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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YJeeny

高度联通社会中的资源重组与服务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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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7-8 19:12:27 | 显示全部楼层
三、理论挑战及其创新发展

( 一) 传统服务经济理论面临的挑战

1.“服务业生产率低”的判断已难以成立
精神与心理需求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需求,为什么在当代才孕育出了规模巨大的文化娱乐产业?一个根本原因,是网络提供了丰富多样又极低成本的多种娱乐方式,供给创新促进了需求迸发。传统经济学将文化消费较快增长视为中高收入者有了“闲钱”后的行为,如经常性地听音乐会、看电影或戏剧演出,订购较多图书杂志等。有了互联网,中低收入消费者也可以用极低成本获得大量的娱乐消费,提供方也形成了以“点击率”为基础的商业模式,为服务供给提供了充足的激励。

长久以来,传统服务业是一个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这源于传统服务的本质特征。许多服务过程要求生产和消费“面对面”、“同时同地”,并因之具有了“不可储存”、“不可远距离贸易”这类衍生特点。例如教育、医疗服务、艺术表演、保安服务等,都要面对面和同时同地。由于不能使用提高效率的机器设备和缺乏规模经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长期保持在一个不变水平。互联网改变了服务提供方式,服务的性质也随之改变。以“乐”消费为例,这种改变已经广泛覆盖,相当部分的传统服务业有了新的商业模式,能够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大规模提供服务,生产率普遍提高。例如远程教育、慕课、远程医疗、视频会议、电子安保系统等,都使得以往必须现场提供的服务变为可以跨时、远距离甚至跨国提供。总体来看,服务业全行业生产率显著提高,有些甚至超出了现代制造业的水平,例如网络上的视频节目和文字信息可以极低成本地复制无数次,规模经济极为显著,效益递增几乎没有边界,任何制造业产品都无法与之相比。

上述分析表明,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的状况总体上已经改变。不过,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要证实“服务业效率不低”这个新的判断,还需要有全面系统的数据积累和计量分析,希望有学者能够感兴趣并继续深入研究。



 楼主| 发表于 2017-7-8 19:13:27 | 显示全部楼层
2. 价格形成机制发生变化
按照新古典价格理论,效用、平均成本、边际成本、供求关系等因素决定了产品价格。价格会根据供求关系在一定范围内波动,逐渐达到“均衡价格”,即供给与需求相等时的价格。互联网经济中,传统价格理论所依据的条件发生变化,例如,在传统的商业活动中,产品和服务的平均成本可以通过总投入和总产量进行计算,而这对于信息服务却很困难。信息服务往往有较高的固定成本,边际成本又非常低甚至近乎为零,“平均成本”、“边际成本”难以测算,总需求难以把握,市场更新速度又很快,价格剧烈波动是常态,向均衡点趋近的过程难以观测到,因而传统价格理论已经难以解释信息服务业的现实。

资本市场上互联网企业的定价也与传统企业不同,融资成本与可预见时间内的回报预期并不紧密。很多互联网公司融资后并不急于呈现优良业绩,甚至继续长期亏损。根据2015 年《财富》杂志公布的数据,京东年亏损接近50 亿元人民币,然而这并不影响资本市场对该公司的投入,显然这不符合传统的资本定价理论。以往信息产品在市场上比例不高,没有对整个市场造成明显影响,但当下的情形已很不相同。信息产品如何定价? 这是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后面我们还要做简要介绍。

3. 高度互联社会中人们“理性”的变化
传统经济理论有一些重要的前提,其中之一就是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能够判断出利益所在从而做出“理性选择”。例如,虽然每个人获得的信息有限,但价格信号是市场状况的集成信息,生产者、消费者都能据此做出理性选择。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市场高度互联互通,信息极为丰富,人们对市场信号的收集和据此做出的行为选择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当能够广泛得知他人的行为时,“随大流”就有可能成为主流选择,因为人们相信这些行为是经过他人智慧筛选过的集成信息,市场信号意义很强。这就是互联网中的聚合行为,即当一个人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做某件事情时,他很可能也会去做,此时市场具有了自我放大的机制,即所谓的“流行性”越来越控制着人们的选择行为,此时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机理已经发生了变化。互联网上通常见到的现象是: 一种新的商业模式短时期内就能聚合起巨量用户,引发巨大的市场效应。近几年,微信开发的“红包”功能极为成功,毕竟没有人愿意处在一个亲朋好友们都处于其中、通过相互发红包联络和娱乐的“圈子”之外。不过,与“流行”开始后正反馈效应的确定性相比,如何能够启动“流行”还不够明确,研究者们提到的相关因素有“复杂程度”、“可预测性”、“可试用性”以及与现有体系的“兼容性”等等,但其解释力和预测力都远远不够( 大卫·伊斯利等,2011) 。研究互联网时代人们的行为方式,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之外,还需要心理学、社会学等许多学科的共同努力和交叉融合。

