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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涛:循环累积: 社会结构、经济活动和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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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21 08:36: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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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累积_社会结构_经济活动和政治秩序_杨虎涛.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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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21 08:38:03 | 显示全部楼层
摘要: 社会结构通过影响社会成员流动性、经济和政治资源获取的机会差异和分配效应,对一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秩序变迁产生重要的影响。历史地看,无论是作为“例外论”的英美,还是欧洲国家的工业化历程,乃至东亚和拉美等后发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都证明了这种影响因素的存在。流动性强、相对较公平的社会结构的确可以为经济结构和政治秩序的现代化创造有利条件,但这一结构的获得,以及这一结构的稳定,本质上是特定经济活动的产物。社会结构、经济活动和政治秩序之间不仅存在着一种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而且这种累积效应具有正反馈和负反馈两种循环机制; 进入正反馈和打破负反馈时的政策选择,应视不同的约束性条件而定。高质量的经济活动有助于形成扁平化的社会结构和多元化的政治秩序,但政治秩序的变革和社会结构的人为重构也往往能促进经济、社会、政治进入良性发展通道,这并不能否定经济对政治和社会的决定性作用。

关键词: 社会结构; 经济活动; 政治秩序; 循环累积; 正反馈

作者:杨虎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楼主| 发表于 2017-4-21 08:41:55 | 显示全部楼层
一、引言
人是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主体。对经济活动绩效和政治秩序变革的研究,不可能脱离对人这一行为主体的动机、偏好、相互关系的讨论。大量研究都从文化( Inglehart R. 1997) 、宗教( BarroR J,McCleary R. 2003) 、性别( Boserup E,KanjiN,2007) 、社会资本( Granovetter M. 1985,WoolcockM.1998) 的角度考察了这些因素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与政治发展绩效的影响。其中,从社会结构,尤其是职业、身份等级和财产占有关系这
一角度出发,观察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和政治秩序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尤其值得重视( 摩尔,1966;福山,2014,2015; 房宁,2015) 。社会结构这种视角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第一,相较于文化、宗教、性别和社会资本等因素而言,社会结构具有一种“重构”的可能,它更适于发挥人的能动性,从而具有更广阔也更具操作性的政策空间,如移民、再分配政策、社会运动和宣传等方式,相比之下,对文化、宗教和种族的改造和重构,都是极为困难和漫长的( 富永健一,2004①) ; 第二,社会结构,尤其是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启动之初的社会结构,不可避免地与宗教、种族、文化传统有关,这就使通过社会结构观察文化、宗教和种族的影响成为可能,即社会结构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包容其他因素; 第三,社会结构的动态性特征更为明显,它不仅会影响经济发展和政治秩序,同时也会被经济发展和政治秩序所影响,社会结构、经济活动和政治秩序的协同演化特征,使这一研究更具动态特质; 第四,社会结构既与政治学中的“利益集团”“多元化”等主题相关,也与经济学中的“分配”“公平与效率”“寻租”等主题相关,同时也和社会学中的“阶层”“流动性”等主题相关,这一视角所具有的复杂多学科特征吸引了更多学科的参与。
历史表明,以工业革命为观察起点,经济发展绩效较好、政治秩序变迁较为稳定的国家,在其发展之初,都往往有着较为扁平的、流动性强和财富占有较为公平的社会结构,无论是早期欧美国家,还是东亚、拉美和非洲国家的发展历程,都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由于社会结构、经济活动和政治秩序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就必然带来进一步的问题: 初始社会结构的形成是一种历史偶然的路径依赖,还是可借由经济和政治作用重构的现实选择? 社会结构的改造是否构成一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一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产业活动的选择是否,以及如何继续影响既定的社会结构? 在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力的开放顺序上,东亚的“先经济权利,后政治权力”的开放顺序是针对特定社会结构的一种选择,还是普适性的经验? 等等,这类问题之所以长期以来非常重要,是因为关系到如何解释“国富国穷”,也关系到“富国策”的选择,尤其是,当一国陷入社会—经济—政治的恶性循环时,究竟选择怎样的变革秩序,才能有效地打破负反馈,从而进入社会经济政治的良性循环之中?
