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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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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12 15:04: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摘 要:要真正认识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并找到从这一危机中走出来的道路,必须深入地研究生态与资本的关系。资本由于其“效用原则”,必然在有用性的意义上看待和理解自然界,使之成为工具;资本由于其“增殖原则”,决定了它对自然界的利用和破坏是无止境的。资本按其本性是反生态的。目前所出现的生态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社会制度的问题。当然,在充分认识资本与生态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同时,还必须分析两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在限制和发挥资本逻辑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将资本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伤害降到最低程度。
关键词:资本 效用原则 增殖原则 生态幻想
作者:陈学明,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楼主| 发表于 2017-7-12 15:05:10 | 显示全部楼层

半个多世纪前,一批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聚集于罗马,成立了“罗马俱乐部”,对人类正面临的生态危机展开研究,写出了一个个震撼人心的报告。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了,纵观今日之世界,人类并没有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困境中走出来,并且这种污染与破坏在有些地区还呈变本加厉之势 。严酷的现实迫使人们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人类越来越陷入生态危机而不能自拔?实际上,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或可找到正确答案。马克思要我们与资本主义展开斗争,那仅仅是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促使一些人残酷地剥削另一些人,造成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制度吗?并不全然如此。在马克思看来,反对资本主义还有一个重大理由,这就是他认为这也是一个促使一些人无止境地盘剥自然,造成人与自然之间对抗的制度。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世界也无情地告诉人们,只要资本逻辑占有统治地位,只要是为着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而生产,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要真正认识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并找到从这一危机中走出来的道路,必须深入地研究生态与资本的关系。本文主要依据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也借助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研究成果 ,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楼主| 发表于 2017-7-12 15:06:01 | 显示全部楼层
一、资本与生态对立的效用原则

马克思曾经对“资本”做出明确的论述:“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① 说资本不是一般的物,而是一种社会存在物,强调的是资本具有社会的性质,即它是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方式。自从资本来到人间,特别是当它成为以现代性为基本内核的现代社会的基本建制以后,它对人类社会,包括对自然界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种作用的性质正是由其社会性,即由其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的基本属性所支配的。因此,研究资本与生态环境究竟有着一种怎样的关系,研究资本对生态环境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必须从剖析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的资本的基本属性入手。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段话,既揭示了资本的一个重大属性又分析了这一属性对自然界、生态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②

马克思的这段话内涵极其丰富,限于本文所论述的主题,这里要指出的有两点:其一,资本最主要的属性就是把一切都变成有用的体系,只要资本是时代的基本的原则,那么世界上任何东西都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这就是说,一切存在物都要依附于资本,都只能在资本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辩护。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资本的“效用原则”。其二,资本的基本属性对自然界产生的影响就是使之成为工具。既然资本总是在有用性的意义上看待和理解一切存在物,当然它也要在有用性的意义上看待和理解自然界,自然界只能在资本这一抽象的形式中表现自己的存在,这样,自然界就失去了“感性的光辉”。它仅仅是有用性的某种具体体现者而已,确切地说,它只是由资本为核心构成的普遍的效用关系网上的一个环节而已。如果说在资本来到人间之前,人类对自然界还有崇拜的心理,那么自此以后,自然界也就成了“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的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一种“自为的力量”。尽管在资本成为时代的原则之后,人们也在不断地探索关于自然界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但其目的已无非是使之更好地“服从于人的需要”,即更好地履行工具的功能。

马克思在另一场合把资本的“效用原则”对自然界的这种作用又表述为“使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① 资本在其内在的效用原则的驱使下,把“纯粹的自然”日益变成为“人化的自然”。确实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资本的驱使下,人类热衷于对自然界的开发,而这种开发的实质就是“采用新的方式( 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② “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③

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效用原则”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成是资本的“金钱原则”,在资本眼中的效用就是能赚钱,资本把世界上的一切都与钱联系在一起,把世界上的一切都转变成能赚钱的机器。如果这样来理解资本的效用原则,那么它与自然界的关系就是力图把其变成商品,变成赚钱的机器,或者更确切地说,把自然界转化为金钱。而一旦把自然界转化为金钱,自然界自身的价值也就消失不见了。马克思指出了由资本的效用原则所决定的金钱对整个世界的价值的剥夺,不仅是对人的世界的价值的剥夺,而且还是对自然界的价值的剥夺。我们不仅仅看到人与人之间变成了赤裸裸的现金交易,“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④ 而且也看到了人与自然界之间也变成了金钱和利用关系,自然界的尊严同样成了交换价值。在资本的统治下,随着商品物化世界对价值的剥夺,即随着商品的交换价值本身获得了超越的地位,超验价值世界也就没落了。实际上,这一过程不仅是通过对人的世界的价值剥夺实现的 ,而且也离不开对自然界的价值剥夺。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人的生命的价值被迫放到资本市场上来考量,而且自然界的价值也在资本市场上经受着检验 。价值的超越性不仅仅被“你这个人值多少钱”这样的追问所击垮,而且也被“这一自然物值多少钱”这样的追问所粉碎。人自身的价值被剥夺了,我们称之为“人的异化”,那么自然界的价值被剥夺,我们相应地可视为“自然界的异化”。非常遗憾的是,以前我们论述资本的效用原则、金钱原则的影响之时,较多谈及的是“人的异化”,特别是人的劳动的异化,而很少关注“自然的异化”。