 楼主| 发表于 2017-7-8 19:17:49 | 显示全部楼层
( 二) 与互联网络相关的经济学问题

1. 互联网经济学
“网络经济学”( economics of networks) 一词的出现早于我们今天所讲的网络经济或互联网经济,当时主要指对电信、电力、交通、广播电视等行业的经济学研究,因为这些行业共同具有“网络”式的产业特征。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源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 分析网络产业中的厂商结构、厂商行为、产业绩效以及相应的政府规制问题。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当这些基础设施类产业具有自然垄断的特征时,其它依存于这些基础设施提供增值服务的企业以什么条件和价格进入网络,也称为接入策略。20 世纪80 年代以后,随着互联网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互联网经济学( internet economics)很快就成为了独立的新学科。① 研究的内容除了接入定价、建设和盈利模式、竞争行为、政府规制等问题之外,还有不同类型网络的竞争、博弈、合作等问题。这些都是网络经济时代对产业组织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例如,企业之间的竞争在网络效应下会出现什么结果? 有学者就认为,虽然互联网是开放性的,与电信铁路等封闭性的网络不同,但由于规模效应极为显著,竞争的结果仍然倾向于一种产品主宰市场。① 即使不同企业各自使用的新技术功能相近,一旦有企业争取到稍多一点的用户,就可能开始正反馈过程,最后主宰市场,例如微软的个人电脑系统。这种正反馈导致网络时代市场垄断力量更为强大,而且大者愈大、强者愈强、富者愈富。由于先进入者占领市场带来的锁定市场的能力,存在相对劣质产品主导市场的可能性。这些都是网络时代的产业组织问题的特殊性。

2. 平台经济学
最近几年,依托互联网的新商业模式发展很快,相应引出了若干新的研究需求,平台经济学是其中一个热点,研究的重点有平台的网络效应、非对称成本、垄断、竞争、创新、外部性和管制等问题。以平台的网络效应为例,所谓网络效应,是指某种产品或者服务的价值会随着使用它的用户的增加而增加,并且具有正反馈的机制,例如社交网站,聚集的人愈多,愿意进入的人就更多,人多意味着广告价值大。显然,平台企业网络效应显著,由此可以导出的结论是必然产生巨型平台。用传统经济理论的观点看,这类企业必然形成市场垄断地位,现实中也存在这种现象。不过,平台之间的竞争有其特点,即消费者在多个平台同时消费,这是信息类产品消费的特点; 买了一个品牌轿车的消费者通常不会同时再购买其它品牌的轿车,但搜索信息的消费者很可能同时光顾多个搜索引擎。因此,那些依据实物经济构建的反垄断原则在平台市场中不一定总是适用( Wong-Ervin2016) 。

3. 信息产品的定价
传统的价格理论以成本为基础,以趋向均衡为常态。前面已经指出,这种理论对信息产品不完全适用。信息产品如何定价? 20 世纪80 年代以后,这是信息经济学、互联网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普遍的观点是,信息产品的特殊成本结构,使得经典经济学中的定价方式不再适用( King,1983; Lamberton,1996; Huber & Rubin,1986) 。Shy( 2001) 在他的著作《网络产业经济学》中明确提出,由于网络信息产品具有边际成本低至可以忽略不计的特性,所以网络信息产品以成本为基础的定价失去了意义,实行差别定价或以低价出售产品可以获得更高利润。再往后,人们开始细化研究不同类型网络产品的定价策略。概括这个领域的研究,有几个较有共识的关注点。第一,任何产品的价格都受到价值、成本、市场供求等因素的影响,网络信息产品也不例外,因此与其它产品的定价有相同影响因素。第二,网络信息产品价格的影响因素具有特殊性,包括产品生命周期 、消费者偏好、销售方式、长尾结构、衍生产业链、精神与心理评价的差异性等等。第三,具有不同特点的信息产品,定价策略并不相同,虽然可以提出若干“定价规则”,但每个产品如何定价是不确定的,与企业对市场的理解、风险承受能力、长期发展战略、市场占有策略等因素相关。上述研究的内容很丰富也很复杂,许多是特例特议,还没有形成如同价格理论那样简洁、普适的分析模型。

