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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YJeeny

市场经济中的竞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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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8-12 10:04:43 | 显示全部楼层
发展这样一个理论的迫切性是毋庸待言的。我们将在另一项研究里提出相关模型,设法兑现上述构想。不过,在结束这一节之前,我们还想就这一理论可能带来的后果再做一番探讨。在所谓动态平面竞争结构中,马克思假定落后企业会通过模仿或学习改进生产率。但是,由于马克思并没有分析这种模仿必然实现的理由,事实上默认了相反的情形会以同等概率出现,即面对先进企业提高生产率和扩大市场份额的压力,其他企业无力通过模仿来应对,最终在竞争中落败,并被驱离该部门,使得该部门为个别先进企业所垄断。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动态平面结构理论事实上可以直接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易言之,动态平面结构理论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解释竞争的理论,但也可以成为一个解释垄断产生的理论。马克思本人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在《资本论》第一卷论述资本积累的章节,马克思就提出竞争会直接导致资本的集中和垄断。

相比较而言,动态层级结构理论则可以更好地解释竞争的持续存在。在动态层级结构内,当两种产品性价比的增长率发生改变时,竞争就会产生。但由于竞争面临着组织知识生产的约束,动态层级结构内的竞争并不会导致价格的收敛和超额利润的消失,而是带来利润实现能力的等级制即某种相对意义的垄断。在这个结构内,除非一方产品的性价比以异乎寻常的速率增长,否则不会轻易地颠覆整个层级结构。更容易出现的结果是一种将竞争和相对的垄断结合在一起的局面。

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曾谈到资本之间的竞争是推动集中和垄断形成的力量。马克思还曾设想了在一个部门内,甚或在一个社会中,资本集中所能达到的极限。就一个部门的情形而言,是将全部资本融合为一个单一资本; 就全社会的情形而言,是将社会总资本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①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在概念上指的就是同时存在的许多资本,单个资本与资本的概念是相矛盾的。在《1857 ~ 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 ,马克思这样说道: “资本是而且只能是作为许多资本而存在,因而它的自我规定表现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②这意味着,一旦资本失去与其他资本的对立,一旦失去竞争,也就不会有资本主义了。为此,马克思自己也意识到,用竞争带来垄断这个线性的规律来描绘资本积累的发展趋势是过于简单化了。在《资本论》第三卷的一个地方,他又补充指出,“如果没有相反的趋势不断与向心力一起又起离心作用,这个过程( 指资本集中的无限过程———引者注。) 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崩溃”。③遗憾的是,马克思在这里仅为我们留下了只言片语,并未明确分析这些离心力到底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在我们看来,承认部门内竞争的动态层级结构的存在,似乎有助于解决这个理论上的难题。在竞争的动态层级结构里,竞争和某种相对的垄断总是伴随的,垄断并没有消除以技术创新为前提的竞争,后者作为离心力始终在限制或扭转一个部门迈向绝对垄断的趋势。

 楼主| 发表于 2017-8-12 10:06:09 | 显示全部楼层
上述竞争的动态层级结构尽管是用来刻画部门内竞争的概念,但这种层级结构的存在对于部门间竞争也会带来微妙的影响。概而言之,部门内的这种层级结构有可能阻碍利润率在不同部门间的平均化。马克思的利润率平均化理论实际上是以部门内的充分竞争为前提的,这一点却经常为人们所遗忘。在马克思讨论的部门内竞争的平面结构里,竞争的结果是在不同企业之间带来大致相等的生产率,在此基础上会形成产品统一的社会价值,以及一个不包含超额利润的标准利润率。这个标准利润率事实上是各个部门的资本互相比较,并据以在部门间流入或流出的依据。然而,一旦引入部门内竞争的层级结构,这个标准利润率就不存在了,因为部门内此时持续地存在着几个高低不同的利润率。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就失去了在不同部门之间对利润率进行比较的唯一标准,从而难以做出进入或退出某个行业的判断。资本完全可能留在本部门内,通过提高性价比的竞争来追逐超额利润,而不必转移到别的部门。