本文的核心观点: 一是社会结构、经济活动和政治秩序之间存在着循环累积效应,这种循环累积因果是通过分配和分配规则发生作用的,它可以是正反馈的良性循环,也可以是负反馈的恶性循环。二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期历史来看,是生产活动也即经济活动对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具体到一个“待启动”的社会或陷入“负反馈”的社会而言,关键性的启动因素则视约束条件而定,但生产活动的选择依然是保障社会结构、经济活动和政治秩序能否进入良性循环的关键所在。易言之,一个社会可以通过社会结构的重构和政治秩序的建立启动其现代化与工业化的进程,但这一进程能否持续地稳定在良性循环的正反馈内,仍然是由经济活动的“质”,进而通过经济活动的分配效应来保障的。三是在社会基础、经济活动和政治结构的启动顺序上,社会基础的改造有利于经济活动的开展,但在既定的社会基础无法通过暴力、革命和外来秩序所颠覆的情形下,通过经济活动的选择以及政治秩序的变革,仍可以改造社会结构,使其适应经济和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但这并不能否定经济活动的决定性作用,而是在既定约束条件下,上层建筑和生
产关系所表现出的反作用力。

 楼主| 发表于 2017-4-21 08:47:20 | 显示全部楼层
二、社会结构何以重要?
当涉及经济发展以及政治秩序变迁这一问题时,学者们所讨论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指在一种新社会形态形成的初始阶段,旧社会形态中所形成的社会阶层分布及力量对比。在侧重于从阶级间相互作用来探寻制度变迁而见长的巴林顿·摩尔学派中,这种社会结构分析法表现得尤为典型。以“无中产,无民主”的观点而闻名的摩尔认为,现代社会政治秩序的变迁只涉及四个阶层,即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地主和农民,这四者构成了重要的社会参与者,他们不同的诉求和相互力量的对比,决定了法治以及政治秩序的走向。对于早期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者而言,最初的社会结构只涉及“地主寡头和农民”[1]315。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摩尔指出,“本书的宗旨是力求阐明在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进程中,土地贵族和农民阶级在政治舞台上饰演的种种角色。”[2]在巴林顿·摩尔学派的后续研究中,这种社会结构研究则被进一步拓展到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各阶级与阶级联盟之间、跨国权力之间等( Rueschemeyer D.,1993)社会结构之所以对经济活动绩效和政治秩序的变迁有着重要的影响,是因为作为经济体系和政治秩序的行为主体,社会参与者的初始力量分布,意味着接触经济和政治资源,获取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力的意愿、机会和能力。借由经济活动的分配效应,这种初始力量分布又会使社会阶层进一步产生分化或固化,从而进一步影响社会参与者获取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力的意愿、能力和机会以及结果。而在经济活动和政治秩序的变迁过程中,围绕着经济利益、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利的分布,社会行动者的相对地位和群体数量也随着发生改变。这一逻辑,无论对于自发的市场经济演化模式,还是对于后发国家的组织型和动员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都同样成立。用福山的话说,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本质就在于,让前工业化社会那种以不同生活目标、不同生活方式的群体,服从于一种同质化的理性经济规则,从而使资源配置效率按照市场原则趋于优化,而不是服从于其他非市场目标[3]。
从经济史的考察看,从早期英国到后来的美、德、俄等国家,乃至东亚和拉美等后发国家,社会结构对工业化和现代化乃至政治秩序的影响都非常明显。英国之所以形成“英国例外”,就在于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无农民的、土地占用相对公平的社会结构”( 麦克法兰,2013) [4]。在农业生产上,英格兰没有实施欧洲国家的分益耕作制,这使英国的土地占有相对平均,农民收入也较高。同时,英国很早就摧毁了欧洲那种基于种姓制的社会等级制度,贵族和中产阶级不仅共享信仰、职业机会,而且相互通婚,社会成员流动性较高。因此,早在工业革命爆发前的15 世纪甚至更早,欧洲大陆的典型社会结构:世袭贵族、僧侣、布尔乔亚和农民在英国就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富裕农民( 乡绅) 、商人和贵族的社会构成。