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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融帝国主义和“信息”经济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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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 16:05: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内容提要]很多人认为,通过劳动力向“服务”部门的转移,通过金融和信息技术,后工业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可以无限地“增长”下去。本文将从古典主义—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以及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视角审视这个问题。依据古典地租理论,利息、金融服务费、投机交易利润、知识产权版税等多种资本主义经济收入实际上也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也来自对生产性劳动的剥削,也是被各方通过不同名义的产权占为己有。得益于网络的外部性,基于网络及其他信息技术的“商业模式”迅猛发展,赚得盆丰钵满,但这些“商业模式”只是体现了剩余价值池的分配方式,并不意味着新的价值生产方式的诞生。国民收入核算习惯于将虚拟产品与其他无法按照市场标准核算的产出归为一类,如专业服务、商业服务、金融、教育、医疗保健行业、政府的产出。这种核算方式误导了大众,扭曲了大众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生产和经济增长问题的认识。只有充分理解“价值通过消耗生产性劳动而产生”和“剩余价值来自对生产性劳动的剥削”等观点,我们才能正确地看待后工业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增长、分配、资源保护、环境保护等问题。
[关键词]剩余价值池      劳动价值论      新经济      生产性劳动      非生产性劳动
[作者]邓肯·弗利( Duncan K. Foley) ,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车艳秋,辽宁大学公共基础学院。

 楼主| 发表于 2017-8-1 16:09:33 | 显示全部楼层
一、“新”经济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去工业化”,迈入“后工业化”时代。人们不禁会像赫尔曼·达利( Herman Daly) 一样产生疑问: 当一个社会生产的物质商品和服务极少、甚至完全没有产出时,实际收入如何维持在较高水平? 统计显示,这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至少保持了25年的持续增长态势 ,但同期的工资水平却停滞不前,个人、家庭在财富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更为悬殊。在此背景下,这个提问更显尖锐。

“恩格尔曲线”描述了家庭的商品和服务消费与实际收入之间的变动关系,是传统经济学分析经济趋势的工具之一。恩格尔曲线表明,当收入增加时,家庭将更多的收入花费在服务上。因此,去工业化是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结果。这一点可以预测,也可以理解,因为当人们变得富有时,生活的重心不再是满足吃、穿、住等基本生活需求,而是转向那些不十分迫切或之前无法满足的需求,如教育、健康保健、心理咨询、旅游、娱乐、法律服务、金融服务、安保服务等,以提高生活质量。经济学倾向于将所有使用货币进行的“自愿”交易视为有某种实际产品产出的交易行为,因而将这类交易或是计为物质商品或服务,或是在国民收入和产品核算中计为“估算”类产出。

我们也可以从其他角度解释上述变化。例如,家庭和社区机构的失灵使教育更为昂贵、低效,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是家庭和社区失灵的体制性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自然环境恶化,生产环境的危险和压力增大,进而影响到人类健康。人类是否天生需要法律服务或金融服务,这一点不得而知,但法律需求和金融需求似乎也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催生的。

当代世界人口总量和经济生产规模已经严重影响到资源、环境及人类本身的可持续性。在以蒸汽机、铁路、电器、汽车为标志的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经济的繁荣建立在廉价的不可再生资源( 如化石燃料)的基础上。这种经济增长范式能否持续?乐观地说,即使能够持续,也会面临很多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新经济”提供了令人期待的、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这种经济模式建立在服务的基础上,得益于规模效益,只需投入少量物质资源即能带来经济的无限增长,并可以通过技术和知识的投入提高收入水平。由于服务型经济的运行基础仍是产权、市场交换和竞争,因此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到新经济模式似乎不需要对原有的社会关系进行革命性变革。如果资本主义确如所期望的那样进入新经济模式,那么危及资本主义的很多矛盾可以就此缓解,甚至消除。在基于信息的服务型新经济中,由于不存在资源或环境方面的严重限制,因而实际人均收入的增长可以按照工业资本主义的模式无限延续下去,从而验证无数新古典增长模型所提出的指数级增长路径。