进而言之,在讨论部门间竞争的时候,马克思也没有考虑组织知识的生产对这种竞争的约束。在演化经济学的理论中,组织知识的生产并不局限于企业的层面,在部门和区域的层面同样存在着协调个别知识的问题。在此意义上,演化经济学又进而发展了部门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国民创新体系等隶属于不同层次的概念和理论。由此看来,个别资本倘若无力加入特定行业、特定区域的组织知识的生产,要想在部门间流动也是非常困难的。考虑到这一点 ,马克思的部门间利润率平均化的模型就完全可能为一个新的模型所取代,在这个新模型里,不同部门间的利润率也存在层级化的结构,且不易平均化。

依循上述思路必然还会提出以下问题: 既然在竞争模型里也存在相对的垄断,而垄断又不能阻绝竞争,将资本主义区分为自由竞争阶段和垄断阶段的依据何在呢? 事实上,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一直存在着争论,其中一方坚持在传统意义上对自由竞争和垄断这两个阶段的划分,另一方则怀疑这种划分,指摘前者忽略了竞争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①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即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步入垄断阶段并不仅仅与资本集中度的提高有关,更重要的取决于金融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对自由竞争阶段和垄断阶段的划分,与资本主义部门内始终并存的垄断和竞争并不是一回事。承认后者并不等于否认对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上述划分。

 楼主| 发表于 2017-8-12 10:08:44 | 显示全部楼层
二、《资本论》中存在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吗?

熊彼特的企业家概念是和他的创新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对熊彼特来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发展过程、一种本质上动态的现象,是由创新推动的。这个观点事实上蕴含在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中,并不能完全视作熊彼特的首创。熊彼特的首创意义主要是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而言的。他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在结构上体现了这一点。在这本奠定他的经济思想史地位的重要著作里,熊彼特直言不讳地指出,一个抽象了创新的经济( 他称之为“循环流转”) ,归根结底是静态的。而一个像这样趋于静态均衡的经济,只是思想的构造物,并不符合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创世纪”是由一次“大爆炸”———在他那里即是创新———开始的,并持续地为之所推动。这些观点自然是有别于一切正统的新古典主义者的。正如熊彼特经常承认的,他的这些思想来自马克思。但另一方面,熊彼特也的确说出了马克思本来可以说,但限于政治立场而表达得不够充分的思想。这主要体现在,熊彼特以更鲜明的态度把创新视为使资本主义之所以为资本主义的“本体论规定”。可是,熊彼特( 以及当代的新熊彼特派) 倾向于把创新看作完全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内生的,这就过于看淡了那些主宰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同时也过高地估计了资本主义经济本身自我协调的能力。①

在熊彼特那里,企业家是创新的承担者。关于什么是企业家,众所周知,他先后经历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其早期,比如在《经济发展理论》里,企业家是充满英雄主义的个人。在其晚期,企业家则被看作资本主义的大公司。不过,在笔者看来,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的真正特质,或者说真正有别于其他人( 如马克思) 的地方,仍在于他的早期观点。在熊彼特早期的著作里,企业家并非是在纯粹经济学的意义上界定的,而是在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意义上首先提出来的。熊彼特曾在人类学的意义上把人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静态性格的人,另一类则是各行各业的领导者,完全不为享乐主义的需要所主宰。他曾这样说:
在每个领域都有着具有静态性格的人和领导者。前者的特征是,他们的行动以他们所学的东西为依据,他们在传统的框架内行动,他们的观点、性格和行为是由他们所在领域里的既定的数据所决定的。后一类人的特征则在于,他们看到了某种新东西,他们改变其行动的传统框架,改变他们所在领域的给定的数据……在任何地方这两类人都有着鲜明的界限,一类人发展出新的文化潮流,建立起新的学派和政党; 另一类人则为新的文化潮流、新学派和新政党所发展。①