根据托尼等人的考证,亨利八世在1538 年解散了所有的修道院之后,大量土地被新一代资产阶级农业主所获得,这些地位不断上升的乡村士绅阶层强烈希望获得安全的财产权保障,希望国王的权力受到制约[5]。而海外贸易扩张所导致的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制度取向同上述的乡绅阶层十分相似,两者在18 世纪为改革英国的制度而联合在了一起,促成了英国独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同样具有例外特征的是美国,美国的崛起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无历史”的社会结构。卡岑斯坦指出,美国社会诞生于现代,它并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来摧毁传统社会,美国社会既没有封建结构也没有贵族来阻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6]。托克维尔也指出,美国没有城堡,没有世袭地主那样的大家族,没有佃农,只有家庭农场,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并且参与到不同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活动当中。一言以蔽之,“美国缺乏像封建社会那种典型的严格的阶级类型”[7]。当经济权利开始对所有人开放的时候,借由西进运动、自由移民以及庞大的自然资源开发,美国经济在19 世纪20 年代到30 年代之间就已经转向了一种企业家精神主导式经济发展模式,快速地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转向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经济。
对于德国和俄国等封建传统较为牢固的国家而言,对传统封建结构中的社会进行“结构重构”无一不是这些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首要任务,也只有在完成了这种社会重构之后,这些国家才有可能释放出经济自由的最大活力。李斯特在论及德国工业化时就指出,“不论拿哪一个国家来说,为了它自身的特有利益,它的政治势力对于这种所谓自然趋势,总是要加以干预,使之趋向人为方向的。”[8]219身处落后的、尚未实现统一的、存在封建残余阻碍的德国,李斯特认为,德国封建贵族势力仍是当时德国最强大的政治势力,要以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替代德国的封建农业经济,就必须对旧的封建残余制度进行破除,建立一个自由的、能最大程度激发个人与社会生产力的经济社会制度,因为“一切个人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国家的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的”[8]84。在李斯特的理论体系中,对封建社会基础的改造是激发经济自由和经济活力的前提,激发了经济自由和经济活力,才能使他所倡导的关税保护和幼稚产业扶持等政策取得提高国民生产力的效果。而和李斯特一样,格申克龙在研究俄国工业化进程时也意识到,俄国的封建性残余制度对后工业化进程的制约作用,“只要某些可怕的制度障碍诸如农奴制度或者政治统一的普遍缺乏依然存在,就没有任何工业化的可能”[9]。



 楼主| 发表于 2017-4-21 08:51:50 | 显示全部楼层
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以及政治秩序变迁上所表现出的差异性,同样都体现了社会结构的这种影响力。在摩尔看来,作为亚洲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日本之所以没有发生类似中国式的底层农村革命,就在于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就通过税收的集体评定制度和固定地税制,使农民变得相对富裕和稳定,乡村社群关系和谐稳定且富有高度的凝聚性。大野健一则认为,明治维新开始之前,被黑船叩开国门的日本农民受惠于生丝、茶叶等出口产品而变得更为富裕,同时对外贸易也促成了横滨商人阶层的形成[10]。兰德斯也指出,早在19 世纪中期以前,德川幕府治下的社会结构就开始崩溃,“旧的有关社会地位和级别的制度受到公开嘲讽,贫困的武士和商人的继承者联姻,富商成为当地的显要人物,他们和豪门乡绅平起平坐,那种盲目顺从的年代已经过去了。”[11]524明治维新开始之后,明治政府又进一步将改变江户时代所形成的保守的社会等级隔离制度视为重要任务,政府用皇族、华族、士族和平民四种身份取代传统的身份等级隔离制度,宣布四民平等,取消武士特权。① 四民平等不仅使平民可以自由择业和迁徙,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自由劳动力,同时得到公债赎买的华族和士族也可以利用巨额公债投资于新兴工业。更为重要的是,四民平等运动通过社会平等以及公民权利的保障,改变了传统社会中世袭罔替所包含的社会基本价值观,而代之以靠个人努力和奋斗取得社会地位和新生活的价值,在激发社会成员创造力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12]。