在本文中,我将从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用彼得·斯拉法的话说,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沉沦的、被忘却的”的经济学)的角度,运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等理论分析“新经济”思维的主要要素。“新经济”乐天知命、盲目乐观,其承诺令人生疑。毕竟服务是人提供的,人需要吃、穿、住,从一地迁往另一地,这些无疑都会消耗物质商品和服务,需要耗费能源和其他稀缺物质资源。例如,信息服务本身产生了大量的能源需求,这种需求不能忽略不计。“新经济”模式的倡导者们无法弄懂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在价值创造、剩余价值生产、剩余价值占有方面的根本区别。信息经济的成功令人炫目,但其成功原因不是价值方式的创新,而是剩余价值占有方式的创新和翻新。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后工业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仍然面临着资源稀缺、环境恶化、人类劳动成果分配不均等困境。

 楼主| 发表于 2017-8-1 16:12:25 | 显示全部楼层
二、价值、剩余价值、利润及其他

新古典经济学几乎以压倒性的优势垄断了经济学教学。因此,只有少数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了解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马克思对这些经济理论的论述和批判,而且也只是略通皮毛而已。这些理论精辟、微妙,但在这里我只能做一个简化的、通俗的总结。

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物质商品、服务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生产性劳动是商品价值的来源( 商品价值用货币价格表示) 。因此,某年全球经济增加的全部价值就是以货币表示的当年消耗的生产性劳动时间的总和。因为价值是“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所以价值增值率、附加价值的上升或净产值都只有通过增加生产性劳动时间才能实现。( 由于生产性劳动因劳动性质和技术的差别而具有不同的形式,所以有必要将不同形式的劳动简化为生产性劳动投入的单一指数。)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部分生产性劳动或用于家庭生产———家庭生产的产品不同于商品,不进入市场; 或用于小商品生产———生产者拥有生产资料并占有全部的产品价值。但在全球经济中,生产性劳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雇佣劳动,即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在一定时间内雇佣工人从事的劳动。马克思认为,雇佣工人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劳动力( 即生产的潜力) 卖给资本家; 在生产过程中,雇佣工人通过劳动消耗生产资料,增加了生产资料的价值。这部分增加的价值一般高于工资( 即劳动的货币价格) 。因此,剩余价值,即资本家所谓的“商品销售总利润”,实际上产生于雇佣劳动的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等于劳动创造的平均价值( 即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 与货币工资的差额。

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都会产生剩余价值( 只有少数资本主义企业例外,因其在生产过程中增加的价值不足以支付工人的工资) 。但是,马克思指出,竞争确定的商品价格可能与商品中包含的生产性劳动不成比例,剩余价值并不一定在商品的生产企业实现。这个观点非常重要。经济学家们对马克思的“价值转化问题”吹毛求疵,批评其过于简化,存在着定量分析的不足,结果他们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定性分析。资本主义剥削产生了剩余价值池( a pool of surplus value) ,资本家们互相竞争,利用其市场地位或商业计划瓜分剩余价值,这就是对剩余价值的定性分析。事实上,即使不是资本家,也可以通过竞争参与部分剩余价值的分配。根据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租金理论,具有法律效力的产权赋予了生产性资源(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经常是指“土地 ”) 所有者特殊的权利,排除了资本家使用这些资源的可能性,从而导致“租金”的产生。这些租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对劳动力的剥削,但也是剩余价值池的组成部分。良田、瀑布、矿产、油气资源的所有者坐享其成,分享生产性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无需劳动,甚至无需雇工。

 楼主| 发表于 2017-8-1 16:18:02 | 显示全部楼层
分析剩余价值池的构成,分析剩余价值如何通过竞争和议价进行分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单个资本主义企业而言,无论有多么大的规模,它对全球剩余价值池的贡献仍是无足轻重的。单个资本主义企业通过提高生产率或降低工资而增加的剩余价值几乎不会对整个剩余价值池的总量产生任何影响。企业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并从中获利,不是因为它能增加剩余价值池的总量,而是因为它使自己的生产成本低于竞争确定的市场价格,从而能够从剩余价值池中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是提高利润的惯用手法。但在占有资源、收取租金的人看来,这绝非唯一的、甚至也不是典型的剩余价值占有方式 。