一般的人只知道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劳动的异化概念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可只要仔细地阅读一下这一著作就不难看出,马克思提出劳动的异化时,总是与自然的异化的概念紧密相联。马克思的基本思路是,资本造成了人的严重异化,而与人的异化直接连在一起的不仅是劳动的异化,而且还有自然的异化。在马克思看来,土地异化是自然异化的一个典型表现。马克思指出:“土地也象人一样必然降到买卖价值的水平。”① 这表明,自然的异化是人为造成的,具体地说,是由资本和金钱的统治造成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② 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来谈论人类的,他所说的“愈益控制自然”的“人类”具体指的是资本的拥有者,正是这些人受资本的效用原则和金钱原则所驱使,在不断地制造着“人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而“自然的异化”又加剧了“人的异化”。受资本效用原则和金钱原则所决定的资本对人的异化的影响,一方面是直接进行的,即直接对人造成的;另一方面又是间接进行的,即借助于自然的异化实现的。


 楼主| 发表于 2017-7-12 15:07:27 | 显示全部楼层
二、资本与生态对立的增殖原则

资本的效用原则使自然界丧失了自身的价值而成了一种单纯的工具,而与效用原则连在一起的是资本的增殖原则,又使自然界的这种工具化变得越来越严重。资本追求的是无限的增殖,从而它对自然的利用也是无止境的。要研究资本与生态的对立不仅要探讨资本的效用原则对自然界的影响,更要研究资本的增殖原则对自然界所造成的后果。

资本与增殖几乎是同义词,可以说资本就是增殖。资本的拥有者都是把获取更多的利润、剩余价值作为生产的根本出发点,这就决定了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即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恩格斯认为,追求最大程度的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动力与目的。“生产只要不以被压迫者的最贫乏的生活需要为限,统治阶级的利益就会成为生产的推动因素。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充分。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个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不仅如此,甚至连这种效益———就所制造的或交换的产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销售时可获得的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①

“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② 马克思所说的矛盾之一就是无限与有限的矛盾。资本的扩张总受阻于内在的限制,但是我们不能把此理解为资本扩张到一定程度会自行“适可而止”不再扩张了,而是说资本扩张到某一点上因为平衡破坏而走向自我毁灭。罗莎·卢森堡在20世纪初写过一部十分有影响的著作,题为《资本积累论》,批评了当时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对资本主义无限积累的认可与赞赏,她强调资本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能无限积累的。在这里,不能把罗莎·卢森堡的观点误解为资本可以改变其无限积累的本性,她要表明的意思是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资本按其本性追求无限的积累,但是并不像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所认为的那样资本真的能够实现无限积累,从而可以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而是这种积累受到了种种条件的限制,导致资本主义必然走向衰败。

必须指出,资本的这种不断追求增殖的趋势与人们的消费的无限扩大趋势是相互适应的。资本家为了让自己所拥有的资本实现增殖,就要生产出大量的商品,而唯有将这种所生产出来的大量的商品卖出去让它们消费掉,资本家手中的资本才能增殖,资本家才能获取利润。资本主义生产的经营者通过各种手段诱使消费者去消费那些实际上他们并不真正需要的消费品,而且消费得越多越好。处于这种状态下的消费者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真实需要而在进行消费,而只是充当了一种消费机器,为了消费而消费。大量生产是对人们真实需要的背离,而大量消费同样是对人们真实需要的背离。马克思曾经对资本通过刺激人的全面的物质欲望来达到自身增殖的目的的行径做出过深刻的揭露。他把这种行径主要归纳为:“第一,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 ,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③ 在马克思看来,与由资本的增殖原则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相伴随的必然是消费的无限扩大,大量生产与大量消费是紧密相连的。

资本的增殖是建立在无止境地利用自然资源和无止境地向自然界投放垃圾的基础之上的,而自然界的许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自然界所能接受废品、垃圾的空间也是有限的,这样就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无限扩大与自然界承载能力之间的尖锐矛盾。面对一些人在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如此地置污染生态环境于不顾,如此地把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呼声置若罔闻,天真和善良者总是百思不得其解,但实际上只要想一想资本乃是贪婪和恐惧的化身,就一切都明白了。倘若经济运行的主体是资本,那么这种形式的经济运行怎么会顾及生态环境的保护呢?资本家就是“人格化的资本”,整天盘旋在他们脑海里的,就是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多,也就是说,他们只能受一个原则所驱动,这就是实现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指望他们来保护生态环境呢?只要这个社会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盛行,就不可能实现环境的保护。

20世纪70年代专门研究“人类困境”的罗马俱乐部向国际社会所提供的第一个报告名为《增长的极限》,报告明确提出,因为“地球是有限的,任何人类活动愈是接近地球支撑这种活动的能力限度,对不能同时兼顾的因素的权衡就要求变得更加明显和不可能解决”,① 所以,增长是有“极限”的。报告所列举的自然界的承载能力的有限性,除了“地球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是有限的”这一点之外,就是“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和“地球生态系统维持自身平衡能力是有限的”。报告特别指出,随着资本无穷尽地追求增殖,“不可再生的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这些决定人类命运的参数正在按几何指数增长 。这充分表明,资本主义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正在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可见,资本为了利润和不断增殖,是不择手段和胆大妄为的 。