类似的社会结构改造还包括韩国的新村运动、中国台湾的土地改革等。通过这种社会重构,上述国家和地区充分地激发了国民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成为后发工业化国家(地区)中的成功典范。房宁等学者认为,日韩等成功的东亚发展型国家(地区)的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工业化之前或之初都经历了社会结构的较大变动,就在于破除了原有社会的“等级高度差异”,使社会出现了一种流动性较强的“扁平化”趋势。这就使其可以“采取一种导向性和约束性的特殊的政治体制及发展策略,将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流动导向了经济社会领域,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广泛而强劲的动力,同时约束了政治参与,限制了政治纷争”[20]13。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菲律宾、印度等“慢亚洲”国家,这类国家的共有特征是,在“工业化起步阶段传统的社会结构没有像东亚地区那样,被革命、内乱和改革所打破。”[13]353 这就使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缺乏整体性,社会在工业化进程中不仅没有“集体激活”,反而加剧了分裂,“工业化实际上把国家和社会分裂成了工业化的部分和传统的部分”[13]353。
拉美缺乏像亚洲那样高度同质的文化基础和中央集权传统,其社会成员构成和国家传统均迥异于东亚国家,但不同拉美国家的不同社会结构,对拉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影响体现得同样明显:即越是起始阶段相对扁平化、平等化的国家,其经济发展越稳定。诸如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这样的国家,因历史原因形成了文化、宗教和财产占有冲突性极强的社会结构,社会由印第安土著、黑人、西亚和欧洲移民构成,与此同时也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种植园经济模式,这种社会结构对其经济和政治发展构成了明显的制约。但是,本具有“清洁的石板”: 同质化的欧洲移民、广袤的温带农业区的阿根廷,同样也没有成为“南美的加拿大”,其经济绩效和政治秩序的不稳定性极高。究其原因,虽然不存在种族问题,但阿根廷19 世纪20 年代初就形成了极不均衡的寡头地主和种植园经济,自19 世纪20 年代开始,阿根廷政府就开始出售大量土地,最终少数家族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获取了雨量充沛的温带农业区上大量非常适合家庭农场制的农地。一战时期,六个阿根廷最大地主的收入高于阿根廷国家主要部委的预算,这些土地寡头不仅垄断了经济,同时也控制了阿根廷的
政治,成为阿根廷日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巨大阻碍。而到20 世纪初,美国3/4 的家庭都在农村占有土地,而阿根廷有土地的家庭不到10%。与阿根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哥斯达黎加,作为南美经济表现的优异代表,哥斯达黎加不仅得益于其和阿根廷同样的“清洁石板”———种族和宗教较为单一,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明智的土地政策,它始终没有形成像阿根廷、危地马拉那样的寡头地主和农民的社会结构,也没有形成种植园经济。


 楼主| 发表于 2017-4-21 08:57:34 | 显示全部楼层
三、经济活动: 社会结构的创造与维系
良好的社会结构之所以有利于经济活动的开展,是因为现代经济体系的发展,要求劳动力、企业家资源的自由流动和有效率的配置,而特定社会关系的束缚,必然会对其产生抑制作用。种族隔离、种姓制度、世袭罔替和土地及其他财富的不公平占有,通过文化、习俗和生产依附方式,约束了这种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使社会无法按照经济效率的理性原则进行运行。但是,社会结构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如此明显,是否意味着只要进行过社会重构,或者天然地有着良好的、相对平等的社会结构,一国就能顺利地发展经济和政治秩序?反过来说,如果一国天然缺乏良好的、相对平等的社会结构,是否就意味着他们与富裕无缘?
