家失去了阻止投机扩张和防范危机的关键工具。美国权威机构认为金融部门会评估他们承担的风险并建立可靠的模型以避免破产;金融再调节中衍生出的高技术金融产品(期权、互换、资产证券化等)也会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自我调控。[6]在21世纪,许多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认为他们能够自行创造流动性以减少对中央银行的依赖。但是,当房地产投机的浪潮席卷开来时,大多数市场的冻结揭示了只有央行印制的货币才是流动性的最终来源 。

事实上,长期来看金融利润还是只能来源于生产资本的成功运营。这里存在的一个悖论是,金融资本不间断地追求资本利得会对实体经济的活力造成损害 。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的差异见表1。

 楼主| 发表于 2017-9-10 19:33:4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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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9-10 19:35:04 | 显示全部楼层
即时金融交易忽视了生产性企业的惯性。如凯恩斯在《通论》中指出的观点,非金融企业并不能像金融企业所要求的一样,快速地组织起来。金融市场的魅力还在于它的可逆性,处在高位的资产价格可能像其急剧上涨一样,在顷刻间崩溃。不幸的是,最为基础的工业部门通常是不可逆的,原因在于生产性投资的回报在中长期才能收回。破产就是这种不可逆性的昂贵代价。金融的国际网络赋予金融国际的触角以最优化资产回报率,然而大多数非金融活动即使处在国际价值链条中,也都是地区性质的。这种不对称阻碍了地区企业和政府设计生存策略的能力。金融的这些特点给予机会主义大额奖励,相反,生产领域的劳动分工需要某种程度的合作,给予合作以奖励。

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的这些差异表明一个事实,美国从2010年开始出现利润回升,但生产资本的积累并没有恢复。相对安全的金融资产的回报率仍然超过了大多数产业资本的利润率。此外,金融改革尤其是证券化的普遍发展恶化了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之间的差距。金融工程师设计复杂且具有高风险的金融模型,将风险转移到信息不足的参与者身上。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在过去,国家能够控制金融;而从21世纪开始 ,金融家具有监管经济政策和国家特权的力量。

 楼主| 发表于 2017-9-10 19:35:35 | 显示全部楼层
(二)金融—政治结盟与结构性危机

金融资产、金融市场的特性使得金融体系自身具有制造投机泡沫、追逐高额利润的不良激励;同时金融资产的特点与金融—政治联盟赋予金融以不平衡的权力与不受控制的统治地位,这些权力与地位带来的金融霸权便是危机产生和爆发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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