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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YJeeny

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演变的整体性解读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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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6-23 10:36:53 | 显示全部楼层
四、后 福 特 制

泰勒制通过使工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来实施资本雇佣劳动,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来推进资产阶级用来束缚无产阶级的奴隶制,推行由第二方强制实施的雇佣契约。这样,工业资本家就在生产领域内确立了自己的权威,能够只依靠内部法庭,而无须直接依靠和借助于外部法庭。福特制却不限于这一点。福特制的目的是扩大为机器和资本立法的社会基础,使之真正成为社会的形式、经济的形式和调节意识的行动规则。法律的形式和权力的完美结合就是在社会范围内树立起来的权威。这是企业权威的直接元素。而当权威成为社会的普遍发展因素时,对应的权力也就直接统治着财产 。于是,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在社会内部结合并统一起来。资本开始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权力。最终,泰勒制到福特制的发展转向促使资本家作为具体的联体资本家(而不仅仅是抽象的总体资本家)行使掌控社会生产权力、经济权力乃至政治权力的职责。这就是国家干预主义(国家成为资产阶级管理整个社会的事务委员会)和经济调节主义(促成工厂制作为主导的社会生产方式和严格的组织社会学类型的统一化)的结合,——后来的理论形态就是凯恩斯主义。资本家由个体行动真正走向集体行动,由单纯的行动走向意识形态化。它因此标明资本整体进行社会治理的时代开始来临,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完全的意义被历史地确立和巩固起来。尽管如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中,社会分工的无政府状态和企业内部分工的专制的互相制约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一方面,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历史权利,结果,资本主义生产神奇地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资本治理和契约范围随资本主义生产的范围和规模一同扩大,结果,资本主义神奇地塑造了一个个权威控制下的不平等合约。相比于泰勒制,福特制中的资本主义企业更为巨型,企业和市场、生产和流通之间的协调关系更为复杂和具有对立化的性质;并且由于资本权力在生产、分配上的统一,资本权威完全深入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和消费领域,致使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复杂而敏感:一方面,可以说消费依赖于生产 ,消费是生产的直接要素,另一方面,生产又严重地依赖于消费,因为它的任何一次新的扩张均以消费的扩张为直接动力。这种发展隐藏着深深的危机 。马克思的“预言”并没有过时。因此,后福特制的准确定位是对福特主义生产危机的消化、调整乃至克服。从根本上说,这不是预示着一个新的经济时代的形成,而是新的经济调节和治理时代的产生。

福特制一边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继续得到急速发展,一边不断积累着社会性的结构矛盾。发展与矛盾的交织使福特制一度辉煌,又一度备受批评,这种意识形态的统一与分歧集中于凯恩斯主义和后来的新公司主义、新国家主义乃至新自由主义(这些内容也被合称为“新福特主义”)之间的反复争论以及理论合流。意识形态是抹不去的。但实际的政治斗争以物质资本的统一利益为最高准则。这是资本社会治理的规则和规律。20 世纪福特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尽管有六七十年代的危机,但资本主义通过结构调整毕竟取得了社会治理的合法性,使之成为意识形态中的合理的社会秩序。21 世纪的很多时候人类仍将会直接沐浴在福特主义之中。尽管这种反抗很久以前已经开始。后福特生产方式远没有成为一种社会生产的主流治理方式,也就不会上为“后福特主义”。追溯下去,后福特制也不是从生产方式的反叛开始,而是从对机器大工业的组织社会学类型的现代反思开始。这就是日本丰田公司的生产体制和治理模式。

 楼主| 发表于 2017-6-23 10:40:07 | 显示全部楼层
日本丰田生产组织的方式及其治理模式是日本式生产方式的代表。广义地看,19 世纪末日本可以算作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了。但除开极其丰富的人力资源,日本缺乏发展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的先决性条件,如自然资源和广阔市场。由于种种原因和历史偶然性因素,二战以后的日本没有完全采用福特主义模式,而是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了泰勒制管理方法。丰田体制在生产模式上的内核特点可以概括为:从单件、小规模生产定制逐步迈向大规模生产定制。1950 年春,年轻的日本工程师丰田英二到作为汽车工业的同行福特公司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工作访问。丰田英二很快发现,福特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及其近乎专制的人事管理不适合日本。根据对福特体制的修订,丰田体制后来进行了三方面的实质性的变动:第一,实行以年功序列工资制为核心内容的劳动雇佣制度,发展以终身雇佣为中心的劳资协调关系;第二,不仅仅局限于将权力集中在管理部门,而是通过团队工作方式和共同知识,致力于将权力留在工作现场,发展车间生产技能;第三,谋求政府扶持,将车间优势和金融财政支持一体化。丰田体制离不开日本政府和社会的广泛介入和参与,——比如依托国家法律的合作型劳动雇佣关系的培育(这包括政企关系、职工参与、福利制度、分享体制等多方面内容的集结)和发展良好国民教育的体制(与美国相比日本更注重以适应将来企业特殊技能的可塑性能力的培养),才能够极大地焕发组织感召力。从而,诱发了新型的组织社会学治理类型——以创造柔性生产体系和个性化、多样性消费特征结合为功能目标的弹性外包制。