一些学者用地理位置、气候、移民、宗教等外在初始因素解释一个国家和地区初始社会结构形成的必然性。地理决定论认为,温带地区和热带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就在于两者不同的气候、资源条件和拓殖方式的不同,导致了初始社会结构的差异。在戴蒙德看来,新大陆缺乏驯化物种是旧大陆拓殖胜出和两者制度差异的原因( DiamondJ,1999) 。而在萨克斯看来,热带地区发展之所以落后于温带地区,是因为热带地区缺乏港口和通航河流,不利于贸易,同时热带居民也比温带居民承受更多疾病[14]。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看来,新旧大陆的差异,是由于气候条件导致早期殖民者在不同殖民区域夭折率的差异,在可以安全定居的地方,欧洲人就会建立限制国家随意侵犯私产的制度,形成包容性的、鼓励个人创造的社会结构,而在疾病频发、定居成本太高的地方,殖民列强就会建立榨取性的经济制度,从而形成了一种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社会结构[15]。兰德斯指出,西班牙殖民地和英国殖民地的区别,“经常被视为带有种族歧视的新教和更具包容性的天主教的区别”[11]438,因为英国人发现了一块人口稀疏的陆地,就把土著人赶走,移民安家落户,长此以往,导致了一种绝对的种族隔离; 西班牙人发现的却是新大陆人口最稠密的地带,他们与当地居民通婚,形成了更多元的人口结构。
无可否认,历史至关重要,但将一切差异归因于历史初始路径的微小分叉,却陷入了另一种被动的自然选择论,即我们只是环境的被动选择者,而非能动性的适应者和改造者,无限上溯初始路径的差异性,最终会将一切归因于“告别非洲”时的方向选择。历史的连贯性固然存在,但却具有涟漪效应,即距离越远,其影响力越弱,初始因素会被后续其他因素叠加和冲淡。即使是萨克斯本人,后来也不得不承认: “现在是到了放弃‘地理环境决定论’这种假想的怪物的时候了,这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地理不利因素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决定了一国经济的发展。而问题的关键仅仅是这些不利因素要求这些国家比那些地理上更为幸运的国家进行更多的投资。”①
从根本上说,一国社会结构的形成仍然是由其经济活动所决定的,地理位置、气候、移民等因素的影响,也只能通过经济活动这一核心机制所体现出来。在非移民的国家,如英国、日本,工业化之前相对流动性较强的社会结构,正是在于其资本主义萌芽之前,特定的生产活动使传统社会结构的流动性产生了松动,为进一步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创造了条件。而即使是先天条件较好的移民国家,如阿根廷和美国,也会因生产活动的选择不同,而导致初始社会结构的差异。正如赖纳特所指出的那样,温带的确没有形成像热带那样的种植业为主的奴隶制经济,也没有形成攫取型的殖民制度。因为热带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稳定为一种主人和奴隶的分工。出口部门之外的土地所有制常常是封建主义的。而没有原材料的温带地区殖民地则常常有本质上的不同,这些殖民地吸引到的居民,到达殖民地之后只能自己养活自己,而不是通过使用奴隶,当地政府也常常以均等份额给每位农民分配土地。同样地,以奴隶和封建为主的社会和以自耕农为主的国家在教育、公共资源投资建设的处理方式上也非常不同。这种经济活动的差异性,才是使不同的社会结构成为可能的唯一原因。

 楼主| 发表于 2017-4-21 09:02:49 | 显示全部楼层
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地理位置、气候、移民和历史偶然因素构成了对生产活动选择的制约,人类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也可以打破这种制约,通过有效的生产活动形成更有利于要素流动和财富创造的社会结构。大量的历史案例都表明,即使一国的初始社会结构并不适合“商品经济和政治民主”这样的现代化目标,但通过启动经济活动,这种社会结构仍是可以改造的。1950 年之前,西班牙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乡村豪绅、地主与农民构成了这个社会的主要成分,但1950—1960 年,西班牙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摧毁了这种传统的庇护—依附关系,大批农民被迫离开土地,而地主也转变为面向全国乃至国际市场更有效的农业生产者,福山写道: “目前即使在出一个佛朗哥,他也不可能再有招募拥护者的社会基础了,因为经济合理化改变了社会。”[1]247同样,新加坡和菲律宾的气候、人口结构、资源禀赋都很相似,但菲律宾形成了强大的家族地主寡头制度和种植园经济,而新加坡“之富裕,并非因其赤道附近的温和气候,而应归因于它输入的人口( 亚洲人和白人)非常多,足以建立工业,并执行了明智的产业政策”[16]。前文所提到的哥斯达黎加,就其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而言,是拉美国家中的“贫穷海岸”,之所以它的大庄园少于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政治权力也没有集中在保守派的土地寡头之中,是因为早期独裁者托马斯·瓜迪亚“比同时代人开明得多,他大力推广教育,削减咖啡业精英的权利。”①最终,哥斯达黎加成功地摆脱了种植园农业、阶级和种族分裂的普遍模式。这种经验表明,“地理和气候的物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也可以通过优秀的领导者和当事人的选择而走上正确的道路。”[1]249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博茨瓦纳,这个独立之时只有几家屠宰场的“无希望之国”之所以避免了大多数非洲国家失败的命运,就在于它通过合理的经济政策和种族政策调和了各种族、部落之间的经济利益,实现了经济成长的“国民共享”。