4. 用传统理论解释互联网问题
一些研究者继续致力于将互联网时代的新现象纳入现有经济学分析框架之中,研究如何设计出更有效率的市场机制,优化互联网环境下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能划入这个范围内的研究成果类型繁多,这里我们举三个例子。广告设计与定价是微观经济学的一个领域。在互联网时代,如何设计和定价? 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苏珊·阿西( Susan Athey) 研究网络广告市场问题,如搜索广告市场的设计,并获得了2007 年度克拉克( John Bates Clark) 经济学奖。② 另一个例子是马修·根茨科( Matthew Gentzkow) ,他使用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网络媒体如何与传统媒体相竞争,得出了与流行看法不同的结论: 导致传统媒体困境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免费网络媒体对消费者的直接吸引力更大,而是因为广告商急速向网络媒体的迁移。换言之,对报社运转最大的打击并不是读者减少,而是广告大幅度下滑。根茨科也因之获得了2014 年度克拉克奖。① 第三个例子是平台企业的垄断问题,传统经济学认为,企业收取的费用远高于其成本之上而消费者又没有其它选择时,就认为企业具有垄断力量。但同时也存在另一种判断标准: 如果企业为客户带来的增值高于对客户的收费,就应该认为平台提升了整体消费者的福利,即使存在所谓的垄断力量。这些思路也被用于判断互联网时代平台企业的行为,以银行卡发行平台为例,商场对是否刷卡消费往往持有矛盾的心情,接受就需要向发卡方支付额外费用,而且商场认为其收费过高; 但如果拒绝,就可能将愿意刷卡消费的顾客排斥在外,因而商场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由此看上去垄断似乎存在。然而,另一种标准也应该考虑进来: 商场从银行卡支付系统中获取的收益是否大于他们支付的手续费? 而不是去主观判断手续费的高低。欧洲委员会规制维萨( Visa) 和万事达( MasterCard) 系统的行为,就是运用了这个原则,这个原则是可检测的。例如可以调查商场,在顾客可以用银行卡支付也可以用现金支付时,商场更乐意接受哪一种支付方式? 如果更愿意用银行卡,则说明他们由此获得的利益大于付出,否则则相反。②

在各类传统经济理论中,博弈论可能最适宜于用来分析网络中的经济问题。博弈论研究这样一种情形,即人们的决策不仅取决于他们自身的选择,也取决于与他们互动的其他人所做出的选择。最经典和广为人知的就是“囚徒的困境”,③相似问题还有许多,如两种相似产品的定价问题、拍卖会上的投标竞价问题等等。凡是每个决策者的选择结果依赖于其他人的决策时,就适宜用博弈论进行分析。在高度互联互通、广泛相互影响的网络社会中,人们行为的相互影响是普遍现象,因而博弈论可以为大量问题提供理论分析框架和决策思路。

 楼主| 发表于 2017-7-8 19:18:55 | 显示全部楼层
(三) 新的问题与理论创新

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经济生活、社会秩序和人们生活面临许多新困惑和新问题。有些问题可以直接判断和取舍,但更多问题需要理论层面的分析、权衡和选择,理论研究和创新要求迫切。下面,我们以隐私保护与数据利用效率的两难选择和精神与心理消费的复杂性这两个问题为例加以说明。

 楼主| 发表于 2017-7-8 19:21:50 | 显示全部楼层
1. 隐私保护与数据利用之间的权衡。
2015 年8 月24 日,美国新奥尔良神学院的教授兼牧师约翰·吉布森自杀身亡,原因是他在著名的“偷情网站”Ashley Madison 的注册信息被泄漏。2016 年8 月,山东女孩徐玉玉的高考录取相关信息被泄露,遭到信息诈骗后愤恨去世,引起全社会强烈谴责。大数据时代,每个人的大量信息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上传至互联网,这些信息对企业来说是巨大的“商机”。即使不被拿去谋利,绝大多数人也不愿意自己的私事被公诸于众,隐私保护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例如个人医疗信息就有高度的私密性,患者不会愿意被他人共享,更不能容忍用这些信息进行不当牟利。百度曾经将一些病友互助贴吧例如血友吧的吧主位置出售给医药企业,后者在吧中发布相关医疗和药品信息,引起了广大吧友和社会的强烈不满,尽管2015 年底百度道歉并承诺不再以此谋利,但其社会信誉和形象都受到明显影响。

