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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教授用国际比较方法解开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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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17 18:09:58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国增长之谜与中国特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关系可能不大,而与东亚增长之谜一样,其答案更可能在于东亚人民崇尚勤俭、尤其是重视教育和学习的传统文化,是这个共同的文化使得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特别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能力上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

文/朱天、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决策科学系主任
来源:共识网
原文标题《中国经济增长之谜:是制度还是文化?》
1978年的时候没人预测到中国会是过去三十多年里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更不用说会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今天,我们都将这个成就归功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但是,改革开放只能解释为什么1978年后的中国经济增长快过1978年之前,而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时也远快过其他国家(除了靠石油致富的小国赤道几内亚)。

中国比发达国家增长快也许不奇怪,可以说是因为原来的基数低。难以解释的是:为什么中国比赤道几内亚以外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增长都快?不只是快一点,而是快很多。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增长之谜!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很多国家的市场化程度比我们还要高,但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发展速度超过中国。提出并试图解释中国增长之谜不仅对于我们准确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原因及预判中国经济未来的前景非常重要,而且会改变我们观察中国的经济、政治乃至社会问题的角度。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有一些流行但是错误的解释,如廉价劳动力、人口红利、出口拉动等等,这里没有篇幅一一评论,我只需要指出:如果这些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所有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都可以通过这些办法实现快速增长,但为什么都没有做到呢?事实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都很廉价,生育率都有很大的下降空间,也都可以靠出口来拉动需求,尤其是较小的发展中国家,不会像中国这样容易成为西方贸易保护主义者及其政策的攻击目标。

中国增长之谜的制度解释:自由派与中国模式派

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就是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叫技术进步)。多数学者认为这两者都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速度特别快呢?

许多人从制度和政策角度找答案。有两派观点比较流行,这里姑且称之为“自由派”和“中国模式派”。这两派都承认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根本原因,他们的差别在于,自由派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还是不够自由、不够开放,如果不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经济增长即使不会崩溃,也难以为继。

“中国模式派”——则主张通过强势的政府积极干预市场来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速度、策略完全正确或者基本正确,他们尤其欣赏中国的政治体制。

自由派的政治观点倒不尽一致,有主张政治上搞民主的,也有主张先搞法治建设的。中国模式派虽然也承认中国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认为基本上都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正常问题,只要假以时日,都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这里的中国模式派比较笼统,其中有一些精确的可以称之为“保皇派”,而有的学者承认有所谓的“中国模式”,但对这个模式持批评的态度,却并不保皇。

自由派在国内学术界可能占了主流地位,他们关于中国需要继续改革开放的主张或许不错,但是他们通常缺乏全球比较的观点,因此不能解释、甚至没有想过为什么中国比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增长更快,包括那些比中国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发展中国家。自由派也做比较,但通常只与西方发达国家比、只与书本中的市场经济模型去比。问题在于:如果只要自由开放就能够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那么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应该不输于中国,但事实并非如此。

中国模式派在学术界虽然地位不高,但近年来他们观点的影响在上升,尤其为官方所喜爱。与自由派相比,中国模式派有全球比较的视角,他们不仅看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种种弊病,还看到发达国家的不足,由此倍加欣赏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并将之归功于中国独特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也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包括强势威权的政府、国有民营共存的混合经济以及对市场和产业的积极干预。

但是, 中国的体制真的像中国模式派所说的那么独特吗?毕竟二战结束以来的七十年里,搞过威权政府、混合经济和市场干预的发展中国家不在少数,却没有几个国家或地区通过这种模式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可能只有韩国和台湾是例外。

中国的高速增长是东亚奇迹的一部分

中国并不是世界上唯一保持过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在这之前,还有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增长经历,而且都先后加入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在解释东亚的增长奇迹时,有几派观点,其中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发展型政府”派,强调政府干预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认为东亚的经济腾飞是强势政府推动符合本地情况的产业政策的结果。这一派学者中的经济学家较少,多数是政治学家和东亚问题专家。他们的理论深度和实证研究水平要比中国当今的中国模式派高明很多,值得后者认真学习。

但是,“发展型政府”派与中国模式派一样都不能解释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发展中国家曾经积极干预过而且现在还在干预经济,但只有东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也就是当年的日本、韩国和台湾以及现在的中国大陆)干预成功了。他们的理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干预程度较小的新加坡和作为自由市场典范的香港同样实现了经济腾飞。