这个例子表明,对资本家这个阶级而言,资本主义剥削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性( externality) 。( 马克思指出,竞争的唯一作用就是使个人生产者服从于整个生产方式。很多评论者认为这是马克思对“竞争决定市场均衡”理论的批判,其实马克思这句话还暗示,资本家们实际上都搭乘了剩余价值生产体制的便车。) 提高工人的生产率或压低工资,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实现对生产性雇佣工人的剥削———这是占有剩余价值的一种方式,但绝非唯一方式 。这种对生产工人的实际剥削非常重要,因为正是这种剩余价值的占有方式间接地导致了全球剩余价值池的产生。此外,还存在多种其他的剩余价值占有方式,例如,垄断市场,广告和市场营销,以专利、版权、商标等形式确立知识产权,设立对稀缺能源或其他自然资源的产权,设定复杂的金融交易规则或重组金融产权,控制医疗资源,等等。

斯密和李嘉图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试图通过界定“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像现代经济学家们努力确定“寻租活动 ” 与 “生产活动”之间的边界一样。但是,斯密一边试图澄清问题,一边又将水搅浑。首先,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生产性劳动存在于“有形的、可销售的商品 ”中 ,还是易耗的“服务”中? 很明显,这与生产性劳动对剩余价值池有无贡献没有根本联系。其次,斯密所说的生产性劳动主要以家庭服务为主,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斯密生活在18 世纪的英国,当时的贵族会雇佣女佣、男仆、马夫、管家、园丁等打理豪华庄园。这些非生产性劳动确实不包含在剩余价值池之内,但它们与剩余价值占有本身并没有多少关联。日渐崛起的资本家们可能还没有积累足够的财富购买地产,但他们也雇佣了会计、销售、保安、工长 、人事管理人员,以便在竞争剩余价值池的份额时占据优势。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视角来看,这些形式的劳动更能代表非生产性劳动。马克思认识到了区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重要性,也注意到了斯密理论的瑕疵。在今天看来,马克思的批判基本正确,也对斯密的定义做了修正,但表达方式过于间接、隐晦。马克思提出,生产性劳动交换对应资本,非生产性劳动交换对应收入。这其实也间接地说明,生产性劳动为剩余价值池作出了贡献 ,而非生产性劳动则没有。

总之,全球剩余价值池因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而产生,是在剩余价值瓜分过程中诞生的无心之作。其规模自然形成,随机而定,只因宏观的政治、文化、社会因素而改变,任何单个资本家都无法左右。如何占有剩余价值池中更多的价值,是所有资本都需面对的共同挑战。一些剩余价值占有方式间接地提高了剩余价值池的总量,但是很多其他的占有方式,包括多种创造租金的方式,并没有对剩余价值池作出贡献。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内部天然地存在着一些自我纠正机制( 这也与本文的主题有关) 。例如,如果资本家不断地把资本从剩余价值生产过程转移到非生产性的剩余价值占有过程中,那么根据竞争的一般规律,总有一天,生产部门的利润率会上升,非生产部门的利润率会下降。

 楼主| 发表于 2017-8-1 16:20:21 | 显示全部楼层
三、金融

在全球化时代,金融资产、金融负债、金融部门的收入都出现了快速增长( 但金融部门就业的增长不太明显)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部门的收入分配极其不平等,利润与总收入的比例达到“99% ∶1%”,国民收入增长主要使高收入人群获益。金融部门的收入问题是重大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金融部门的收入迅猛增长,这些收入从哪里来? 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如何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回答这些问题?