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发展的自我扩张系统。资本主义要不断扩张,而自然界无法相应地进行自我扩张。这种“要求扩张”与“限制扩张”之间必然产生对立,这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与生态之间的对立。以前人们往往比较注意在马克思那里有对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的分析,而实际上马克思还有对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自然界承载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的探讨。人们常常重视“交换价值”,但如果同样看重“使用价值”,让“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平起平坐,那么,在我们面前呈现的就不仅是“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还有“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

今天我们在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时,必须紧紧揪住资本的增殖原则———资本家对利润的贪婪这一点不放,尽管这样做对某些人来说总不太顺耳,心存不满 ,但确实唯有如此才能把问题的本质揭示出来。我们不能回避问题的实质,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积累没有任何限制。只要我们不刻意回避,那么事实就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面前:正是在资本无限积累这一“致命的”冲击下,“自然界仅仅被看作是进行社会统治的工具”。资本积累的天经地义,必然导致它强制实施毁掉地球的战略。

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始终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其“破坏性冲动”会转变为“破坏性的失控”,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最终命运”。人们一定对霍布斯曾经把资本主义说成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留下深刻的印象。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进一步认识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必然带来对自然的全面战争 ”。资本要不断扩张,总会有一些人起来反抗这种扩张,对这种扩张设置障碍。但每当出现这种情景时,资本的回答总是用新的方式更加密集地去开发自然资源。这就是“利润的逻辑学”。由此看来,如果一定要对“资本的逻辑学”做出诠释,那么应当纳入其中的不仅有对人的剥削,而且也应包括对自然的破坏。

 楼主| 发表于 2017-7-12 15:08:18 | 显示全部楼层
三、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危机

资本的效用原则和增殖原则这两大属性,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目前所出现的生态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社会制度的问题,即奉行资本逻辑的资本主义制度,必须把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问题的根源追溯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人类文明和地球生命的进程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这并不是取决于这些可怕的发展趋势能否放缓,而是取决于能否使这种趋势发生逆转。问题在于,观察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确实找不到它自身有什么力量可以承担起这种责任,恰恰相反,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倘若让这种制度自然发展,那么它将走向某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已明确阐述的“让他们(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引者注)吃下污染”的地步。①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制造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它不可能逆转这种破坏和污染的趋势,它所能做的是尽量把这种破坏和污染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

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的危机,生态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生态危机、生态矛盾,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本质的佐证。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生态危机都被马克思视为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即马克思把这些危机都视为“导致资本主义垮台的其自身的因素”。对经济危机内在于资本主义这一点,可能不会有很多人反对,但对生态危机是不是也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则许多人存疑。事实上“生态矛盾”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不仅被当年马克思所揭示,也为当今社会现实所证实。

我们今天就是要明确不是人本身,而是人所在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才构成了环境的敌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干预’自然的方式是大量土地退化和由此造成的使人心惊胆战的后果的原因。”①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带来了贫穷,贫穷又导致了环境的退化。马克思对自然和环境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引起环境退化的是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动力机制,与此同时又使我们认识到人们对环境的错误态度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具体形成的,正是资本主义使自然环境及其产品通过商品化实现的对象化,才造成人们滋生了远离自然的态度。当今许多人都在做关于“绿色资本主义的梦”,而马克思主义对自然与环境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的研究,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本外在化的研究,表明这只能是一种“梦呓”而已,资本主义是根本不可能成为“绿色资本主义”的。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危机,但所有这些危机都涉及生态问题。倘若离开了生态因素,就不可能真正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 。虽然一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从本质上说就是生态危机”,② 但有一点确信无疑,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均被生态危机所激化 ”。对此,可以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过度积累危机、再生产危机以及生态危机三者的关系看清楚。众所周知,目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过度积累的危机,而这一危机能否得到遏止,就看能否有效地组织再生产。那么,资本主义社会能有效地组织再生产吗?显然不可能。原因就在于,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再生产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逃避过度积累危机,而它往往通过使再生产越来越变为浪费性的,即破坏性的来达到这一目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再生产日益陷于这样的“恶性循环”:它为了解决资源日益枯竭的问题,就采取各种极端的措施,企图通过进一步扩大生产来克服这一难题,而由扩大生产所形成的产品往往被工业自身消费掉了,就最终的消费而言,实际上并没有增添了什么。法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高兹曾经这样归纳这三种危机之间的关系 : “我们所面对的是典型的过度积累的危机,这种危机被再生产危机所加剧,而说到底再生产危机最终又根源于自然资源的匮乏。”③

当然,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中,与生态因素关系最直接的是经济危机。两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一方面表现为经济危机必然导致生态危机 ,另一方面表现为生态危机一定引发经济危机。所谓经济危机,与之相伴的就是过度竞争、效率迷恋以及成本削减,而这必然强化对工人的经济上和生理上的压迫,加大成本外在化的力度,还有加剧环境恶化的程度。与生态危机相伴随的则是日益加大的能源成本、交通拥挤成本,以及高额的地租等 ,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带来原材料的短缺,而原材料的短缺反过来又会造成通货膨胀和利润的骤减。既然存在生态危机就必然出现环境保护运动,即为保护生产条件而进行的斗争,而环境保护运动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限制资本的灵活性和自由性,成本的不断攀升等,这当然会危及资本主义的积累。