与发展型政府派相反,自由派经济学家认为东亚奇迹恰恰证明了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出口导向的市场化经济体制可以让任何国家脱贫致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有实现经济腾飞要归咎于其错误的制度和政策,它们要么采取了以进口替代为导向的、国家过度干预的工业化策略,要么是搞了国有化和计划经济。

自由派的这些观点听上去不无道理,但是他们不能回答为什么世界上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只有几个东亚国家和地区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更令人不解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1980年代以后都放弃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政策,推行了私有化、市场化的经济改革,然而,无论是拉美还是非洲国家,过去二、三十年的增长速度并没有比1980年代市场化改革之前更快,事实上还更慢了。

表一比较了1961-1985年间与1986-2010年间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增长率,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由年均增长2.4%降到1.25%,中东和北非的发展中国家由2.99%降到1.67%,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则由0.97%降到0.6%。我列举这些数据不是想证明市场化改革是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减慢的原因,毕竟1986年后整个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发达的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增长率由1985年前25年的3.14%降到了后25年的1.78%。但这些数据最起码说明自由派的市场化改革并没有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奇迹。改革开放即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远非充分条件。中国历史上,清朝实施的并不是中央计划经济,而可以说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但在清朝统治的近三百年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距离却越拉越远。

西方一些主流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对拉美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表现不佳的解释是,这些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还不够彻底,相关的一些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但是,用同样两个时期比较,中国的增长率由1985年前的4.69%上升到之后的8.91%,印度的增长率则由1985年前的1.61%上升到之后的4.62%。中国和印度增长的加速当然都与市场化改革有关,但根据国际上有名的两家智库对世界各国经济自由度的排名,中国和印度都是靠后的,不只是逊色于拉美国家,比很多非洲国家还不如。

表二列出了一些国家的经济自由度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排名及其经济增长的情况。这是我根据几组数据整理出来的一个表格,几个指标都齐全的国家(或地区)总共有130个,其中,香港和新加坡在两个智库的经济自由度排名上都是前两位,非洲的乍得则在130个国家(地区)中垫底。中国在经济自由度和国家治理能力上的排名与印度和海地处于同一个水平,不仅远远落后于墨西哥、牙买加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还落后于乌干达和马里这样的低收入国家!

自由派经济学家可以用表二中的排名来说明中国离自由市场经济的距离有多远,中国是多么急切地需要继续改革。但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尽管如此,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全世界最快的。印度的经济自由度及国家治理能力的排名与中国一样属于倒数,却也是过去二十年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模式派可以从同样的数据中可以得出与自由派正好相反的结论,即过分的自由不利于经济发展,中国的威权政府、强势干预和混合经济恰恰是中国经济比别的国家增长更快的原因。

注释: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加拿大的菲沙学会(Fraser Institute)是两家有名的主张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保守派智库,他们每年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自由度进行打分排名。这两家机构的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构成非常接近,包括法治和产权、政府大小、监管效率、市场开放程度和宏观稳定性。世界银行发布的国家治理指标(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包含了六个方面,即民主与言论自由、政治稳定程度、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程度及对腐败的控制力。这里的排名是根据这六个方面的指标的简单平均值做出来的。人均GDP的增长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然而,如果我们把130个国家的数据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各国经济自由度的排名与经济增长率其实没有什么相关性。自由派当然是坚信经济自由促进经济增长的,他们也许会说表二的数据并不一定说明经济自由度与经济增长没有关系,而是说明这些智库给出的指标不能真正反映各国经济自由的程度。但这样的辩护也有问题。

一方面,花这么大力气制作这些数据的人和机构显然相信经济自由是发展经济的关键,不然他们也不会去做这件事。如果连这些人得出的经济自由度的指标与经济增长都不相关,那真的可能说明这种相关性并不存在。另一方面,如果说目前还没有能够准确反映经济自由度的指标,那么自由派的观点就还只是个停留在理论层面的信念,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经验证据的支持。

虽然并不是经济越自由,增长速度就越快,但显然也不是自由度越低,经济发展就越好。不管是自由派、中国模式派还是“发展型政府派”都同意,中央计划、闭关锁国的经济体制一定是不行的,极端不自由的经济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在摒弃计划经济的大前提下,经济自由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非常微弱了,不存在一个最有利于增长的经济自由度,发展中国家在促进增长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上似乎没有模式可循。虽然在所有的发达经济体里,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都不是很多,支撑市场经济的制度质量也都非常高,但这可能是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的结果而不一定是其经济发展的原因。
 楼主| 发表于 2016-7-17 18:10:42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东亚奇迹的文化解释

