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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与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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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1 20:29: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而奥地利学派(下面简称“奥派”,在这里特指奥派中的米塞斯传统,即人类行为学)强调的是先验公理下的演绎。这是两种不同的方法。我们这门学科的混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把这两种方法混为一谈,当然也有人把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视为唯一的经济学。在这里我们要对这两种理论对约束条件的认识和处理作一个比较。
  “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问题,在主流经济学中其实可以分为两个。一个是计算或预测的问题,即根据现有的各种约束条件,计算在约束条件下将要出现的结果。如根据现有的资源、环境和人口等条件,预测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最大是多少。这个计算出来的结果,也有预测的功能,这可以视为纯粹的“计算”问题。二是根据现有的约束条件,实现某个既定的人为目标,使某个目标最大化。相比前者,这个思路在主流经济学中更为常见。这个人为的目标,可以小到个人的目标,大到政府的目标。这一思路和前一思路不同,它不是要计算最大化的结果,而是说明在约束条件下该怎么做,或者为了达到目标,该如何配置资源(约束条件)。
  这样分类以后,我们就更容易发现从约束条件出发的经济理论所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不可能把实现某个目标所存在的约束条件都罗列清楚,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的约束条件,也不可能知道哪些约束条件对于那个要实现的目标是重要的。其次,对于计算的问题而言,重要的约束条件——制度(包括道德、伦理)——是不能量化的。第三,约束条件的方法,永远只是一种为了方便说明问题的理论简化,而不具有实际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约束条件是局部均衡,而现实是一般均衡,只有在某个人或企业确立了目标之后,才可能说明约束条件,但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目标,也就有不同的约束条件。那么究竟应该关注谁的约束条件呢?告诉人们一个抽象的个体在约束条件下,怎么实现最大化没有意义,因为这是常识,不需要经济学。相反,经济学前提假设却是背离常识的。因此,如奥派指出的,经济学只能是关注无数的个体的行为。而思考无数个体的行为,就不能像思考个体的行为一样,考虑其约束条件(如新古典)。这不仅是因为无数个体的约束条件各不相同(首先是因为他们的目标不同),甚至相互冲突,是没有什么约束条件可言的,更是因为对无数的个体来说,重要的是行动(计划)的协调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由于其“一般均衡”的假设,而把协调视为无需花费成本,瞬间就能解决的问题。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这一思路,如用在政府身上,就成了“干预”。我们可以补充一个理由,说明政府干预不可能实现:政府的不同目标之间往往相互冲突。某个目标往往会成为另外一个行动的约束条件,而某个行动的约束条件会成为另外一个行动的目标。这些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没有一种协调机制。而无数的私人的无数目标,尽管相互间有冲突,但却可以得到协调。第四,也许是最重要的是,从约束条件出发的研究方法较少考虑“逻辑的一致性”,因为实用的工具,如统计分析,更能满足它“计算”、“预测”以及“如何配置”的目的,逻辑对它是没有用的。

  奥派的方法给人的印象是不把约束条件挂在嘴上,因为它探求的是“有意识的人类行为产生的无意识的结果”,或者说人类互动行为产生的秩序。它的出发点不是约束条件,而是行为公理。奥派强调自发的开放秩序,并不强调特定的目标,当然这个秩序也可以视为目标,即整个社会的自由与繁荣,它与特定的个人、组织和政府的目标显然是有区别的。从方法论个人主义出发,奥派指出要实现这个整体性的目标需要遵循的条件,如遵循传统的伦理道德和法律,反对政府干预等等。这些“传统规则”和上述主流经济学强调的“约束条件”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是“现实”存在的制约,而传统的规则不一定是“现实”的制约,而是人们需要去遵循的条件,在现实中可能并不存在,或者已经被破坏了。这里,我们再次想到,主流理论无法处理规则问题,而只能在“灯下找针”,把看得见的物质或技术方面的因素视为唯一的约束条件。