既然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根本性的危机,这一危机是与这一制度本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就别指望依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要带领全球人民走出这一危机。一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剖析布什政府对《京都议定书》的态度,通过观察旨在解决环境问题的几次“全球峰会”的波折,来说明这一点是很有说服力的。

正如福斯特所指出的,虽然《京都议定书》在遏制全球气候变暖方面所跨出的只是很小的一步,而且“这小一步”是“十分温和的”、“更多的只具有象征意义”,但就是“这一小步”也无情地遭致了失败。当然,正是美国布什政府的反对和阻挠才导致了失败。福斯特详尽地考察了《京都议定书》的制定以及布什政府反对《京都议定书》的整个过程,而他所得出的结论也是无可辩驳的。让我们放眼看一看今日之世界,温室气体每日每时都在向大气层不断地排放,无疑,这已经并将继续对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生存带来严重威胁。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把解决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作为自己最紧迫的任务。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是由消耗矿物燃料的汽车等行业中的大型企业带来的。只要这些受利润原则支配的企业存在着,它们必然要快速积累资本,也就必然这样去做。这些大型企业背后都有“保护伞”,这就是代表这些企业集团利益的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为了保护环境而改变资本积累的发展结构,不可能使自己原先的发展道路产生逆转。资本主义制度为了维持这些企业的利益而“纵容”这些企业破坏环境,是由其代理人来执行的 。那么,资本主义制度的总代理人是谁呢?那就是布什政府。布什政府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总代表和总执行者,反对旨在保护生态环境的《京都议定书 》是顺理成章的。只要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由像布什政府这样的资产阶级政要主宰,那么,即使制定出了类似《京都议定书》一样的条文,也是不可能付诸实施的。这就是为什么布什政府千方百计地阻止《京都议定书》实施的根本理由之所在。善良的人们看不到这一点,所以还一再对布什政府抱有希望。福斯特说得好:“华盛顿拒绝批准控制排放影响全球变暖的二氧化碳和其它温室气体的《京都议定书》,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心国家生态帝国主义的标志。”①

人们特别是一些环境保护组织曾经对“里约热内卢峰会”寄予厚望,但事实表明,对于这一会议寄予厚望,产生乐观情绪是多么盲目。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环境保护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认真考虑到与它们相对立的经济力量是多么强大,也没有想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环境恶化的加快有多么大的影响 ”。① 不妨听一听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在这一会议上的发言吧!实际上,当大多数与会者以积极的态度希望会议取得成功之时,他却在会上唱起了反调,他发出的声音与整个会议的基调是那么地不协调。不要认为乔治·布什在这次会上做出这样的讲话仅仅是其谋连任的策略,最根本的是要认识到他的讲话确实表明了美国在环境成本与环境控制问题上的基本态度。他的讲话已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任何不利于美国资本利益的环境保护措施都休想得以实施。和第一次“地球峰会”即“里约热内卢峰会”相比,参加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再次召开的“地球峰会”的代表的情绪已有了很大的变化,“里约热内卢的希望让路给了约翰内斯堡的沮丧”。参加会议的人满怀沮丧地踏进这一会场是情有可原的。当时实际上人们已普遍感受到,人类事实上在环境问题上一直在退让,要想达成任何环境保护的协议都万分艰难。还是看一下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约翰内斯堡会议的态度吧! 乔治·布什拒绝出席会议,对这一会议不屑一顾。当参加会议的一些代表正为世界的生态未来展开激烈的辩论时,乔治·布什政府在忙什么?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发动伊拉克战争。这次战争真正的目的在于控制石油,而“消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仅仅是借口。应当说,我们完全可以像这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做出预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毕竟是每一个“地球人”都能感受到的事实,所以人们还会召开第3次、第4次“地球峰会”,“环境正义的话题还会成为经常性的话题”。然而,即使这样的会议一次又一次地召开了,也不可能产生理想的结果。原因十分简单:当今人们还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积累做出根本的限制”,资本还是那么无法无天,还是那么“一意孤行地进行指数式扩张”。

 楼主| 发表于 2017-7-12 15:09:33 | 显示全部楼层
四、消除基于道德的生态幻想

明明是资本逻辑带来了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明明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就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但是,人们却还总是指望在维护资本逻辑,不伤害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来寻找走出生态危机的出路。于是,就出现了消除生态危机的种种幻想。不消除这种种幻想,就不可能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与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上来,当然也就不可能实现消除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美好愿望。

我们常常看到在环境保护运动中,一些人发出了展开一场“将生态价值与文化融为一体的道德革命”的强烈呼吁。他们把解决生态危机的全部希望寄托于道德改革、建立某种生态伦理。目前西方广为流行的所谓“绿色思维”的本质就是这种对新的生态道德观的诉求。这种诉诸人对自然界的思想观念、道德素养的生态幻想,无视造成生态危机的是现行的资本主义核心体制,是在现行社会中畅通无阻的资本逻辑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正如福斯特所指出的,从表面上看,环境的破坏与普通老百姓对环境的不道德观念直接相关,但是,普通老百姓的这种不道德观念实际上是由“更高的不道德”,即“把金钱成为成功的标志”的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念所支配的,不是他们天生对金钱更加重视,而是“更高的不道德”促使他们对环境关心太少,不是他们自己变得更加贪婪,而是“更高的不道德”促使他们没有其他生活理想来控制自己的贪婪欲望。既然如此,如果说为了保护环境要进行道德革命的话,那我们应当把革命矛头主要指向那种“更高的不道德”。又由于隐藏在这种“更高的不道德”背后的是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以把革命矛头指向那种“更高的不道德”说到底就是指向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环境的角度来看,我们除了抵制这种生产方式之外别无选择。”①