马克思详细地讨论了金融系统的构成及其在剩余价值池分配中的作用。金融系统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最直接方式是: 金融资本家把钱借给工业资本家,参与到后者的资本循环中,希望分享工业资本家预期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种交易清楚明了: 工业资本家把借来的货币资本投资于生产性交易,预期得到剩余价值; 金融资本家提供资金,期待获得资本生产性循环中产生的部分剩余价值作为回报。在一篇文章中,马克思完美地解释了借方与贷方的竞争如何决定贷款( 贷款风险和贷款期限已知) 的平均利率,以及竞争如何使借方的实际利润率与贷方的回报率分离。马克思花了大量篇幅论述商品的价格和利率的决定因素 。他指出,商品的“自然价格”或“生产价格”主要取决于现有的生产技术,但有关利率的决定因素还没有定论,商业周期的变化、货币资本的充足程度等都能影响利率。因此,平均利率导致了收入流的资本化( 如用国家税收支付国债利息) ,形成“虚拟资本”。由此推论,进入生产循环的真实货币资本和用于宏观统计分析( 如计算利润率) 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是不同的,必须加以区分。

在进行宏观分析时,要避免重复计算。例如,在统计资本社会循环的利润率时,货币资本贷款不能既作为金融资本家的货币资本循环的一部分又作为工业资本家生产资本循环的一部分参与计算。同理,利息不能既作为被工业资本家占有的部分剩余价值又作为被金融资本家通过纯粹金融交易占有的剩余价值参与计算。国民收入和资金流动核算注意到这个问题,对净利润进行了区分,并由此计算出生产性资本的金融头寸净值。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 ,金融收入应被视为剩余价值的转移: 剩余价值池中的剩余价值从资本主义企业转移到金融部门。

 楼主| 发表于 2017-8-1 16:24:15 | 显示全部楼层
但是,国民收入核算在处理金融部门的收入时没有采取同样的做法,部分原因可能是金融部门的核算更为复杂。“金融资本家”( 往往是银行、保险公司或其他金融中介机构) 向家庭、生产性资本主义企业或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借款,然后贷出。马克思认为,鉴于金融部门允许同一笔货币资本在不同的资本循环中同时运行,这种方式大大节省了整个资本社会循环所需货币资本的数量。生产性资本主义企业不会以金币或现金的形式持有货币资本储备,而是将其存入银行。根据建立在部分准备金制度基础上的众所周知的统计原则,银行只需持有一小部分金币或现金作为部分准备金( 或存入央行) ,就可以充分满足企业储户的要求,而余下的存款则可借给那些需要金融资本的工业资本家,从而使这部分存款进入资本循环。结果,处于封闭的资本社会循环中的净货币资本就变成了央行负债头寸。这样,小额货币资本就可以为海量的金融交易和实际交易提供资金。( 如果这种资本循环面向全球开放,那么一国体系中的净短期负债头寸也成为全球净货币资本的组成部分。)

金融机构向储户支付的利率总体上低于贷款利率,二者的差额就是金融收入的主要来源。如何处理金融机构的收入成了国民收入核算的难题。如今,国民收入核算不再把这种利息流视为价值转移( 剩余价值从工业资本家转移到金融部门) 。因为,如果金融交易的净利息收入被视为价值转移,那么金融机构所有者及其职员的收入( 即工资和利润) 就成了成本; 没有销售收入对此进行补偿,金融机构的增加值只能为负( 这实际上符合马克思将利息视为剩余价值转移的观点) 。金融部门如今已是重要的经济部门,为了避免出现收入和产品都是负值的尴尬,国民收入核算通过“估算”的方式把产品计入金融部门名下,这样就可以用产品价值冲销金融部门的收入。因此,当金融收入上升时,国民收入核算的一些指标( 如实际GDP) 也会上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全球化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产出数据仍在上升。如果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将这些金融交易视为价值转移,那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GDP 增长率将会显著下调。