从一些成功国家(地区)的经验看,社会结构重构的确可以通过战争、革命等形式进行,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社会改造途径,事实上,战争、革命和社会改
造运动未必总是能改变社会基础,但成功的经济活动可以改造社会基础,却是确凿无疑的,“高速增长一旦启动,社会变革就不可避免”[17]4。而且
相较战争、革命和社会改造,经济活动不仅更为有效,也更少破坏性。历史地看,社会结构重构通过战争的代价不仅高昂,而且也并非所有地区和国
家的经验。革命、内乱和改革的确让东亚的“快亚洲”国家(地区)的社会结构被动地得到了一种扁平化改造,但这并不是普适性的经验。在拉美和非洲,
所有内乱、冲突和改革,都很少触动社会中的阶级结构,其唯一的后果就是政局的不断动荡和基础设施的严重毁坏。不仅如此,即使是经由战争、革
命和社会改造所形成的流动性较强的社会,也仍需正确的经济活动来保持这种流动性和扁平化结构,如果新加坡、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这些“快亚洲”国家(地区)在“二战”后没有实施其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战略,他们仍然无法形成“快亚洲”。
不仅初始社会结构本质上是由经济活动决定的,而且适应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社会结构仍需要通过经济活动加以维系和强化。长期以来,虽然对经济活动的决定性作用有所认识,但更多的只是关注了经济活动的“量”,而没有注意到经济活动的“质”。事实上,并非所有经济数量的单纯增长都可以有效地促进扁平化社会结构的形成,只有那些具有报酬递增效应的特定产业活动,才有可能形成“政府、企业和国民”三者共享的包容性发展,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结构,进而促成多元化的、开放的政治秩序。在赖纳特看来,经济活动对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的影响是通过经济分配效应和分配机制来完成的,而不同的经济活动具有不同的分配效应和分配机制,在以报酬递减为特征的古典型发展模式中,技术进步更多地表现为劳动力收益的下降,只会塑造出冲突型的劳资关系,只有那些报酬递增的、具有技术溢出效应的产业活动,才能塑造理想的社会结构。产业活动的“质”决定了利润、工资和税收在雇员、雇主和政府之间的分配方式,也决定了国民如何获取,以及获取多少收入,从而直接影响了社会阶层的形成,这进而会体现在政治结构上,而政治结构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结构。在赖纳特看来,一个成功的经济发展战略意味着多样性不断增加,从报酬递减的部门( 传统的原材料行业和农业) 一直到报酬递增的部门( 科技、密集的制造业和服务业) ,并在此过程中创造复杂的劳动分工和崭新的社会结构。兰德斯指出,南北美的差异与两者采取的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直接相关: 独立后的拉丁美洲,几乎没有发生什么经济上的变化,几乎没有工业可言,他们“如任何高明的英国经典经济学家建议的那样,靠自己的比较优势吃饭,何况制造业有潜在的反社会力量,会争夺本来已经缺乏的劳动,产生一个不满的无产阶级,汉密尔顿鼓励年轻的美国发展工业,与欧洲一比高低,而巴西的卡鲁子爵最相信的是无形的手,他不断重复着经济自由,放任自由,自由买卖这几句话。”[11]444 即使在“二战”后的黄金三十年里,相较于东亚,拉美的增长主要归功于人口的增长和大量的外国资本注入,而不是像东亚国家那样的基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增长,而1970 年以来的30 年时间里,拉美的生产率也一直远低于东亚国家。① 事实上,从长期看,独立以来的大部分拉美国家都始终在卡多佐的依附型发展格局之中,低质量的经济活动,而非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才是拉美真正的“落后之源”。

 楼主| 发表于 2017-4-21 09:05:58 | 显示全部楼层
四、威权政治: 有效性与非持续性