  当然,“手段-目的”分析框架并不违背奥派的方法,前提是它们都不是给定的。如是给定的(即成为“约束条件”),像现在主流理论所做的那样,那么这种方法只适用于个体层面,而不适用于政府,更不适用于全社会。但个体层面的最大化,如前面指出的,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技术或管理问题,当然经济学最早就是研究household(家庭)的“节俭”、理财问题,但后来扩展到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就错了。
  奥派通过建立在先验公理之上的理论,证明实现那个好的社会需要具备的条件(如私有产权,以及上面说的遵守道德等),这些条件——也许你可以把它们视为那个好的社会的“约束条件”,但要注意区别——在现实中可能还不具备,去实现这些条件,恰恰是需要人们付出努力的。所以,奥派认为教化、传播理念是很重要的,通过努力使这些条件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也就是自由和繁荣不断获得的过程。而主流的理论家们不是这么做的,他们干脆把这些尚不具备的条件视为不可能,而只关注已经存在的“现实条件”下的可能性,这样往往会陷入“实用主义”当中。
  实现自由与繁荣的社会所需的条件,不能称为“约束条件”,而只能称为某种制度的前提,比如“没有制度性的强制”就构成了某种前提。如这些前提不具备,那就得采取行动去满足它,如利比亚反对派的行动,事实上也就是“改变”现实的约束,这与新古典强调“既定的”约束下的行动是相反的。我们也注意到这样一个区别,作为自由开放社会前提的那些条件主要是制度方面的,奥派强调的也正是“制度”方面的制约,而新古典理论强调的约束条件则主要是“技术”方面的制约。这是为什么奥派经济学引申出的行动有“政治”意味的原因,因为是要改变制度(也包括观念),而新古典的行动纯粹是“技术方案”。
  新古典从约束条件出发的思路,其前提条件是约束条件是“可知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进行计算和配置。但事实上,约束条件是不能界定(确定)的,即对某个目标来说,哪些是约束条件,哪些不是约束条件是不可能知道的。约束条件根本不可能界定,也许是奥派放弃从约束条件出发思考经济问题的原因之一,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也许是奥派对企业家才能的认识。企业家才能意味着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外部的客观条件限制。奥派要求人遵守抽象的规则,但这些抽象的规则并不像生产函数一样,直接决定了人的行为。本质上,一种是把外部环境视为决定性的,人的行为是由外部环境所决定的,人事实上可以忽略不计的经济学(新古典),而另一种是“以人为中心”的经济学(奥派)。
  对奥派最常见的批评之一是,你们提出来的主张不现实,如“无政府资本主义”,认为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根据约束条件得出的结论才是“现实的”、“可行的”。我们发现,强调约束条件下行动的现实性的经济学和“国情论”、“中国特色论”不谋而合,因为国情和特色都是约束条件。相反,与奥派相邻的是“普世性”,它不是告诉人们,在约束条件下该怎么做,而是根据理论“应该”怎么做。
  在奥派的理论中,我们才发现,经济学对人的行动有指导意义,经济学的价值得到了充分展现,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理论却不具有这样的意义。上面说过,新古典经济学只是某种意义上的管理学(因为是要达到某个人或组织的目标)。当然,有人会说新古典可以帮助人们“经济解释”,但是请注意,“经济解释”是看到人们在实现中是怎么做的(比如裹小脚),然后根据约束条件去解释这种行为,这是典型的套套逻辑。
  对约束条件的强调,是把经济学贬低为技术(管理)问题,使经济学丧失了科学性,也否定了我们这门学科对行动的指导意义,因而也就失去了社会意义。在实践上,它为“国情论”和“中国特色论”提供理论支持,也使人们不能逻辑一致地思考问题。一些自由主义者也会犯这样的毛病,他们把一些为了达到自由和繁荣的目标需要予以改变的条件,视为客观的约束条件,混淆了理论和历史。
本文来自《经济学家茶座》第55辑,内容未经编辑。作者:朱海就,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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