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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为什么需要伟大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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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13 09:27: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刘俏:今天,中国为什么需要伟大的企业?
原创 2017-06-11 HBR-China 哈佛商业评论
小佛爷说
我们每个人都见证并亲历了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今天,中国经济处于什么样的发展状况?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遗留了哪些问题?面对未来,我们又该如何求得先机?
问大问题,然后不断去思考和分析。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的最新成果《中国企业的2.0时代》也许能帮助我们解读中国经济这个宏大的命题。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刘俏
从1978-2015年,我们见证了中国发展的一个伟大时代。中国的GDP总量增加了约25倍以上,有6.2亿人口摆脱贫困;中国制造从1980年在全世界占比不到1%,到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大国,到现在全球制造业附加值占比25%。
我把这个时代称为中国企业的1.0时代。其中,我们见证了4次创业高峰。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供需严重失衡时,以柳传志、张瑞敏、任正非,鲁冠球为代表的企业家大胆突破;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很多体制内的下海创业;90年代末期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的互联网创业大潮;以及21世纪的双创浪潮。除此之外,我们还见证了国企改革的起起伏伏。
用一句话来勾勒中国1.0的企业时代,那就是大企业的崛起。从财富500强的榜单来看,2016年7月发布的最新榜单中,已经有103家中国企业上榜。财富杂志评价企业的标准是其财富收入,入榜企业并不一定是非常具有价值创造能力或者商业模式领先的企业。而中国入榜的企业,大多数都是国企和央企,提供包括资金、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企业。这与中国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十分吻合。
中国企业1.0时代,我们的企业伟大吗?
究竟该如何衡量一个伟大的企业?规模上的大并不等同与伟大。伟大企业的界定标准不是销售收入、总资产规模和员工人数,而是盈利能力、价值创造能力和是否具有一个可持续的具有竞争力的商业模式。
在我过去观察、思考、在企业做投资的十几年中,我认为一个伟大的企业需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保持比较高的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这个指标本身是在衡量一个企业的基本面,衡量一个企业是否比他的竞争对手有比较高的竞争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并且对冲性很强指标。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资本收益率乏善可陈。在过去18年中,A股主板上市公司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是3%。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公司1元钱的投资资本产生的税后利润是3分钱。对比美国,在过去38年中,用同样方式测算出来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平均值为11.6%,差异显著。
为什么中国经济和企业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催生出一大批投资资本收益率较高的企业?
我们不妨从内因和外因两个维度分析,外因看环境,内因看企业家本身。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是以信贷为基础的投资拉动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做规模对企业而言意义更大一些。此外,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解,中国改革成功最重要的一个制度设计在于政治集权加经济分权,以经济为导向的政治,鼓励地方政府、鼓励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长指标上进行竞争,这就更强调了企业对规模的注意。
其结果就是,过去十几年,中国信贷的增长速度远超名义GDP增长速度。这种情况下资源很难得到有效配置,一些投资回报高的企业得不到支持,做不大。而做大的企业往往是产业布局不合理、产能过剩较严重,投资收益率较低的企业。
以工业企业为例,目前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和资产规模超过两千万人民币的企业中,国企占比降到只有4.9%,但拥有将近40%的资产。国有工业企业的平均资产规模是民营工业企业的12倍以上。提升国有企业资本使用效率非常重要。
从企业家认知的角度分析,在1.0时代的中国企业,不管做什么行业最终都要回归到金融,强调多元化。多元化很容易让企业在规模上作大,但并不能保证企业能够做强。将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率跟企业的业务板块数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其呈现的是一个单调下降的关系,当一个企业增加业务板块数时,整体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在下降。企业家在企业战略和经营管理的思维方面还有很多误区。
中国到了必须产生伟大企业的时候
推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企业的增长的时,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都非常重要。
增长率=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投资率
过去十几年里面,中国经济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的进程,资本的总量已经变得非常庞大,边际收益率开始递减,这意味着投资资本收益率下降。如果此时还希望保持比较高的增长率,必然要靠投资率。而投资率最大的一个资金来源或者支撑就是银行的信贷。在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金融附加值已经占GDP比重达9.5%。
金融行业创造的价值附加反映的是金融提供中介服务的时候收的费率水平,金融中间环节越多,收的费越多对经济贡献就越大。从这种意义上来讲,9.5%说明金融行业中间环节太长太复杂,中间费用太高。同样一个指标,美国过去130年平均在4%-6%之间。
现在的金融并没有发挥做好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伟大的企业来提高整个经济生活的投资资本收益率。
我对未来中国经济场景做了一个预测,按照推动经济增长的两个指标不同取值的话,一共分为四个场景:第一是高质高速的增长,速度8%以上,效率很高;第二个现状,很高的投资率但是投资收益率低;第三个是中等收入陷阱,两个指标都很低,中国获得1%、2%实体经济的年增长速度,这样的话人均GDP收入很难达到12000美金,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第四个,假如说我们通过微观基础的改善,涌现出一大批好企业,提高中国经济的投资资本收益率的指标,不需要太高的投资率就能获得相对比较合理的增长,这种情况下才是叫新常态。
第四种状况是最理想也最可能实现的状况,这里才是中国经济真正的未来。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大批好企业,需要有不一样的经济微观基础。
中国企业2.0时代已经开始
提升ROIC,重塑微观基础是中国实现经济稳健增长的关键。那么如何才能为催生伟大的企业提供前置条件呢?
在制度层面上,我们要建立市场导向的制度基础设施。同时,提升金融中介效率至关重要——国企改革、财税改革、企业减负、私有产权的保护等必须加速。
从企业层面来看,企业需要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企业家们要认识到企业的最终发展要转移到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方面。而企业全要素生产力一旦提高,最终会反映到投资收益率上,这是企业未来竞争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优势。
中国企业的2.0年代,认识高度决定了行为的高度。企业家要确实去思考去寻找什么样的行业、什么样的商业模式能够在2030年让自己处于竞争的最高峰。这个思考将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话语体系里面会经常出现的。而要回答这一问题,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是重中之重。
刘俏 |口述 齐菁|整理编辑
刘俏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著有《从大到伟大——中国企业的第二次长征》、《中国企业的2.0时代》。
本文摘编自刘俏教授在北京大学三井创新论坛《解析中国企业的2.0时代》的演讲。
《哈佛商业评论·周末特写》
 楼主| 发表于 2017-6-13 10:15:55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每个人都见证并亲历了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今天,中国经济处于什么样的发展状况?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遗留了哪些问题?面对未来,我们又该如何求得先机?
问大问题,然后不断去思考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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