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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专题】“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和分工效应:基于产业互联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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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21 12:53: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jjbjb 于 2018-3-13 15:19 编辑

本文作者范子英是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彭飞是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本文认为:(1)“营改增”的减税效应严重依赖于产业互联和上游行业的增值税税率,“营改增”企业的平均税负没有出现显著下降,但在具备产业互联的企业中产生了明显的减税效应和分工效应。(2)“营改增”之后,服务业企业可以将中间投入在纳税时扣除,因此有效地推动了跨地区的分工与协作。(3)“营改增”还促进了企业设备类固定资产投资,进而提升了企业的技术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完善“营改增”制度有直接的启示作用,包括税率的设定等。

  一、引言

自2016年5月1日起,“营改增”覆盖到最后的四个服务业行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虽然从“营改增”的税制设计和政策定位来看,服务业企业的实际税负应该出现显著的下降,但是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一方面,关于企业税负大幅度上升的报道屡见不鲜。另一方面,在试点期间,各地财政都安排了大量的资金用于补贴税负上升的企业,说明政策设计与现实状况存在较大的差距。从增值税“销项—进项”的核算方式来看,只有当上游行业是增值税行业时,其中间投入的税负才可能被核减。同时与上游行业的关联度越强,即中间投入越大,进项抵扣就会越多,从而减税效果越好。

“营改增”的最终目标并不仅仅是减税,而是理顺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促进产业间的分工和协作,提升专业化生产的水平,最终实现我国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实施“营改增”之后,服务业的中间投入品的进项税可以扣除,产业分工与协作的税收成本得以降低,这将激励企业将中间投入产品分离出去,推动企业集中精力发展主营业务,有利于产业间的分工。“营改增”的分工效应取决于抵税环节是否畅通,因此其效应的发挥同样依赖于上下游关联度和上游企业是否是增值税税制。

  二、“营改增”的减税效应

  本文利用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135个行业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与上市公司所属行业进行匹配,以企业所在行业的中间投入与其对应行业的增值税税率的加权度量企业的产业互联程度。在此基础上,利用“营改增”改革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逐步扩大试点范围的自然实验机会,采用三重差分方法详细研究了“营改增”对企业税负和专业化分工的影响。

首先,以“营改增”企业为处理组,样本期间一直是营业税的企业为对照组,利用常规的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无任何限定条件下“营改增”对企业税负的影响。“营改增”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似乎意味着“营改增”改革从总体上并没有显著降低企业税负,甚至可能加重了部分企业税负。在此基础上,引入影响企业税负的其他潜在因素,“营改增”系数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这与前文的预期是一致的,“营改增”平均意义上并不利于降低企业税负,因为抵扣链条并不完整。

产业互联作用下的回归结果显示,产业互联与营改增的交互项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进一步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发现这一减税效应依然高度显著,同时“营改增”的水平效应依然显著为正。这就说明产业互联度是决定“营改增”减税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只有具备产业互联的试点企业,才能体现减税效应,且产业互联程度越高的企业,减税效应越明显。同时,也表明“营改增”对企业税负的影响不可一概而论,取决于对上游企业的加权进项税程度,如果忽视了产业互联的作用,将很可能产生错误的估计。

三、“营改增”的分工效应与进一步拓展

  1.分工效应

在控制资本密集度、时间效应、个体效应等因素之后,“营改增”对专业化分工的影响不显著,且回归系数很小,这就表明如果不考虑产业互联的交互作用,“营改增”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推动作用非常有限。进一步考察在产业互联的前提下的分工效应:如果试点企业的产业互联度较高,则“营改增”显著推动企业专业化分工发展。

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试点时间、试点范围差异较大,“分步式”的推进策略就可能会产生显著的分工效应差异。首先,考虑到上海、北京等八省市是最早进行“营改增”试点的地区,以该地区的试点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这一分工效应显著高于总体水平,表明试点时间越早的地区,分工效应越成熟。其次,考虑到铁路、邮政和电信业于2014年才纳入“营改增”行业,而分工效应的发挥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调整。基于此,我们排除了2014年刚纳入试点范围的样本进行检验,以最早进行试点的“1+6”行业为研究对象。结果显示,与地区的分工效应特征基本一致,越早进行试点的行业,其分工效应越显著。这一发现不仅为“营改增”的全面展开带来的分工价值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依据,同时也佐证了“分步式”的改革策略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总体分工效应。

  2.进一步拓展

   本文根据企业年度报表列报的分地区的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明细,以企业省外主营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度量跨地区的分工协作程度,如果在“营改增”后,企业省外收入占比显著提高,则认为“营改增”促进了跨地区的分工与协作。在产业互联的推动下,“产业互联*营改增”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只有在具备产业互联的企业内,改革才有利于推动跨地区的分工与协作,且上下游企业的互联程度越高,推动跨地区的分工作用越明显。

  此外,“营改增”还将促使企业更新生产设备,提升技术水平。2009年实施了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允许制造业企业抵扣设备类固定资产投资的进项税。利用同花顺数据回归结果显示,在考虑企业的产业互联程度的条件下,“营改增”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增加设备类固定资产投资。这就说明只有增值税链条相对完整的企业,才能够享受到“营改增”带来的抵扣实惠,进而推动这部分企业的设备类固定资产投资。而非设备类固定资产投资,由于增值税进项抵扣的缺失,没有受“营改增”的影响。

四、政策建议

  本文的结论为“营改增”的完善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证据,“营改增”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潜在问题,需要在顶层设计中加以完善。首先,“分步式”的改革策略的实施效果不尽理想,应采取一次性到位的改革策略。逐步试点的方式破坏了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不仅企业的进项抵扣会受到限制,而且增值税企业的产业互联程度也会受到冲击,从而增加了企业的隐形负担和分工难度。其次,并不是所有行业都适合“营改增”。对产业互联程度高的行业实施“营改增”改革,能够有效实现“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和分工效应。而对诸如金融业等较低产业互联度的行业,由于与其他行业缺乏足够的关联,即使实施增值税,其进项抵扣比例也非常低,无法有效实现减税目标,甚至可能加重企业税负,同时也不能有效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最后,在增值税税率设置上也应有充分的理论依据,需要考虑税负变化的行业异质性。

 

该文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财政与税务》2017年第5期上转载,原载于《经济研究》(京),2017.2.82~95




发表于 2017-7-30 09:37:4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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