 楼主| 发表于 2017-8-12 10:11:25 | 显示全部楼层
在《经济发展理论》里,熊彼特把对上述两种人进行区分的思想运用于经济学。在他的经济分析中存在着两类人,一类是新古典意义上的理性人,也是熊彼特自己在他的静态经济模型即循环流转里发挥职能的当事人。另一类则是非理性的企业家,他们带来了资本主义发展这一动态现象。他指出,企业家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决非基于享乐主义的物质需要,而是出于一种从静态模型的眼光来看属于非理性主义的动机。熊彼特在谈到这后一类人时还特地分析了其动机的构成,认为其中含有以下方面: 其一,一种寻找私人王国的梦想和意志; 其二,一种征服的意志和战斗的冲动,一种证明自己比他人优越的冲动,在这方面,经济行为和体育运动变得更相似; 其三,一种把事情办成的快乐,施展个人的能力和智谋的快乐。他指出,在这三种动机中,只有第一种是和私有财产相关的,其他两种都不可用金钱的收益来衡量。②企业家身上的这种特质在资本主义初期那些发现新大陆的航海家身上体现得格外明显。资本主义文明的兴盛,恰恰是得益于那种心系航海、蔑视谋生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而非一般所谓理性主义或享乐主义。类似的,非理性主义的企业家作为创新活动的承担者,则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动态现象。

现代经济学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阐释着熊彼特的思想。在这些阐释中,有一类明显的是想把熊彼特的思想综合在新古典的均衡框架中。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柯兹纳就是这一派别的代表。依照他的解释,竞争是一种有效的发现程序,企业家在其中的作用是发现那些未被注意到的利润机会,这些发现有助于降低经济中的无知程度,推动市场迈向均衡。③柯兹纳的诠释遭到了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位传人拉赫曼的批评,他把人类心智的主观维度扩大到包含创造力,从而与奥地利学派的传统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差异,正如帕勒莫在对二者的比较中所指出的,在柯兹纳那里,企业家只剩下“发现”的职能,而失去了更为重要的“创造”功能,后者才是熊彼特着力强调的。④

熊彼特的企业家概念有两个重要的特点。首先,在企业家的动机当中,存在着无法还原为享乐主义即纯粹经济因素的主观价值维度。但是,这种主观价值维度赖以形成的根源在他那里并未获得充分的解释。这样一来,企业家的行为就在很大程度上被归于先验地存在着的、非凡的人格特质。而这又意味着,对熊彼特而言,创新产生的根源最终在经济学上变得不可解释了。熊彼特的这个缺点在德国社会学家韦伯那里可以得到部分的校正,后者把经济活动的动机归结于社会流行的文化因素,而非个人身上的神秘特质。这种视角的转换意味着,真正需要解释的并不是个人的动机,而是一个社会里的文化如何会影响人的经济行为。就竞争问题而言,需要解释的是各种不同的文化和制度因素对企业、区域、国家等各个层面的竞争行为的影响。

 楼主| 发表于 2017-8-12 10:13:09 | 显示全部楼层
其次,在熊彼特那里,企业家的行为与循环流转模型里的经济人不同,其行为不再是对给定数据的适应,而是要打破任何给定的约束条件。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理论》所构建的理论体系中,循环流转是为了向资本主义发展动态过渡而预设的一个类似于思想实验的模型。在这个模型里,所有当事人的行为只是在既定的需求指引下,对给定数据的适应而已,在这里不存在任何无法预测的不确定性。当熊彼特要向动态模型过渡时,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即在企业家进行产品创新时,市场上并不存在对新产品的既定需求。这种新的需求是被生产者创造出来的。另一方面,由于创新的实现需要将生产要素从给定的用途中吸引出来,以便服务于新产品的生产,就势必打破经济中原有的资源配置均衡局面。这样一来,创新的发生事实上终结了既定的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给相关企业带来了无法预料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也深刻地影响了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的适应性行为,即在给定数据下进行最大化计算的行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里自然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个别企业要在这种条件下成功地应对不确定性,唯一的出路依然只有创新。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这一节标题所提出的问题: 在《资本论》里存在熊彼特意义的企业家吗? 这个问题很难用是或否这样绝对的方式来回答。笔者的观点带有某种折中性: 一方面,马克思的确没有提出过企业家这一概念,在其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讨论中,几乎不存在为熊彼特所看重的主观价值维度; 但另一方面,借助于价值理论,马克思透彻地把握了与资本积累相伴随的不确定性,从而为接纳熊彼特的企业家概念做好了理论的铺垫。