近几十年来,金融机构占据了全球剩余价值池中越来越大的份额。金融机构有多种方式扩大其金融收入。例如,金融中介用一套低流动性的财产组合创造债务( 如商业贷款或家庭贷款) ; 在此基础上,用另一套高流动性的财产组合创造资产( 如活期存款) ,从而从中赢利。而头寸之间的内在矛盾往往只在金融危机时才会偶尔暴露。鉴于自由放任政策下银行表现的长期不稳定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银行业务和相关金融行为实行金融管制。限制金融中介的预期( 或头寸) 必然会降低金融中介的收入。全球化时代金融管制的放松成为金融收入增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结果可以预见: 金融风险增大,头寸利润增加。金融收入的另一个来源是经纪费。就像在美国买卖房屋一样,当资产持有者对资产的估价低于经纪人的估价时,就会产生经纪费。当双方协商价格处于双方估价之间,新古典意义上的“经济剩余”就可以通过资产买卖实现。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首次公开募股”。发展前景看好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所有者将股票以普通股的形式卖给公众,企业所有者可能想腾出部分资金以作他用,公众对该公司股票的估价高于企业所有者的估价。成交后,经纪方或交易方( 如投资银行) 就可以占有部分经济剩余作为经纪费。( 虽然经纪费与实现的经济剩余总量相比微乎其微,但其绝对数额不菲。) 如今,国民收入核算不再把已有资产的销售和购买计入新商品和服务的增加价值( 如GDP) 中,这已经成为惯例;但因为经纪费表现为金融公司的收入( 工资和利润) ,国民收入核算就另辟蹊径,用估算方法将一定比例的交易额计为金融公司产出。全球化扩大了资产所有者愿意接受的价格与潜在资产购买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差额———这不难理解———从而提高了金融交易实现的经济剩余总量,并间接地使金融部门获得收入。

 楼主| 发表于 2017-8-1 16:25:39 | 显示全部楼层
基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所有形式的金融收入都是全球剩余价值池的一部分,本质上与地租和资源租金相同。虽然金融资本家是通过操纵公众预期、操纵合同等手法占有部分剩余价值的,在方式上不同于土地所有者和资源所有者的垄断权力,但结果是相同的,都是对剩余价值的分配和占有。

必须注意到关键的一点: 金融收入的增长不代表全球剩余价值池的增长,只代表剩余价值在金融资本家与其他人之间的再分配。这与国民收入核算的结果南辕北辙。如果资源约束、能源约束等因素限制了生产性劳动的增长,从而限制了剩余价值池的增长,那么主张通过增加金融业务实现剩余价值池的再分配从而抵消资源限制和能源限制的想法,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就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楼主| 发表于 2017-8-1 16:27:52 | 显示全部楼层
四、知识产权和网络外部性

技术创新、美妙的艺术、高超的运动技能对一些高收入人群以及基于网络的成功的商业模式而言越来越重要。人们不禁期待,这些“基于知识”或“基于信息” 的活动代表了一种新的、干净的价值生产模式,可以跨越陈旧的、肮脏的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种种局限。

实际上,与地租和资源租金一样,这些基于知识或信息活动的收入也是剩余价值池的一部分。全球经济中某个部门的此类收入增加了,其他部门占有的剩余值就会减少。全球剩余价值池非常庞大: 全球实际GDP 可能大致在60 兆至70 兆美元之间; 依据一些国家的利润和工资对GDP的贡献比例推断,剩余价值应为实际GDP的一半或3 /5; 因此,保守地估计,全球剩余价值池大约在30 兆美元左右。埃克森美孚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公司,但其高达360 亿美元的年利润也仅占全球剩余价值池的千分之一。即使对世界最大的、最成功的资本主义企业而言,全球剩余价值池也是浩瀚无边的。单个公司或部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大幅增加不会在这个庞大的池中泛起任何涟漪; 对于单个公司或部门而言,如果其他所有竞争者占有的剩余价值份额全部减少,即使减少幅度很小,这个公司或部门获得的剩余价值也将出现巨幅增长。

基于知识和信息的收入大增主要有两个原因: 知识产权和网络外部性。对于拥有稀缺知识或信息、流行音乐、关键技术、复杂医疗手段、数据库的人来说,知识产权使他们可以控制他人对这些资源的使用,从而确保自己对剩余价值池中部分剩余价值的占有。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知识财产的占有类似于历史上的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发生于现代社会早期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阶段) 。例如,一旦个人或经济实体确立了对瀑布的产权,他/它便可索取全球剩余价值池中的部分价值,租金就产生了。( 如果对瀑布的开发有效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则这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减少了工资在全球增加的价值中的份额,剩余价值池也可能增加; 通过其他形式对瀑布进行开发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如借助政府的“权威”或与当地社区达成协议。