关于东亚奇迹,除了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从制度和政策的角度去解释之外,还有一种文化派的解释,1980年代在人文和社会学界颇为流行。文化派认为儒家文化的一些特征如强烈的成就动机、勤俭节约、重视教育等是东亚经济成功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文化派的观点可以追溯到社会学的老祖宗马克斯韦伯。韦伯认为欧洲十六世纪开始的基督教改革所产生的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在欧洲新教国家兴起的原因,他还特别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儒家文化产生不了资本主义。但是另一方面,韦伯也指出儒家文化可以很有效地学习资本主义的做法。

不过,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削弱了文化派的声音和影响。大多数经济学家虽然在私下也会和普通人一样大谈国家、民族乃至各省之间文化的差异,但对用文化来解释经济发展却是非常不屑的,觉得文化论是一种肤浅的、经不起推敲的理论。毕竟同文同种的南韩和北韩、港台和大陆在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距,不是制度的影响又是什么?同样的中国人,1978年之前和之后的经济发展速度迥异,无疑乃制度变化所致。

其实,绝大多数持文化派观点的学者都不认为文化是唯一的决定经济发展的因素,都承认制度和政策因素的影响。但他们强调,承认制度的作用不等于要否定文化的重要性。现在几乎没有几个人还相信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同样是计划经济、同样是市场经济、同样是混合经济,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还是存在巨大的差异,用制度和政策很难解释这种差异。

日本、东亚四小龙和中国大陆在各自快速发展阶段所实行的政治经济体制都不尽相同,但同样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把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远远抛在后面。在东南亚,同一个国家内部,华人的经济成就平均都高过其他民族。事实上,根据两位年轻的经济学家韦志超和孙昂的一个研究,东南亚各国(地区)的人均GDP与华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成高度的正相关关系;不仅如此,马来西亚国内各省的人均GDP与华人的占比也是明显正相关的。这些事实显然不能简单地拿制度和政策的差别来解释。

作为经济学家,我认为文化派的软肋不在其基本观点有什么不对,而在其严谨、定量的研究不足。即使是定量的文化研究,也容易轻率地将文化特征与经济结果的统计相关性看成是因果关系,而对同样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其他因素如初始条件(气候地理、生态环境、种族结构、教育水平等)以及制度和政策的影响等考虑不够。

中国增长之谜可能的答案

可喜的是,过去十几年来,国际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已经开始通过更加严谨的定量方法,来研究历史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些研究最终就是要回答如下的问题:世界上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另外一些国家贫穷?为什么二战以后的数十年里有些国家发展很快,但更多的国家发展缓慢?

多年来,发展经济学家一直在寻找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药方,但至今可以说还是徒劳无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东亚四小龙和中国大陆都没有世界一流的发展经济学家,经济却发展得很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一个共识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保护本土的“幼稚”产业而实现工业化,这就是所谓的进口替代的发展策略。这个策略虽然也让一些发展中国家获得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但未能给予它们经济持续增长的后劲。发展经济学家曾经还有一个共识,就是落后国家要想工业化就必须提高投资水平和教育水平,资金的缺口可以通过外国资本或者援助来弥补;但结果不仅没有创造奇迹,反而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过度依赖外援和外资,导致贸易赤字严重、外债过多,甚至引发债务危机、货币贬值和恶性通货膨胀。

到了八、九十年代,私有化加自由化的改革和市场制度的建设成了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开出的药方,后来被总结成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但结果并不理想,没有照搬华盛顿共识的中国和印度增长得很好,而实施市场化改革力度更大的一些拉美国家却增长缓慢。

市场化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中国为什么比其他国家增长更快的原因。中国的威权体制、市场干预和混合经济同样不是中国增长更快的原因,更不是中国增长的必要条件。中国增长之谜与中国特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关系可能不大,而与东亚增长之谜一样,其答案更可能在于东亚人民崇尚勤俭、尤其是重视教育和学习的传统文化,是这个共同的文化使得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特别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能力上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

这样的结论听上去也许并不新颖,但是要证明这一点却不容易:何以见得是文化而不是其他什么原因(如地理、气候、人种、智商等等)呢?何以见得别的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崇尚勤俭和学习的文化呢?另外,如果传统文化真是中国发展更快的主要原因,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已经不是必需的呢?是否也意味着政治体制无论怎么变都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呢?是否还意味着中国也将会像其他几个东亚经济体一样最终顺利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理解是什么造就了,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三十年里年均增长10%的发展奇迹。

中国经济真是体制优势吗?