如果高质量经济活动的选择是良好社会结构形成和改造的有效途径,而经济政策尤其是产业政策又由政治秩序决定,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在于:怎样的政治秩序,才能保障这种高质量经济活动的选择? 进一步的问题则在于: 这种政治秩序又如何受到既定社会结构的影响? 这就不得不陷入社会结构、经济活动和政治秩序之间的这种循环因果关系中,成为一个难以作答的问题。如果政治秩序本身是社会结构的表达,体现出既定社会结构中的阶层力量对比,那么从理论上说,就会出现两种不同类型的循环: 第一种是缺乏流动性的、隔离的、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对应这一社会结构的政治秩序,它或者是直接由享有特权的效率低下的社会集团所掌控的专制性政体,或者是实际权力归于享有特权的、效率低下的社会集团的形式化民主政体———由上述集体所决定的、有利于少数人的经济活动———进一步固化缺乏流动性的、隔离的、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这种循环,我们称之为负反馈循环F-; 第二种循环则
与之相反,扁平的、相对公平的流动性较强的社会结构———多元化的开放的民主秩序———有利于多数人的经济活动———进一步强化中产阶级的社会
结构,这种循环,我们可称之为良性循环F+。完美的良性循环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它将处于不断地调整适应之中,因为经济基础的不断变化,会不断地影响到上层建筑的调整。经济增长本身是一种创造性破坏和破坏性创造的过程,每一次结构性转换中都会对应产生出新的利益集团,如何实现这种新兴利益集团和原来掌控政治秩序的传统精英集团之间的权力分享和进一步的权力开放,始终是政治制度变迁要面临的重大课题。这也就意味着,在恶性循环F -向良性循环F+的转换过程中,以及良性循环F+出现之后,都存在一种长期的中间过渡状态,这种中间状态的主要问题,是既定政治秩序能否以及以何种方式融入新兴社会集团。
历史上,恶性循环F-的形态曾长期、普遍地存在。以福山的“工业化之前的社会结构只有地主寡头和农民”这一标准判断,帝制之前的德国、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科斯托雷平之前的俄国、1964 年之前的巴西、1968 年之前的秘鲁、皮诺切特之前的智利、朴正熙之前的韩国,都属于被地主寡头和农民锁定的社会结构,都处在恶性循环F-中,报酬递减的农业和土地资产的不均分配,是这种社会结构所对应的经济活动的关键特征。但通过政治秩序的威权化,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地进入了良性循环,或向良性循环过渡的中间状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菲律宾,作为最完美地移植了美式民主制度的国家,菲律宾始终保持着农村高度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少数传统的地主家族控制着这个国家大量的耕地,上层地主阶级缺乏活力和经济效率,但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通过议会控制了菲律宾的国家政治,继续保持着缺乏流动性的社会结构和土地资源型经济,福山将这种情形称之为“民主的束缚”[1]137。


 楼主| 发表于 2017-4-21 09:10:38 | 显示全部楼层
如果梳理那些曾经锁定在恶性循环F-中的国家和地区如何摆脱锁定状态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其启动阶段都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政治秩序,这种政治秩序的共同特点就是: 没有让政治秩序成为既定社会结构的表达,易言之,政治秩序这个上层建筑,没有完全地体现出围绕生产资料占有所形成的特定生产关系也即经济基础的特质。国家用专断的国家权力打破了既有社会集团的控制,更具体地说,通过威权体制,抑制了传统社会结构中地主寡头的利益诉求,帝制德国、明治时期的日本、科斯托雷平治下的俄国、1964 年之后军政府执政的巴西、1968 年政变后的秘鲁、皮诺切特治理期间的智利以及朴正熙时期的韩国,都是如此,他们通过威权体系,实施土地改革,改造社会基础,启动了工业化进程,由于在工业化伊始就打破了旧的社会结构,改变了经济发展导向下的分配结构,摆脱了那种有利于少数人的路径锁定,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实现了有利于大多数的路径创造,进入一种政治—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这种发展过程体现出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以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市场导向的威权国家之所以能有效地打破社会秩序、经济活动和政治秩序之间的恶性循环,取得比民主国家更好的经济和社会绩效,在于市场导向下的威权体制既能有效地推进市场效率原则,又能有效地抑制可能破坏这一效率原则的社会利益团体的诉求。“威权国家真正地遵循了自由的经济政策,他们不必为限制发展的再分配目标所曲”[1]137。威权体系的本质,不在于集体动员和集体组织,而在于在关闭了政治权力通道的同时,开放了经济权利的通道,从而省去了社会协调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正是这种强制性,威权体系才表现为“威权”,因为“如果允许所有相关的团体都参与政治,如果所有的法律和政策都必须在议会上进行充分的讨论,那么社会更加民主,但是需要太多的时间,如果一种关键政策的采用,不及时不协调,这个国家就不能够启动增长,这正是民粹主义模式失败的原因所在。”