《资本论》中关于人的行为和动机模型的观点,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概念来表达的。依照马克思的定义,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① 换言之,人的动机和行为模式,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厘定的。这一点也构成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与新古典经济人之间的根本区别,后者是在脱离了具体的生产关系的前提下,作为超历史的先验人性来规定的。在《资本论》里,资本家是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主要类型之一( 另两种类型分别是雇佣工人和土地所有者) ,其内在动机是追求剩余价值,其行为则是积累( 甚至是为积累而积累) 。竞争的作用则是以外在强制的方式迫使资本家遵循这种特定的行为和动机模式。

 楼主| 发表于 2017-8-12 10:14:40 | 显示全部楼层
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具有如下特点。第一,这些当事人不过是资本主义大机构上的构件,执行着系统的运行所要求承担的功能。换言之,这个概念具有某种结构主义的特点。第二,这些当事人的动机只是根据经济利益来规定的,撇开了非经济因素对人的动机和行为所能造成的影响。而这样一来,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和新古典经济人这两个似乎截然不同的概念之间就产生了某种共鸣———二者均忽略了人的动机和行为模式可能具有的多样性,以及非经济因素在这种多样性的产生中所起的作用。①

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概念所具有的上述弱点,凸显出它与熊彼特的企业家概念之间的差别。前者刻意抽象了熊彼特所注重的主观价值维度在人的行为和动机模式中的影响。这些主观价值维度是由各种非经济的制度因素塑造的。进而言之,马克思也忽略了非经济的制度因素在协调和组织企业内部的分工方面所起的作用。② 在其部门内竞争的模型中,马克思虽未诉诸代表性企业这样的假设,甚至还设定了创新和模仿这两类不同的企业行为,但由于他没能从主观性的角度进一步分析造成这两类企业的行为差异的原因,从而丧失了发展一种企业家理论的机会,并使企业之间的异质性最终归于某种未经解释的偶然性。因此,尽管马克思也高度重视技术变革的作用,但在上述意义上,马克思的确没能提出一个企业家的理论。

不过,马克思虽未能提出企业家的概念,却深刻地分析了与资本积累相伴随的不确定性,从而为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接纳企业家这一角色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对不确定性问题的分析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笔者在先前的著作里曾系统地分析过这一点。①这里不妨从《资本论》第二卷里援引一段论述,从中可以看到价值运动的独立性和价值革命———它们是不确定性的源泉———对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决策所能带来的影响。马克思这样写道:

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在资本价值增殖时,也就是在它作为独立价值完成它的循环过程时,因而只有在价值革命按某种方式得到克服和抵销时,才能够存在和继续存在。……如果社会资本的价值发生价值革命,他个人的资本就可能受到这一革命的损害而归于灭亡,因为它已经不能适应这个价值运动的条件。价值革命越是尖锐,越是频繁,独立价值的那种自动的、以天然的自然过程的威力来发生作用的运动,就越是和资本家个人的先见和打算背道而驰,正常的生产过程就越是屈服于不正常的投机,单个资本的存在就越是要冒巨大的风险。②

 楼主| 发表于 2017-8-12 10:16:31 | 显示全部楼层
在先前的著作中,笔者曾借助捷克哲学家科西克的观点来诠释马克思的这段论述。科西克提出,资本积累在此表现为“一个由‘无意识主体’ ( 价值) 的运动构成的系统。…… ‘人们’戴着这个机构的官吏和代理人的面具出场,作为它的组成部分和要素行动”。③ 在这里,科西克谈到了两种主体,一种是无意识的主体,即价值运动的独立性,另一种则是持有自己的“先见和打算”的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后者是“嵌”于前一运动之中的,其“先见和打算”要受到前者的制约 。对这两种主体的区分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含有某种虚假的成分,因为他的计算和抉择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受自己控制的。这尤其体现在 ,面临频繁发生的价值革命,他们非但不能确知自己的口袋里将获得多少利润,甚至不能预料预付资本将在多大程度上将因价值革命而贬值。