从类似案例似乎可以判断出,对互联网上的个人信息应该严格保护,不经允许不得被使用,这也是监管机构的努力方向。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欧盟已经多次通过或修改了有关网络数据保护的法令,2012 年提出数据所有者的个人数据删除权( 也被称为“数据被遗忘权”,“right to be forgotten”) 。这个条款赋予数据所有者掌控他们在线信息的权力,当他们不希望自己的个人数据在网络上存在时,相关企业或组织必须立即无条件删除所有的个人数据。例如,当一个欧盟居民要求删除自己的新浪微博账号和相关内容时,新浪微博必须无条件删除微博账号内的所有信息并不得保留其他备份。

然而,“被遗忘的权力”提出伊始就引起轩然大波,法学界、互联网企业、有关专家和社会各相关方面激烈争论,谷歌、脸谱等一些国际互联网巨头和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大数据的价值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数据共享,抓取数据和汇总巨量数据中的信息是大数据的本质,不允许数据收集,大数据无从谈起。例如药品制造商需要了解服药者的查询和购买信息以把握疗效,卫生部门需要通过了解民众网上查询行为知道某种传染病症状的流行程度等等,这些都是当事人并不知情的“数据抓取”行为。2008 年,谷歌在政府和流行病学家之前两个星期预测到了流感疫情的出现。其做法是在人们进行网络搜索时,利用人们在网上对他们健康问题寻求帮助的行为来预测流感,例如通过追踪像“咳嗽”、“发烧”和“疼痛”这样的词汇,就能够准确地判断流感在哪里扩散。20 08 年11 月,谷歌正式推出一个名为“谷歌流感趋势”项目( www. google. org /flutrends) ,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通常需要花费数星期整理并发布流感疫情报告不同,谷歌的流感趋势报告每日更新,可以为流感的爆发提供一个早期预警系统。但是,这类网络信息的收集引发对于隐私问题的担忧,人们担心自己在网络上的行为被网络公司所察觉并留存“底案”,尽管谷歌声明“流感趋势”是从几亿个搜索结果中聚合而来,不包含任何能够确定用户身份的信息,但并未打消公众的担心。还有人质疑,谷歌发布“流感趋势”实际上是向医药市场表明,谷歌有能力通过其搜索结果提供复杂而精确的分析,从而帮助医药厂商发布更为精准的广告。本文前面部分提到的Patients Like Me 网站就有数据挖掘功能,网站收集病人服药与病情变化的信息,与多家医疗机构合作,将匿名病人数据卖给他们。网站的行为之所以被网友所接受,因为他们事先明示此事: 网站明确告诉会员将如何使用他们的数据,数据卖给了谁,目的是利用这些数据可以用来生产更好的药物和设备。

总之,是强调数据保护从而保护隐私,还是强调数据利用以发展大数据产业,这是一个两难选择。争论之中,2015 年12 月15 日,欧盟执委会( Europe an Commission) 通过了《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简称GDPR) ,以欧盟法规的形式确定了对个人数据的保护原则和监管方式,其中包括数据所有者( 用户) 的个人数据删除权。这反映了现阶段社会公众和监管机构在数据隐私和数据利用之间的权衡。

 楼主| 发表于 2017-7-8 19:24:56 | 显示全部楼层
2.“乐消费”的经济社会价值冲突问题
互联网时代,“乐消费”即满足精神和心理需求的消费已经成为重要的服务产业。但是,有关这类消费一直有争议。首先,为“乐”而付出是否值得? 质疑者认为商品的实用价值是“实惠”,而追求奢侈品中的精神和心理享受则是“虚荣”,不利于形成节俭的生活方式。① 其次,有些精神和心理需求是否“合理 ” ,是否应该去满足? 例如当职业教育毕业后更易就业且收入水平较高时,许多家长和学生为了“图名”却仍然选择那些学习时间更长又难以就业的普通高校 ,被批评为“盲目”的。但是,能够上大学,是许多家长和孩子的精神和心理需求,是智力、志向、素养等诸多非收入“品质”的标志,其中之“乐”不能以可见收入来衡量。笔者的观点是,如果认为“商品”与“服务”在经济发展中同等重要,就要承认物质消费与精神、心理消费两种行为同样重要: 汽车、电器提高了人类物质生活质量,网络游戏增加了许多人的精神愉悦感,教育水平高提供了心理满足感。总之,服务业要发展,“乐”这个精神和心理需求就要成为重要消费目的。只要消费者从中获得了满意、愉悦、快乐的感受并愿意为此付费,精神和心理消费就创造了价值。