[17]相比之下,在启动阶段的民主秩序则往往实质上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团,其政策目标更多地体现为对低效部门的倾斜扶助的产业政策和民粹主义下的无经济支撑的、不可持续的社会福利政策。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地看,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纪录的创造者多是这种类型( 威权型) 的国家的原因所在。”以及“如果说要创造社会条件,以便实现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又能在一段时间后促使稳定的民主出现,那么现代化的独裁国家,原则上远远要比民主国家有效得多”的原因所在。
但是,由于社会结构、经济活动和政治秩序之间存在着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单纯一个环节的启动往往会使整个循环进入一种累积式的演化过程中,而不会稳定地停留在某一个特定状态。威权体系的有效性只能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社会结构中表现出来,一旦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转变,它就产生了向民主的、多元化的政治秩序转换的可能性。威权发展模式的重要特点,是它具有转轨的性质,和民主制度不同,它不是所有国家都期望长期稳定下去的体制,而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在渡边淳一看来,“威权体制如果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也就埋下了毁灭自身的种子”。因为经济发展会带来更多的、更高的生活标准,更多样化的社会阶层,新兴的中产阶级会有更多的自由诉求,会对威权体制不满,从而要求更多的民主。
正如青木昌彦所指出的那样,凡是成功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多半依赖市场力量来配置大多数商品,但是他们积极地干预这些商品和服务生产及交易的方式,但是即使在这些国家,“威权也只能是在政治手段和寻租行为没有影响到产业决策过程当中的20 到30 年时间里发挥作用”[17]4。不难理解,从经济绩效上说,一旦政治手段和寻租的行为介入产业决策过程,干涉主义的经济政策就会被扭曲,裙带资本主义的弊端就会暴露出来; 而要排除这种弊端,产业决策程序及其之上的政治秩序,就需要更开放和更多元化,威权的强制者必然要面对由其自身经济绩效所塑造的新兴阶层的利益诉求。这就是为什么成功的威权必然埋下自身毁灭的种子的原因所在。


 楼主| 发表于 2017-4-21 09:11:52 | 显示全部楼层
即使威权体系实现了向民主秩序的转换,也不意味着理想状态的良性循环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理性状态的良性循环只是一种假设状态,真实世界中,过渡状态才是常态,再成熟的民主社会和再发达的经济体,也同样存在社会结构、经济活动和政治秩序的摩擦力,一个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彻底平等的社会,只存在于假想中,资本主义在过去数百年里打破了一种流动性枷锁,释放出经济活动的同时,也会给自己带上另一种性质的流动性枷锁,抑制更进一步的活力,创造出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对这一现象,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已经给出了大量的解释。另一方面,工业化进程中所形成的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仅借开放宪政原则要求进入具有排他性和自我封闭性的政治秩序,而且一旦被融入,他们又会成为自身利益的捍卫者,排斥更符合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正如德国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在1911 年所提出的寡头铁律指出的那样,一个精英阶层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另一个精英阶层马上就会登上历史舞台,两者之间除了身份变化之外,对既定权力结构的捍卫欲望不会有太大差别。因为“所有阶级,一旦获得统治权,他们便努力将这种政治权力传给自己的后代。政治权力的世系传递始终是维护阶级统治地位的有效手段”[18]。社会结构、经济活动和政治秩序之间的循环累积,永远不可能静止地复制原有的逻辑,而是不断地螺旋式扩展或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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