不少人相信这个奇迹要归功于中国的强势政府积极干预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但二战结束至今七十年来,实行过类似模式的国家其实不在少数,却鲜有达到持续高速增长效果的,只有东亚地区是例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以为东亚国家(地区)在体制和政策上恐怕没有特别的优势——毕竟日本、东亚四小龙和中国大陆在各自快速发展的时期,所实行的政治经济体制都不尽相同。

即使有什么体制优势的话,也应该是很容易模仿和学习的,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模式。很难想象,七十年来世界上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只有几个东亚国家(地区)发现了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政策,其他国家不仅没有发现,连模仿都不会,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战后经济发展的奇迹只出现在东亚国家(地区)应该不是个巧合,如果不是体制的原因,也不太可能是地理、气候的原因,那就只能是人的原因了。众所周知,东亚人民历来崇尚勤俭、重视教育和学习——也许正是这个起源于中国的共同的文化,使得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物质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以及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能力上,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

文化影响经济的观点要追溯到社会学的老祖宗马克斯韦伯,虽然他的新教伦理导致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的著名论断或许不完全正确,但是他所特别强调的文化价值——勤劳和节俭——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一点应该没有多大争议,而这恰恰也是中国(东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社会学家和其他文化学者早在1980年代就提出儒家文化是产生东亚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但是经济学家的职业习惯,让他们不愿意承认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毕竟,如果中国文化那么有利于经济发展,为什么我国的经济腾飞只是发生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呢?

确实,再好的文化也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有利条件,没有好的制度和政策也无济于事。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显然是中国得以快速崛起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但我们也不能无视的是,许多同样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经济的腾飞!

事实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1980年代以后都推行了私有化、市场化的经济改革,然而,无论是拉美还是非洲国家,过去二、三十年的增长速度并没有比1980年代市场化改革之前更快,事实上还更慢了。

不管是制度还是文化,最终都是通过影响一个国家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技术进步的速度来影响经济增长的。中国文化中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价值取向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勤俭,一个是重视教育,前者涉及物质资本的积累,后者涉及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涉及技术进步的速度。

中国人有多勤俭?

常常有人说中国经济发展好是因为中国人特别勤劳。但是勤劳本身其实只影响到产出的水平而不是产出的增长率。一个勤劳的农民比不勤劳的农民每年可以多打点粮食,但如果没有积蓄,照样不会有增长。勤劳只有与节俭结合起来才会导致经济增长。用经济学的语言讲,勤俭的作用是提高储蓄率,而储蓄是资本积累的前提,储蓄率低的国家资本积累速度也慢。(那些主张中国应该转向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的人有必要温习一下基本的经济增长理论。)

勤俭持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点应该没有争议(如《左传》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但别的国家的文化真的不如中国更强调节俭吗?

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的结果,东亚人民对节俭这个价值观的传承似乎确实更加重视。该调查中有一个问题是:“您认为在家里培养孩子学习下列哪些品质更重要?”要求在十一项品质里选五项。在历次调查有数据的六十个国家(地区)中,韩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被调查者中认为,培养孩子节俭的品质更重要的比例都是名列前茅的(历年平均的比例分别是61%、58%和57%),中位数国家的这个比例只有35%,最低的国家尼日利亚的比例只有12%。

东亚人民不只是口头上重视节俭,实际生活中储蓄率也的确比较高。除了少数以石油为主要产出的国家以外,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新加坡的国内总储蓄率,在过去三十年里一直都是全世界名列前茅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过去二十年(1993-2013)的平均国内总储蓄率最高,达到42%,中东和北非地区是27%,南亚24%,拉美和加勒比地区19.5%,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只有17%。

高储蓄可以加快物质资本积累的速度,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不是经济长期增长最主要的动力,人力资本的作用可能更加重要。从广义上讲,人力资本包括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健康乃至价值观,但经济学家在衡量人力资本时,通常只用教育水平作为指标。人力资本既有直接增加产出的作用,更有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主要取决于学习已有技术的能力,这就对人力资本水平有一定的要求。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的最主要的途径,而东亚国家特别重视教育这一点几乎是世所公认的事实。

中国人有多重视教育?