许多人质疑这类服务获取过高利润,依据就是其实体部分的“价值”,例如名牌包中皮料的用量,名牌服装中的面料用量、高档餐饮企业中的食材用量等 。2013 年10 月,央视曾播出了一个系列调研,报道了星巴克在4 个国家的售价,中国居首位,不仅高于美英发达国家,甚至比发展中国家印度也高出一倍。据央视计算,成本不足4 元的中杯拿铁要卖27 元。消息引来各方关注,有人认为,星巴克在中国成了“土豪”,谋取暴利; 也有人认为,这是市场行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实际上,我国整个咖啡店行业的价格大都如此,且不说价位更高的蓝山咖啡、几个与星巴克竞争的洋咖啡品牌如COSTA、太平洋咖啡等价格都相似,就连本土咖啡店品牌也基本定位在这个水平。例如,长长久久这个武汉本土咖啡店,也表示30 元/杯才能勉强盈利。“很多人认为一杯咖啡卖30 元是暴利,其实这是误解。”该店负责人吴斌表示,一杯咖啡的原料成本,确实如央视调查所言只值四、五元钱,但其他成本非常高。该店200 平方米的经营面积,年租金就达60 万元,加上装修、经营管理等成本,一年费用支出超过200 万元。① 用一句流行语表达,“卖的不是咖啡,是房租”。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多数都认同“去星巴克的不全是喝咖啡”这个理念,消费的是文化、情调,是轻松的氛围,是约会同事朋友和商业伙伴的地方,也是许多学生学习的场所。因此,星巴克中国店的翻台率远低于美国,很多人一泡就是几小时,这也必然导致价格高。但是,对消费者来说付费带来的精神和心理需求的满足是实实在在的。

然而,人类的精神和心理需求构成很复杂,除了上述积极和“存疑”的需求外,还有炫富、猎奇、攀比甚至嫉妒等需求,后者会诱导窥探他人隐私、制造传播谣言、嘲讽诋毁他人等信息的制造和传播。无论人们承认和喜欢与否,这类心理需求普遍存在,对“富”、“贵”、“星”者各种信息特别是负面信息的收集和传播,是网络信息的重要部分,吸引了广泛的关注力。高关注度就是广告投放的密集区,创造了形形色色的商业运作,在娱乐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然而,将这类信息服务供给纳入经济分析、纳入“GDP”的统计,既有理论上的困难,更有价值观上的质疑。在服务业研究中如何处理这类需求,在服务业统计中是否应该剔除这类产出,都是长期争议的问题。②

本文的分析表明,现代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服务业的基本性质,对传统服务经济理论提出了根本挑战,理论需要创新发展。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人们有海量的资讯来源,案例分析、调研统计、计量分析等类型的实证研究易于开展,可以说研究成果颇多,观点呈现发散形态; 许多大企业有自己的研究机构,立场显然,观点指向明确; 政府监管需要判断许多新现象新模式“合理”与否,显然这绝非易事。如此种种,都需要理论研究提供判断标准,解读事实意义,权衡各种选项,明示公共利益,瞻望未来趋势等。这些都是信息时代对理论创新的需求。

 楼主| 发表于 2017-7-8 19:26:17 | 显示全部楼层
最后提一点疑虑。在信息时代,理论研究这个特定“服务业”的低效率问题似乎并没有改变。理论研究特别是原创性研究,“思考”过程非常重要,但这是一个高度脑力劳动密集的行为,甚至是纯粹的“脑力劳动”过程,无法体现技术和分工带来的益处,因而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从个人体验看,作者今日写一篇 “思考”含量较多的论文,与20 年前写类似论文相比效率并无提高; 从历史比较看,还不能判断当代人为思考投入的“劳动”与前人为思考投入的“劳动”在产出效率方面有什么差别,这个时代的科学家是否比牛顿、爱因斯坦的“思考”效率更高? 但是,社会其它部门单位劳动投入的产出效率早已今非昔比了,制造业已经提高了数百倍甚至更高,许多服务部门的效率也因互联网出现而明显提升。因此,对个人来说从事“纯理论”研究的机会成本极高,对市场来说这是公共产品因而不愿投入,这可能是近些年理论研究与思想产出明显不足的重要原因。如果要在社会总产出中保持相同比例的“思考”产出,就需要数十倍、数百倍地增加投入,这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吗? 是社会的真实需求吗? 如果是,又如何能够做到?

 楼主| 发表于 2017-7-8 19:27:04 | 显示全部楼层
原文载于《经济研究》,2017年第3期。

高度联通社会中的资源重组与服务业增长_江小涓.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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