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对《资本论》第一卷是个重要的补充。在第一卷,资本家试图采用各种手段从直接生产过程中榨取剩余价值,而在这里,由于资本作为运动中的价值受到价值革命的威胁,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行为受到了不确定性的制约。按照马克思的货币资本循环公式,资本的价值增殖可以表述为以下过程: G—W—P—W—G'。其中G 是预付资本,G'则由预付资本的等价物和剩余价值组成,即有G + ΔG。利润率在此可表达为ΔG /G。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由于不断发生的价值革命,作为预付资本的G 面临着经常贬值的危险。而ΔG 即剩余价值或利润只有在商品实现后才能被真正地占有,因而也是事先难以确定的量。由ΔG 和G 组成的利润率,事实上代表着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即资本家的行为结构,因为分母作为预付资本,即资本家为了实现价值增殖这个目的而采取的手段,而分子即剩余价值则是整个行为的目的。因此,在利润率=ΔG /G 这个比率中,体现了资本家行为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如果分子和分母双方在数量上都是不确定的,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行为结构中,手段和目的彼此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这种联系的丧失,正是不确定性概念的真意。

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行为并非全然是以结构主义的或决定论的方式被规定的。仍以马克思的部门内竞争模型为例,在他笔下的业主型资本家尽管都受到来自竞争的外在压力,在行为上却出现了分化:只有一类资本家会成为通过创新来挑战不确定性的企业家。对这两类不同企业的分析意味着,马克思在其理论中的确意识到了企业家的存在。问题只在于,他未能进一步分析这些企业家的特殊动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和制度环境。

 楼主| 发表于 2017-8-12 10:18:11 | 显示全部楼层
三、竞争在资本主义动态演化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竞争的论述,最早可追溯到青年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以下简称《大纲》) 。《大纲》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第一篇经济学文献,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这篇日后被马克思赞誉为“天才的大纲”的著作里,恩格斯首次考察了同时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理论。他发现,竞争范畴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占据着核心地位——— “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终究都会归结为竞争。竞争是经济学家的主要范畴,是他最宠爱的女儿,他始终爱抚着她。但是请看,在这里出现的是一张什么样的美杜莎的怪脸。”①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在撰写《大纲》的时候,青年恩格斯在政治上刚刚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他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完全化约为对竞争的批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要彻底揭露竞争这张 “美杜莎的怪脸”。

《大纲》对竞争的研究包含着许多值得肯定的、深刻的内容。首先,《大纲》正确地分析了竞争的制度前提,将竞争的出现归因于私有制和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在谈论普遍化的商品生产时,恩格斯与波兰尼类似,将劳动力和土地的商品化作为这种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得以形成的根本前提; 并且提出,如果任这种商品化肆意发展,其结果将是人的毁灭。②

其次,《大纲》分析了竞争和垄断的对立统一关系,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可避免地造成个人对生产资料或财产的或大或小的垄断,这种财产权的垄断是竞争的前提。为了争夺这种垄断权,人们之间会展开激烈的竞争,竞争又会导致进一步的垄断。但垄断并不能阻挡竞争的洪流,它本身还会引起竞争 。

最后,《大纲》指出,竞争造成了整个经济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使生产难以和需求的变动相适应,从而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恩格斯写道: “经济学家用他那绝妙的供求理论向你们证明‘生产永远不会过多’,而实践却用商业危机来回答,这种危机就像彗星一样定期再现,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平均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八十年来,这些商业危机像过去的大瘟疫一样定期来临。”①

 楼主| 发表于 2017-8-12 10:19:30 | 显示全部楼层
然而,《大纲》对竞争的分析往往还带有浓重的道德审判的意味。例如, 《大纲》提出,把土地和劳动力作为买卖的对象是“不道德的”。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竞争,造成资本同资本、劳动同劳动、土地同土地相对立,并且同样又使每个因素同其他的两个因素相对立,总之,竞争造成了一切人和一切人相对立。“在这种共同的利害关系的敌对状态中,人类目前状况的不道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竞争就是顶点。”②

《大纲》还从道德批判的角度评价了竞争对价值决定的影响( 这看起来有点儿像中世纪的公平价格理论) 。我们读道: “由竞争关系所造成的价格永远摇摆不定的状况,使商业丧失了道德的最后一点痕迹。至于价值就更不用说了。看来非常重视价值的、并以货币的形式把价值的抽象形态转化为一种特殊存在物的制度,本身就通过竞争破坏着物品所固有的一切内在的价值,并且在每时每刻改变着物品与物品的价值关系。在这个漩涡中哪里还可能有基于道德准则的交换呢?”③