另一需要消除的生态幻想是企图单纯通过将经济“非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来解决环境问题。目前西方生态理论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非物质化”概念,实际上指的就是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减少向环境倾倒废料的数量,减少“每单位货币GDP增长对环境的影响”。力主经济 “ 非物质化”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使经济发展与那种建立在利用能源和倾倒废料基础之上的经济增长“脱钩”的美好图画。经济“非物质化”当然求之不得,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这些经济“非物质化”的倡导者是在不触动资本逻辑的前提下来谈论所谓的经济“非物质化”的,从而他们的主张同样成了一种天真的幻想。我们同样可以这样提出问题:不改变资本主义以利润为中心的生产方式,能不断地减少每单位GDP增长对环境的影响吗?能把资本主义经济变为低碳经济吗?其答案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一些人所说的当今的资本主义经济正与那种“高能源投入、高废料产出”的经济模式逐步“脱钩”,与事实不相符合。他们把目光仅仅停留在资本主义世界GDP与“物质外流”的比率有所下降这一表面现象上。他们为什么不正视一下GDP与“物质外流”的比率有所下降的同时,人均排放废料却大大增加这一更能反映问题本质的生态现状?事实无情地摆在我们面前,从绝对量来看,能源的投入,即耗费量和排入环境的废料产出都在持续增加,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根本没有实现“非物质化”。原因何在呢?其道理也不言而喻:实现“非物质化”是要有支撑的,而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足以提供这样的支撑的。如前所述,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以利润为出发点的制度,而在崇拜利润的前提下怎么可能使经济的发展真正向“非物质化”方向发展呢?退一步说,即使实现了资源利用率的某种提高,但是在利润至上原则的支配下,一当资源利用率提高,资本所有者必然想方设法促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岂不又意味着对能源的耗费量和废料的产出量的大量增加吗?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利润至上原则使资源利用率的提高所带来的对能源的耗费量和废料的产出量的减少,非但不能“填补”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所带来的对能源的耗费量和废料的产出量的增加,而且由于“增多减少”从总量看对能源的耗费量和废料的产出量又增加了许多。


再次要消除的生态幻想是企图单纯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来解决环境问题。把解决环境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将经济“非物质化”,说到底是寄希望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因为经济的“非物质化”最终有赖于技术的创新和发展。面对当今人们依靠科学技术来解决环境问题的强烈呼声,我们有理由提出疑问:在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下,依靠新技术就能在实现经济扩张的同时又可防止环境的恶化吗?英国经济学家W.S.杰文斯在一百多年前曾经写过一部题为《煤炭问题》的著作,他在书中论证说,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例如煤炭,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对这种资源的需求,这是由于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这就是所谓“杰文斯悖论”。一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常常用“杰文斯悖论”来说明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由于技术的创新自然资源的利用率提高了,可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反而增加了这一现象。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杰文斯是不可能对此做出正确的回答的。让我们正视下述杰文斯不可能面对而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这一事实涉及到资本主义制度对技术的基本态度:在追求财富和追求人类需求的满足之间,资本主义制度显然追求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或者说它往往用对前者的追求来超越和消解对后者的追求。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不可能把满足人类基本需求,为人类提供必需的服务设施和生活资料,而是把创造越来越多的利润作为其进行商品生产的目的。资本主义必然在这一大前提下处置技术与积累的关系。也就是说,它必然是使技术服从积累,积累主宰技术。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在技术受资本主义积累所支配的情况下,即使出现了有利于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的新技术,也不可能使这种技术得以实际运用,也不可能达到减少对自然资源使用量的效果。我们承认技术的改进有可能创造出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则成为一种“创造性的毁灭”。我们不是经常能看到资本主义积累的“残酷过程”,往往把新技术所蕴含的减少对自然的盘剥的可能性都作为障碍加以消解这样一种情景吗?

