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制(Fordism)的百年

YJeeny

4　福特制的危机

60 年代末期, 大多数家庭已经完全加入到大众消费的行列中。以福特制生产方式生产的主要消费品使平均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 特别是通过人为的产品废弃和大量广告的宣传, 家庭用品市场占据了制造活动的核心。但是人们开始注意到, 更进一步地增加利润和积累并不容易维持。在诸如汽车这样的市场不可避免地对提供这些市场的初级产业部门(如钢铁、石油化工、橡胶和玻璃行业)产生不良影响, 这些主要的部门开始显示出衰败的迹象。

人们开始采取措施防止利润率和生产率的下降, 对福特制再生产来说, 控制和规范劳动力变成了至关重要的。凯恩斯经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通过伴有福利保证和严格地管理收入政策对劳动力进行控制, 只要生产能够维持一种稳定而持续的增长率, 资本和劳动力都会获得大量的收益。到了70 年代初期, 凯恩斯主义的主要原则已经不再适应, 导致了同生产停滞和最终物价上涨结合在一起的螺旋式上升的通货膨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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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泰勒制劳动组织中所储备的生产力已逐渐耗尽。劳动日益强化、非技能化、单调和异化导致各种形式的抵制。尽管这些抵制活动是没有组织的、零星的和隐蔽的, 似乎无伤大雅。但是, 随着技术上高度发达、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生产系统越来越复杂和易受伤害, 在设备高度密集的情况下, 旷工、怠工和消极抵抗所造成的生产损失越来越大。在为了提高效率而取消了传统手工业熟练工人, 取消了直接生产者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后, 新的没有技艺的“ 批量生产工人” 现在也成了资本继续增值的障碍。现在, 在西方发达国家, 招收工人从事单调、工资微薄而繁重的工作已经越来越困难, 泰勒制批量生产劳动逐渐失去了决定资本主义利润的稳定器的作用, 这意味着福特主义生产和再生产关系的基础出现了问题。

并且, 在今天看来, 使直接生产者在执行生产过程中放弃决定权的任何约束都是不明智的。这种办法虽然有助于管理部门直接监督劳动强度, 但是, 如果使直接生产者能有较大程度的“ 责任自主” , 就会导致一种优越的组织原则, 尤其由于在引进新技术或“ 即时生产” 办法而要求直接生产者发动脑筋的能力并自愿地同管理人员和工程师合作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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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3 -1974 年爆发的石油危机, 已经超出了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证据, 作为一个稳定的再生产体制, 福特制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这场石油危机使西方经济陷入剧烈的俯冲和广泛的衰退之中, 直到80 年代中期才显示出得以恢复的迹象。福特主义积累模式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获取廉价原料和能源的无限可能性以及无限制地利用大自然作为生产和再生产“ 免费生产力” 的可能性, 受到了空前的质疑。现在对原料的利用以及对自然和环境的破坏已经相当严重, 至关重要的生产过程的自然前提正处于危险之中, 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甚至难以接受。由此产生了没有真正满足需要的“破坏性增长” 。即使有人估计在许多领域里从事“ 环境保护” 相当有利可图, 但无论如何, 物质再生产的总水平还是下降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支撑福特主义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资源浪费和对自然界破坏的代价是相当巨大的。为此, 需要改变既定的生产和消费方式, 寻求新的积累体制。

在60 年代末和整个70 年代, 困扰福特制的重要危机不是本质上健康的资本主义体制的一些脱离常轨的“ 外部性” 因素, 也不是由阿拉伯的卡特尔操纵的石油价格变动和1973 年石油危机的影响, 也不是由于自然资源的耗竭导致的。实际上, 战后的资本主义危机更深刻的原因是资本本身的逻辑, 这场危机的核心在于资本主义的过分积累, 是60、70 年代末迅速资本累积的结构性结果, 是资本主义福特制文化意识形态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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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后福特主义走向

从目前的福特主义危机中, 一种新的、后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否会出现、怎样出现以及以什么形式出现? 这些都是难以预料的。但能够确定的是新积累模式的确立要求开发能够成为新“ 增长” 周期载体的生产技术。除了分子技术和基因技术的尚未充分预见的后果以外, 新的信息技术、远程通讯技术和数据处理技术可能成为后福特主义的基础, 并将使服务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这将对主导的消费方式和社会形态产生深远的影响。

引进主要基于微电子学的信息交流、处理、计划和管理技术, 正在发动一场新的合理化和减少劳动力的历史性运动。劳动过程的改组旨在确立人和机器之间新的、更加灵活的结合方式, 通过劳动过程和劳动组织使从事泰勒制批量生产的工人分裂和多样化, 削弱建立在标准化工作条件基础上生产过程的脆弱性, 提高生产能力和利润率。新的信息交流、处理、计划和管理技术使在更高层次上确立泰勒制成为可能。总的来说, 这些技术决定性地增加了企业决定劳动过程发展方向的自由度。在生产过程中,人和机器能够在时间以及空间上分离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意味着活劳动的使用越来越不取决于技术必要性, 而是更多地出于节约劳动力方面的考虑。既使实行“ 弹性”工时制并向连续不间断工作过渡成为可能, 又使工作与机器在空间上分离(通过电脑和网络在家上班)以及工作场所、工资的确定和劳动合同条件彻底个体化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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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子技术改组了福特主义劳动过程, 除了有技能的、相对自我管理的、处于核心地位的工人以外, 在新技术的基础之上还产生了新型的从事批量生产的工人。确切地说, 他们在空间上并未集中于一地, 也未联合起来, 工作条件不尽相同, 而是高度个体化、工作时间弹性化和工作地点分散化, 但泰勒制的、没有技能的、从事批量生产的工人并未消失。在世界市场日益一体化的现代工业、金融和服务部门中, 两部分人的分裂日益加剧, 一部分是有技术的、高薪的、雇佣条件相对优越的“ 稳定型” 雇员, 另一部分是与公司没有联系, 在临时或转包条件下从事简单的、经常变动的、工作无保障的“ 不稳定的” 工人。这种趋势在福特主义阶段业已存在, 但可能会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发展。这种事态发展显示了后福特主义社会阶层分化的倾向。这意味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极端严重的社会以及地区异质化,帝国主义造成的南北差距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重现。总之, 后福特主义国家必须建立在由福特主义危机所导致的、正在发展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分裂状态的基础之上, 逐步形成新的积累模式和社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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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