青年恩格斯在《大纲》里的这些看法和西斯蒙第的观点极为近似。后者作为古典经济学阵营中和英国“财富学派”截然不同的另一派别,同样反对竞争和现代雇佣劳动制度。④这种近似性表明,在写作《大纲》的时候,青年恩格斯和西斯蒙第一样,都没能寻觅到一种超越单纯的人道主义批判,更为辩证地理解竞争和市场经济的理论和方法。以上述引文里对价值决定的批判为例,恩格斯把竞争所带来的价值变动看作道德准则的丧失,这和《资本论》里的观点相去何以道里计。在《资本论》中,单位商品价值的下降是在生产率进步的前提下实现的,而生产率进步又是部门内竞争所造成的结果。反观《大纲》,通篇竟未谈及竞争在推动技术进步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只是把生产力的进步抽象地归因于作为外生变量的科学。①由于恩格斯在这里实际上切断了竞争和技术乃至科学进步的联系,这就为他对竞争的道德评判奠定了基础。《大纲》所表露的这种倾向,甚至与《共产党宣言》相比———更不必说《资本论》了———都是一个明显的缺点。

 楼主| 发表于 2017-8-12 10:21:41 | 显示全部楼层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关于竞争的论述。就本文所关心的问题而言,这些论述中有两点内容值得我们格外关注。第一,马克思通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分析了竞争如何推动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如前所述,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最主要方法。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采纳新技术,推动生产率变革,最终在提高剩余价值率的同时促进了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这个理论里,马克思在相当程度上为资本主义完成了一个“辩护”。因为按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最大化和生产率进步,是一个互为前提、合二为一的过程。如果说前者即剩余价值最大化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贪欲,后者则最终实现了人类生产力的进步。此外,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由于消费品的单位价值量因生产率提高而普遍下降,因此,其中还蕴含着工人实际工资增长的可能性。这样一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看不见的手”原理的马克思主义版本。因为它从资本家个人追求剩余价值的贪欲出发,最终达到了促进社会生产力进步和提高工人实际工资的结果,也就是说,最终促进了全社会的利益。② 不过,我们在此也不应无限夸大这种类比。因为在马克思那里,剩余价值最大化和生产率进步虽然最初是并行不悖的,最终却会加剧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 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 ,为危机的形成铺就了道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又指出了“看不见的手”原理或市场的自我调节的根本局限。

第二,在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竞争是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同义语,后者一方面构成了危机的直接根源,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使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临彻底颠覆的危险。这种观点追根溯源来自恩格斯的《大纲》,并在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中达到了巅峰。与这类完全否定竞争和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的观点不同,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更为辩证的看法。一方面,在他的理论中,与竞争相伴随的无政府状态并不全然是消极的,而是技术进步内在机制中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即便对古典周期中的危机,马克思有时也会从正面来理解,即把它看作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使失去平衡的关系强制性地恢复平衡的途径。为此,在《资本论》第四卷里,马克思还特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并不存在永久的危机,危机必然发生,但又必然度过。①

演化经济学家梅特卡夫曾经提出了一个由所谓三阶段构成的经济演化模型,这个模型和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存在着某种可比性。依照梅特卡夫的观点,经济的结构性转变包含着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行为的变异或微观多样性; 第二个是将变异转变为经济变迁模式的选择过程; 第三个阶段则是产生和再产生行为变异的发展过程。② 在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里,也可以说存在着对应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微观企业的创新或行为的变异; 第二个阶段: 通过部门内竞争,创新型企业的新的生产率标准逐渐在部门内成为统一的标准,其结果是导致剩余价值率在全社会普遍提高。在此基础上,新的变异或创新又会出现,即进入第三个阶段。和演化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描述了第二阶段的“协调”过程。此处的“协调”是梅特卡夫采用的术语,涉及部门内、部门之间以及宏观意义上的各个层次的协调,其含义是通过选择将变异转变为经济变迁的模式。③在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里,部门内竞争起到了选择机制的作用,它将新的生产率标准转化为部门内的社会标准,属于梅特卡夫意义上的第一层次( 即部门内) 的协调。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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