最后要消除的生态幻想是企图单纯通过把自然市场化、资本化来解决环境问题。比起上述种种方法来,这一种方法确实更受资本主义统治者的欢迎。我们注意到最近几十年一些经济学家不断地鼓吹要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更加充分地把环境纳入市场体系之中,据他们看来,这是解决所有的环境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这些经济学家为解决环境问题所开出的药方简单地说就是:把自然市场化、资本化,“其整个逻辑就是将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① 还是看看福斯特是如何看待这种企图通过将自然市场化、资本化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思路的,他把此称为“建立在环境能够并应当成为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这一信念基础之上的乌托邦神话”。② 在他看来,正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积累的至上性决定了通过将自然的资本化来解决环境问题只是一种饮鸩止渴式的“乌托邦神话”。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它是一个自我扩张的价值体系,经济剩余价值的积累因为建立在掠夺性的开发和竞争法则的基础之上而赋予了力量,它必然要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进行”,而资本主义的这一个特征经常被以自然资本化为主要内容的“市场乌托邦观念”所忽视。③ 那些力主通过把自然资本化来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家的悲哀就在于他们“很少研究由于经济持续增长带来的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所给环境造成什么影响”。他们根本就不想面对“在维持生态系统与生物圈同维护资本主义所代表的快速无限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固有的冲突”这一客观事实。他们居然把可持续发展归结为给“地球定价”,这实际上同“把经济扩张主义与自然同一而语”一样荒唐。他们还相信所有的环境成本都有希望实际内化到一种“创造利润的经济环境”之中,这简直是痴心妄想,在私有市场结构中怎么可能将社会和环境成本全部内化呢?他们天真地认为,随着生态资源的减少,经济也将相应地注重保护资源,但是“这种和谐的对应关系并不存在”,我们实际所看到的是:“土地成本的上涨从未中断过建筑物的拔地而起和城市景观的水泥硬化”,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楼主| 发表于 2017-7-12 15:10:49 | 显示全部楼层
五、生态危机批判与社会变革运动

既然在不触动资本逻辑、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的任何企图消除生态危机的举措,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么,要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的唯一选择就是直面资本逻辑、资本主义制度,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可贵之处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一再发出声音,强调走向社会主义是消除生态危机的最佳选择。他们把对生态危机的分析、批判变成了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论证。在分析马克思的资本与生态矛盾的理论的基础之上 ,进一步论述马克思是如何从生态的角度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的,贯穿于所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之中。奥康纳指出:“目前的关键问题是怎样使环境运动转变为促进激进的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力量。”④在他看来,目前的环境保护运动虽然风起云涌,但尚未成为真正的社会变革运动。

当务之急是如何使这一运动转化为旨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变革的社会主义运动。真正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不是以资本为中心,不把资本逻辑作为社会的主要组织原则,不按照效用原则把一切东西都变成“有用的体系”,也不按照增殖原则一切都为着获取最多的利润,这样,就切断了资本与自然界的那种对立关系,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自然界已不单纯作为有用的工具,也不无止境地从自然界猎取资源和无止境地向自然界倾倒垃圾。高兹曾经提出,如果真的要有效地开展生态保护工作,那么必须具备下述这样的社会环境:所生产的物品是实用的、不易损坏的 ,所制造的机器是易于修理的、可长时期使用的,所提供的服饰是较长时间都不会过时的;合理而科学的中央计划决定了主要的大企业都仅仅为满足居民的基本需要而生产,当然除了由国家控制的大企业之外,各个地区和城镇都有自己的生产体系,但在那里市民们同样在为自己而生产,在依照他们的情趣而生产;人们当然不仅在从事生产活动,还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进行学习,学习一切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其中包括所有那些被商业从人们身上剥夺并且只有通过买卖才能重新获得的各种专业技术。高兹指出,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下,“从生态的观点看那些节俭的措施,如生产耐用品,实施低能源和资源的消费等,使那些在经济学上可用国民生产总值的形式加以衡量的产品大为减少了”。① 这样的社会环境不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环境吗 ?在高兹看来,论证了只有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才能实施生态保护,也就是等于说明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以资本为中心,其宗旨应当是千方百计地满足人的真正的需要,实现人的解放,这样就不会出现过度的生产,不进行过度生产就不会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佩珀就认定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决不是一个“导致污染的社会”。在他看来,理由十分简单:真正的社会主义旨在实现人的解放,而一个污染重重的社会还能谈论什么人的解放吗?真正的社会主义必然实施的是“共同所有制”,“共同使用制”就意味着要有计划地使用资源,而一旦做到了有计划地使用资源,那岂不是能使资源的枯竭最小化了吗?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是为了利润而生产,那还不会千方百计地去避免生产对任何人都没有实际用处的废弃物吗?人类社会之所以要走向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人类之所以要设计出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不能仅仅是为了实现社会公正,另一重要理由就是为了消除生态矛盾。佩珀强调,在一个“没有过度生产,没有过度需求循环的,非消费主义的稳态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中,最重要的是“人的需求要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更多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人们将完全根据自己的真实的需要来组织生产,人们在进行生产时会充分顾及到对环境的影响,也就是说,“将完全从对环境的影响出发来决定生产什么与不生产什么”。①

以前人们一般都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实际上人们也应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中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与此相应,以前人们只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社会化的角度来说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实际上人们也应从生产条件的社会化的角度来说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一旦这样去认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对解决生态危机的得天独厚就一清二楚了。奥康纳认为,人们都会认识到马克思的理论的一个重大功能就是告诉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必然会滋生出一种“反对力量”。那么这种“反对力量”何以产生?可能人们只是以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这种“反对力量”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孕育而成,而实际上,马克思的理论还深刻地揭示出,这种“反对力量”又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相伴随。既然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生态与资本是必然对立的,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反对力量”也是理所当然的。他指出,无论是基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还是考察当今的社会现实,都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关于传统的资本的生产过剩的危机与资本的不充分发展的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的问题”;二是“自然界和人类的受损与资本的受损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不仅要把第一个问题认真地提出来加以思考,更要把第二个问题认真地提出来做出详尽的研究。“一旦我们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会顺理成章地认识到当今我们所需要的,其实并不是业已见到的那种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而是对自然的‘社会主义式的重建’,包括对我们人自身这一‘自然’的重建”。② 他还提出,一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总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更为社会化形式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走向社会化,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实际上,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产条件的“更为社会化的供应模式”的发展,即生产条件日益走向公共化和社会化,也会促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如此说来, “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可能有两条,而并非只有一条”,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有两种趋势都能够导致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社会化程度的增加”。③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社会化程度的增加固然会导致走向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社会化程度的增加”也会导致走向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只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看到前一种趋势,也应从马克思的著作中观察到后一种趋向。