“弹性外包”(实质是弹性工厂治理)旨在通过灵活多变的企业与车间、车间与车间、车间与工作现场乃至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市场的应对(组合)策略 ,达到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动态演变中以结构化控制的形式实现效率的目的。这种外包的核心内容是:努力将关键性的经济业务(核心业务)和决策保留在中心,而将非关键性的经济业务和决策不断地推向外围(以分解或打包的形式),缩短核心业务资本的周转时间,提高其效率。其发展网络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与核心竞争力有关的结构控制,而与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有关的工作团队或特定任务团队的组建则是隶属这一目的的一种副产品。归根结底,企业外包的实质性目的决定其更多地仰仗于形式层面运作,而无实质性内容①。由于这种普遍存在的适用性,弹性外包被广泛运用来增强资本治理的柔韧性、灵活性,协调生产和消费的矛盾,直至将消费(市场需求)重新带回组织生产的过程中来。这种扩展包括以组建企业网络为中心的弹性专业化生产和企业集群,以组织模块化为内容的专业分工和动态联盟,乃至以网络和模块化的互补结合为依托和内容的硅谷式生产以及创新型组织。

企业外包的实践证明:后福特制更多意义上完成的是福特制治理层面的革命,而距离动摇资本主义古典商品生产方式的真正基础尚有很长路程。现行的文献乐于将丰田体制称为“精益生产方式”,并与大规模定制生产组织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甚至将20 世纪70 年代以后,伴随福特主义危机的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界定为后福特主义积累体系形成时期,认为这之中发生了当代劳资关系的重大转型、企业和产业政策乃至国际协调关系等经济制度的重大变迁。但资本主义的发展迹象表明,促使资本主义调节的新类型形成的力量正在积蓄之中,但绝不是资本主义调节新类型的真正形成。福特主义本质上还是市场主义,后福特制的弹性治理也完全没有离开这一根本的出发点。尽管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组织人类新型生产方式的必要的元素,比如引导生产顺畅进行的组织方式——持续创新+敏捷制造,以及促成生产和流通内在结合的组织形式——专业化+网络化,但作为完全新型和结构完整的现代商品生产方式即使在发生学意义上也只是刚刚开始进入生成期。从历史角度看,马克思的完整涵义的资本积累包括物质资本的历史扩张和金融资本的历史扩张。在前一阶段,货币资本驱使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和自然物质,这是生产要素商品化和商品资本化的过程;在后一阶段,货币资本通过金融交易变成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本,并驱使越来越多的货币、劳动力和自然物质,这是一切社会生活商品化和货币资本化的过程。泰勒主义迎来前一历史阶段(类似于布洛维所说的实现第一波市场化对第二波市场化的发展转向),福特主义开创后一历史阶段(类似于布洛维所说的实现第二波市场化对第三波市场化的发展转向 ) 。“与激起国家反市场反应(比如,保护主义、计划、工资保障、福利、生产方式的公共所有权)的第二波市场化浪潮不同,第三波市场化引发了国家的共谋。尽管仍然是一个管理型国家,但它的管理与其说是反对市场,不如说是保卫市场。它废除了所有在反抗第二波市场化过程中取得的成果。因而,社会就处于来自经济和国家的双重威胁之下。”①这说明在第三波市场化世界里,不仅劳工权利而且社会权利需要同时被保护乃至武装起来。后福特制也许并不能真正为现代商品生产方式作为社会主导地位的经济变革过程发挥重大的作用,而倒可以反过来加强和巩固福特主义的生产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与其说后福特制是后福特主义导向的,不如直接说成福特主义的。

评析:马克思强调过,任何生产方式都不是在空地上或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的生产方式总是在原有的生产方式内部逐步发展和自然形成的,新、旧生产方式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交叉进行的。正如福特生产方式必然从泰勒生产方式(可以将机器大工业内部的科学管理运动广义地视为一种生产形态和组织生产的方式)基础上发展而来一样,后福特生产方式也必然以福特生产方式为发展的母体,而绝不是对其历史的决裂。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并不是线性的。在一般意义上,可以同样将其看作是彼此相继的不同发展模式的交叉和结合,甚至包括某种程度上的迂回的路径或形式。在福特主义反复进行的发展与危机的历史较量中,资本主义发展恰恰就需要必要的时空结构。一些种类繁多的名词或现象,诸如新福特主义、高级福特主义、晚期福特主义、美国福特主义、国际福特主义等等,甚至包括“后福特主义”,固然包含意识形态的自我辩解,但增进了对资本主义加以现实性理解的程度。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是在各种力量较量的妥协与生产模式的变革中所取得的前进。资本主义就这样被引领进入人类的21 世纪。

 楼主| 发表于 2017-6-23 10:41:26 | 显示全部楼层
总的来说,在马克思看来,工厂制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的科学抽象。这种科学抽象集结了抽象性研究和具体性研究,坚持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将社会的机制看作是不断生成和运行的运动。它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工厂制是由特殊类型的劳动的历史发生学和社会机制论被高度同一化,并且同样被聚焦在同一空间内所得出的科学的抽象和认识结果;第二,工厂制相应是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进行总体研究所得出的科学的认识规定。根据这种结果和规定,《 资本论》的抽象性研究在于确立了资本主义主导生产方式和其组织社会学类型在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统一性,这就是关于资本主义对象世界的工厂制。《资本论》的具体性研究则在于确立理想类型的具体形态,就是说,工厂制依据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重要性的不同分别采取各种不同的适用性的发展模式或治理形态。前者侧重发展分析和制度分析的统一,后者侧重发展分析或制度分析和治理分析的统一。由此,如果不对《资本论》怀有成见,那么,应当认为马克思的研究已经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其组织社会学类型统一的历史逻辑。

 楼主| 发表于 2017-6-23 10:42:46 | 显示全部楼层
原文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

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演变的整体性解读与反思_许光伟.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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