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逻辑与空间化秩序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解析

YJeeny

2．空间重塑：资本空间转移的冲突与调和

资本主义系统是一个自我溢出性系统，无法根除的内部矛盾迫使其总是从自己的外部寻求解决方法，空间就在资本和贸易的力量下得以重新铸造和组织 ，而空间自身的固有屏障则在资本的流动下不断崩溃，因此，资本的空间转移能够衍生出新的全球空间结构。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的地理扩张不是同质化的一个简单过程，空间在受各种流动的冲击被碎片化的同时又力图维持自己的完整性。在空间重塑过程中，伴随资本的空间转移、重组和重构，全球等级化的空间结构关系受到多种力量的冲击，始终处于持续不断的空间冲突与调和的漩涡。空间冲突是空间化过程的产物，反映了资本主义空间之间的社会与经济矛盾，空间冲突所针对的并不是全球化过程本身，其根源是全球空间网络所代表的、占支配性的那些价值、利益乃至权力的重新配置。

就资本的既有空间而言，借助资本空间转移虽然可以暂时化解资本危机，但难以避免新矛盾的激发。资本主义开辟积累的新空间，资本外流必然威胁已经嵌入空间的原有资本的运行，影响其价值实现或者垄断租金的榨取，从而出现严格限制资本流动的行为，迫使资本主义不得不在“维持过去资本投资的各种交换价值与破坏这些投资价值之间的陡峭小道上权衡利弊”⑤，在突破空间约束转移资本的内生力量作用下，既有空间始终处于矛盾、紧张、不稳定的状态 。

对被纳入资本循环体系的新拓空间来说，转移资本具有双刃性。随着世界更广大的地区走向资本积累，一方面，资本输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拓空间的初始积累的盈利性压力，促进新拓空间的资本增长，促使当地权力机构提供有利的商业环境和降低“空间安置”所需的成本投入；另一方面，流入资本加剧了新拓空间最初存在着的生死攸关的竞争，并且资本的扩散连带着资本的投机风险，使那些最弱小的区域屈从并陷入严重的局部性贬值危机，无疑在直接考验着新拓空间承受资本渗透和维护资本体系安全的能力。哈维指出，区域性危机和高度本地化的资本贬值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为了生存下去而不断创造其自身的“他者”的一种初级手段，如“信贷体系和金融资本已经成为掠夺、诈骗和盗窃的重要手段”①，“一次次的资本贬值和资本损失作为一剂良药，被用来应对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无法保持资本积累平稳进行的情况”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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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各种形式、各种程度的空间冲突，必须依靠权力机构的介入予以控制与协调。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言：“资本的无限积累必须建立在权力的无限积累之上……以通过持续增长的权力来保护持续增长的财产。”③詹姆斯·米特尔曼（James H. Mittelman）强调：“在全球资本的重组中，这种权力的再分配过程所扮演的角色，或许要比‘全球化’这一总括性词语所暗指的东西重要得多。”④按照哈维的理解，权力通常由强制、仿效和通过深化认同而行使领导权这三者的不稳定的混合体所构成，权威、威信、地位等权力形式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物质化为基础才能发挥作用，⑤这就意味着，修复空间为保护海外投机并确保不会出现投机过度，迫使权力机构采取相应措施应对这种扩张性的资本主义逻辑。如美国利用特权贸易、经济援助、庇护主义以及隐蔽的强制手段使自己成为轮轴，其他国家则通过一根根辐条与其相连。由于权力的领土逻辑与权力的资本逻辑具有以“通过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方式相互纠缠在一起”⑥的特征，难免出现合力渗透的情况。由此可见，为了维护资本权力，资本主义国家致力于推行霸权主义，在深层次上进行固有的、去时间性的剥夺性积累就不足为奇了。

资本逻辑下的空间化秩序贯穿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提供了分析动态空间发展规律的新的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转向”尚有许多问题亟待关注和思考。例如，如何判断资本过剩到必须寻求空间修复？针对不同类型的资本过剩，如何选择资本空间转移的时序和路径？一个空间是否既是资本输出空间，也是资本输入空间，如何界定特定空间在全球空间版图中的角色？基于某一特定空间，要如何应对资本空间转移的风险？尤其是在全球“时空压缩”背景下，高度的“全球化”已使得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村落”，一旦全球的资本主义市场趋向整体性饱和，是否还能够开辟新的“希望的空间”，等等。

YJeeny

原文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