如果把社会主义简单地理解成只是发展生产力,那么社会主义也会无止境地去“开发”自然,即无限制地利用自然资源,那么社会主义与生态保护也就没有本质性的联系。事实上,这样去领会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片面的,起码没有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区别开来。柏格特认为,马克思并没有把人的未来发展观,即社会主义的发展观简单地归结为扩展和完善资本主义的已高度发达的反生态的技术去实现自由时间和大众消费的增长。① 事实上,马克思展望了一个质上丰富的人—自然关系和人—人的关系的图景,这个图景是新生态(pro-ecological)和新人类(pro-human )的。② 柏格特讨论了与马克思的“联合生产”密切相关的“公有财产”的内涵。马克思曾说:“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③ 柏格特引用马克思的这句话指出,马克思的“公有财产”对土地、对自然的态度是使用而非所有,是“联合生产”合理地管理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而且是以生产者作为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的主人为前提的。柏格特指出,马克思强调“人与自然不是两个独立的存在物”,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共产主义没有必要破坏人与自然的统一,而只是利用自然来服务于作为自然的和社会的存在物的人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恩格斯所说的“到那时,人将不仅感受到而且知道他们是与自然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类对自然承担的是管理责任。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生产增长的最终目的以及生产者对自然的利用方式已保证共产主义的财富观不是反生态的。共产主义条件下生产的增长和扩大再生产是否是生态的归根到底取决于“实践”的含义,取决于被满足的需要的本性。④ 而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的需要主要是指减少束缚、全面发展的需要,而不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无限追求消费的需要。

一当人们注重在生产领域而不是在消费领域获取享乐,那生态危机就从根源上得以消解了。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也是最系统地论述“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的是莱易斯。他强调,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改变把消费与满足等同起来的观念,才能“使满足的可能性将主要来自于生产活动的组织功能,而不是像今天的社会那样主要寄托于消费活动的功能”。⑤ 这绝不只是一个人们注意力的转移的问题,这直接涉及人们是否真正获得幸福,是否真正能创造出一种能确保自己自我实现的环境的问题。事实上只要人们真正搞清楚了,仅仅依靠不断增长的消费是不足以补偿其他生活领域中遭受的挫折的,那他们就自然地会意识到人类幸福生活的前景取决于在消费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现在社会已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一当人们真正意识到了有必要减低自己的消费需求、改变自己的高消费的生活方式,那就与此同时必然会去思考如何使一切个人的劳动活动和自由时间的活动富有丰富的意义。这就是说,人们对减低自己的消费需求、改变自己的高消费的生活方式的企求,必然与到生产活动中去寻求满足的企求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一方面,由于人的能动性就是人的真正本质之所在,所以人类通过参加直接性的生产活动能得以自我实现,能真正创造性地生活;另一方面,由于割断了生产与消费的直接联系,由于这是在缩减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基础上的生产,所以这种生产的结果不是走向与自然日益对立而是走向与自然的和谐。

人类确实正在面临严酷的选择:或者忠实地服务于“利润和生产”这个上帝,忍受日益失控的生态和社会危机;或者拒绝“利润和生产”这个上帝,而朝向自然和人类社会和谐地共同进化。解决生态问题的最终出路就是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就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所得出的结论。


 楼主| 发表于 2017-7-12 15:11:48 | 显示全部楼层
六、在限制与发挥资本逻辑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

既然资本按照其效用原则与增殖原则的属性,在本质上是反生态的,那么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当今人类能否告别资本,建立一个没有资本的世界?阐明人们在实际面对资本时应当从现实出发。资本与生态之间关系不是简单的截然对立的关系,事实上,这种关系是极其复杂的。我们在阐述资本与生态之间的关系时,既要把它们之间的对立清楚地呈现于前,又要认真地分析两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资本既是社会的范畴又是历史的范畴,在资本的概念中既包含着对人类血腥的负面效应,也包含着对人类所带来的“文明化趋势”,尽管随着历史的进程 ,它的正、负效应之间的比例正在日益发生变化,即正效应日益下降、负效应不断增加。资本按其内在的逻辑,一定要突破现有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手段的限制,一定要突破现有的消费数量、消费范围和消费种类的限制。而这突破的过程,显然也就是文明进步的过程,当然也是资本发挥其文明化作用的过程。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是这样说的: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 马克思还这样直接论述资本的历史作用:“因此,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 ,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① 马克思在这里讲得十分清楚,资本的文明作用正在于它创造了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人类历史第二大社会形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历史阶段。② 问题在于,资本的这种创造生产力、促使人类“文明化”的作用的历史使命尚没有完成。它还在继续履行自己的作用。只要资本还存在,它必然给我们带来各种灾难,其中包括对自然界的损害,这种灾难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的存在论处境。但是,资本并不是我们说取消就能够取消掉的,只要它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只要它给人类带来“文明化趋势”的功能尚存,那么就不可能人为地把它取消掉。③