 楼主| 发表于 2017-8-1 16:30:06 | 显示全部楼层
瀑布的所有者可以把瀑布交给某个工业资本家开发,从而收取租金。但他不能再把瀑布租给其他资本家,因为水电是有限的竞争性资源。这与流行歌曲的版权非常不同,歌曲可以通过网络下载等形式复制,且复制成本极低。实际上,版权( 或专利) 所有者可以将产权租给任意数量的使用者,因而其从剩余价值池中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份额可以无限扩大。同样,计算机操作系统( 如微软windows 系统) 使用广泛,出租和销售的成本很低。用户对操作系统的需求受到“网络外部性”的影响,即用户购买产品的效用因用户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同理,艺术产品的流行也受到网络外部性的影响。信息和知识产品的丰厚回报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幻觉: 信息和知识产品的生产只需要利用人类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就可以创造价值,不需要其他投入。但是,知识和信息的创造者也是人,也需要吃、住、穿衣。占据战略优势的知识产权带来的收入可能是巨大的,但是这些收入同样来自庞大的全球剩余价值池,同样是剥削生产性劳动力所得。

社交媒体、网络搜索等商业模式使基于信息和知识的商品生产经济学显得愈发扑朔迷离: 为什么用户不支付任何费用,公司却能赚钱? 实际上,这些商业模式与全球剩余价值池关系密切。广告商们为这些活动付费,而广告引导消费者购买他们的产品,这是全球剩余价值竞争中经久不衰的策略。“最终用户 ”( 不妨也将他们视为生产过程中的免费投入) 似乎不用付费便得到使用社交网络和系统性信息的权利。这些商业模式似乎违背了基本的经济规律,并昭示着一种不需要消耗资源的美好未来。但实际上,这些模式只不过是原有的、甚至是古老的商业策略在新技术中的应用。

“新经济”的倡导者们认为,基于知识或信息的商品生产可能会带来个人收入的无限增长。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合成谬误( a fallacy of composition) 屡见不鲜,新经济倡导者的观点即是一例。对个体而言成立的观点可能不适用于整个体系。个人创造者的收入可能会无限增长,但与价值生产的扩大和剩余价值占有无关。国民收入的统计指标( 如实际GDP) 对这些活动的错误核算进一步遮蔽了真正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楼主| 发表于 2017-8-1 16:32:10 | 显示全部楼层
五、“新经济”和古典政治经济学

从某种意义上讲,建立在剥削生产性劳动基础上的、不断扩张的全球剩余价值池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秘而不宣的推测。但是,如果我们揭去“市场力量 ” 、“创新能力”的面纱,透过这些与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 相关的、但政客和媒体拒绝用政治经济学进行分析的华丽辞藻,就能发现深深植根于他们各种说辞中的基本观点: 对劳动力的剥削是“自然”的、自我再生的过程,是剩余价值的永续源泉,就像太阳辐射流一样取之不竭。国民经济发展政策的唯一问题是如何设计产权、税收、补贴和调控体系,以利于将剩余价值以国民收入的形式占为己有。例如,“主流”经济学认为,全球经济和国民经济有着稳定的长期增长路径; 人口增长、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 即使经济出现震荡,也会或早或晚回归原有的增长路径。这些基本共识和信念代表着他们的经济世界观。

如果我们用古典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分析这套自鸣得意的推断,就会发现隐匿其中的严峻问题: 国际和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 国民经济内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失衡; 因环境、能源以及其他资源的约束而导致就业出现问题,对生产性劳动力的剥削趋于极限。

在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愿景中,低工资地区集中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高收入社会则专注于剩余价值的占有。这种模式意味着国家之间以及国民经济内部收入不平等的进一步加剧。金融部门及其他剩余价值占有部门是收入不平等趋势扩大的罪魁祸首。依赖这种剩余价值生产与占有之间的分工,当前的高收入国家能否继续维持其经济中非生产性部门对生产部门的压倒性优势? 能源出口国( 特别是石油出口国) 凭借收取稀缺资源租金成功运行了几十年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受此启发,认为它们借助其金融业和收取知识产权租金也可高枕无忧。但是,不难想象,当这种模式日益根深蒂固、收入分配不平等不断加剧时,这种机制必将面临愈来愈严重的政治压力和社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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