人类活动的目标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总是多元的。社会系统的活动指向总是一个有机的目标系统,而这就是由这种多元性所决定的。正是由于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有机的目标系统中,从而当需要我们做出自己的目标选择时,我们往往处于“非此即彼”的两难境地,即往往为了达到某些特定的目标,而被迫放弃或排斥另一些目标。无数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达到某一目标而完全舍弃其他目标的做法是非常愚蠢的,聪明的做法是综合、平衡与协调所面临的各种目标,在此基础上制订出自己合理的行动方案。我们应当用这样一种思路来处理消除生态危机的目标与其他目标之间的关系。不可否认,对当今的人类来说,最主要的目标或许就是消除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正视其他目标的存在。我们不可能也不应当为了实现消除生态危机的目标而把其他目标完全抛之脑后。人类为了实现消除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这一目标需要与资本逻辑决裂,而人类追求其他目标很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实施资本逻辑。具体地说,当今人类除了急需摆脱生态危机之外,还有着继续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实现现代化的既定目标,而为了达到后者的目标,现实告诉人们必须选择市场经济的道路,选择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选择资本逻辑,即使经济的运行按照资本的逻辑展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它的生产性,即它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必须在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生产力之间保持平衡,与此相应,也必须在限制资本与利用资本之间保持平衡。

一个正确的选择就是在限制和发挥资本逻辑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对现代化的不同取向决定了对资本会有不同的态度:那种以追求丰富的物质财富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的现代化必然一味地扩张资本的作用;而实施“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则努力地在利用资本的同时限制资本。当然,真正要实现生态文明,对资本仅仅限制还是不够的,还得最终超越资本。资本在世界上存在一天,它对生态破坏的可能性也就存在一天。限制资本仅仅是降低其破坏的程度,而要从根本上杜绝这种破坏还得超越它。只有到了人类真正超越资本之时,才是生态文明真正建成之日。这就要求我们,在把利用资本与限制资本结合在一起的同时,还要考虑如何把利用资本与超越资本结合起来。这里必须要充分认识的是,资本在当今中国的存在肯定还有其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无法构成反对超越它的充分理由,我们不能等到资本的合理性完全丧失殆尽以后再去考虑超越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早已昭示我们:异化的生成与异化的摒弃是同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同样可以这样说,资本的利用与资本的超越也是同一个历史过程。

随着对资本的这种既利用又限制的基本态度的确立,对生产的态度也需要调整。与资本逻辑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过度生产。资本对自然界的伤害具体是借助于过度生产实现的。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我们必须改变过度生产。但为了推进现代化进程,不断地扩大生产、发展经济是一个既定方针。那么就面临一个如何正确处理改变生产与扩大生产的关系问题。我们应当像在限制与超越资本逻辑和发挥与实施资本逻辑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那样,在改变生产与扩大生产之间也保持合理的张力,即对于生产既要扩大又应改变,而只有这样生产既能达到为满足人的真实需要服务之目的,又实现了服务于满足非人类生命物种生存发展的需要。

从传统的现代化模式中走出来,实施“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无论是对生产的目的还是对生产的形式都要做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按照“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的要求,我们不能单纯地去扩大生产、发展生产,还得不断地改变生产、调整生产。这里所说的“改变”与“调整”,就既包括了对生产目的的“改变 ” 与“调整”,也包括了对生产形式的“改变”与“调整”。我们为什么要去生产?当然既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也不是仅仅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而生产 。在确立生产的目的时必须充分顾及两个方面:首先,应当明确生产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且这种需要必须是人的真实的需要而不是“虚假的需要 ” ;其次,还应当使生产具有“自然界的尺度”,即还应当尽量满足非人类生命物种生存发展的需要,必须使生产限制在“生态系统的承载力”的范围之内。那么我们究竟如何去组织生产呢?实施市场经济模式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实施市场经济不等于可以排斥政府对生产过程的有意识的调节,也不等于生产就不需要按比例协调地进行。须知,对生产“有意识地加以调节”,使生产“按比例协调地进行”,是达到上面所说的生产的目的的一个基本要求。我们为什么要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这一修饰词呢?无非是表明我们所实施的市场经济模式是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那种极端市场经济模式有区别的,除了生产的目的上的区别之外,还有一个重大的不同就是把市场原则与“有意识地加以调节和按比例协调地进行”的原则有机地整合起来。

资本无止境地追求利润以及相应的过度生产,都是建立在不断地制造和扩大消费的基础之上。倘若对于消费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么对于资本和生产的正确态度也无法确立。必须充分认识消费主义的危害。消费主义造成人性的扭曲端倪可察,消费主义对生态环境的巨大伤害更有目共睹。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不顾一切地引诱、刺激人的贪婪,使这个社会成了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毫无顾忌地突破生态容量的底线,我们的社会一旦处于这样的状态,我们还有什么“本钱”去谈论生态文明?

引导人们正确地进行消费,切实改变现行的人的消费模式,已成了消除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的当务之急。改变现行的人的消费模式实际上是一场改变人的需求结构的革命。

 楼主| 发表于 2017-7-12 15:12:27 | 显示全部楼层
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_陈学明.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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