不过,从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以及人均受教育年限来看,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都并不突出。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虽然在过去几十年里用于公共教育上的支出不断增加,人均受教育年限也有显著的提高,但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因此而加快。所以,有学者指出,教育质量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哈努谢克(Hanushek)和德国慕尼黑大学的沃斯曼(Woessmann)两位经济学家利用国际性的(中小学)数学与科学考试成绩的数据,构建了一个具有可比性的七十多个国家的所谓“认知技能”(cognitive skill)指数,通过比较各国同龄的学生在相同的受教育年限里所获取的知识和技能的多寡,来衡量各国教育质量的高低(见表1)。

他们发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与其认知技能指数高度正相关。根据他们的数据,所有东亚国家(地区)的这个指数都名列前茅,更是遥遥领先于所有发展中国家。

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日本是二战之前实现工业化的唯一的非西方国家,为什么二战之后除少数欧洲(包括以色列)和盛产石油的中东国家以外只有东亚四小龙成功加入到了发达经济体的行列,以及为什么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成为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表1. 部分国家(地区)认知技能指数

其实,不只是中国(东亚)的学生在国际考试中成绩突出,就是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以华人为代表的亚裔学生的学习成绩也特别优秀。这是为什么呢?是亚裔学生天生就更聪明呢,还是他们学习更加勤奋呢?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谢宇教授和他的合作者在2014发表的一项重要研究中发现,亚裔美国学生的学习成绩超过白人学生的主要原因不是智商更高,而是更加努力,而这又与亚裔家庭的文化有关,亚裔家长更相信后天的努力而不是先天的智力对学习成绩的影响。

从中国文化上来看,我们确实更加强调勤奋,而不是天资。天道酬勤、勤能补拙、业精于勤等成语都是讲的这个道理。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典故也都是褒扬刻苦学习的品德。这种强调勤奋学习的文化最终就会体现到孩子的学习压力上。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1年的一项多国(21个国家)民意调查的结果(见表2),中国的受访者中有68%的人认为家长给孩子的学习压力太大——这个比例在所有参加调查的国家中是最高的;只有11%的人认为家长给孩子的学习压力不够。

美国则刚刚相反,只有11%的受访者认为家长给孩子的学习压力太大,而有64%的人认为家长给孩子的学习压力不够。

这并不是因为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多竞争激烈、生活压力大,其他人口密集的发展中国家的家长给孩子的学习压力比中国就要小得多,例如巴基斯坦、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的这个比例只分别是32%、20%和13%。

日本虽然早已是发达国家,但学生学习的压力也还是很大。根据皮尤中心2006年所做的类似的调查,日本的受访者认为本国家长给学生太大学习压力的比例也高达59%。




看来真的没有免费的午餐!谢宇教授和他的合作者的研究也发现,来自家长的期望和压力虽然使美国的亚裔学生更加用功、成绩更好,但并不更加幸福。事实上,亚裔学生比白人学生心理健康程度相对更低,与父母的关系也相对更加疏远。同样,中国的众多学子也在埋头苦读中牺牲了青少年本应享有的快乐时光。

除了儒家文化以外,犹太文化也以重视教育著称。犹太教在两千年前就规定所有的父亲都必须在儿子六七岁的时候送他们去上学,让孩子们学会阅读希伯来圣经,犹太人也因此成为近代之前识字率最高的民族。

基督教新教文化也颇重视教育,因为马丁·路德在五百年前发起新教改革运动时就要求每个基督徒能够自己阅读圣经。

儒家文化、犹太教和基督教新教文化使得接受教育、勤奋学习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规范,而不纯粹是家庭和个人的自由选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殖民统治之前没有书面语言,更谈不上学校教育和考试制度,当然也就不可能存在重视教育的传统文化。

儒家文化对教育的重视并没有让中国成为现代科学的发源地,恰恰相反,科举制度以及专注于儒家经典的教育也许是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重视教育的文化精神一旦用到学习现代科学技术上,其所迸发出的力量已经使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就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这一点与犹太人的情况颇为相似。犹太民族对近代科学革命并没有什么贡献,但是他们一旦将学习的热情从宗教经典转移到世俗的科学技术上,一两代人之后就开始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可以预期,几十年后,世界一流科学家的名单里也会有众多中国人的名字。

推崇或批评中国模式都高估了制度的作用

既然中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不在于中国实施了什么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体制和政策,而是在于中国传统的勤俭节约和高度重视教育的文化,那么无论是推崇还是批评中国模式的观点都高估了制度的作用。

没有改革开放以后所形成的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没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固然不可能发生,可是与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优势并不完全在制度上。经济政策和体制的变化当然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但在大体正常的(非极端的)制度环境下,文化上的比较优势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可能起了更加根本性的作用。

也就是说,给定同样的体制、政策和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由于文化的优势会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增长更快。毕竟,即使是7%的增长率仍然是世界领先的发展速度——世界经济总量的增长率只有1%,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的增长率也只有3.5%。

由于文化优势不会在一两代人内消失,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前景保持乐观,也有理由相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也会像其他东亚经济体一样顺利加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
 楼主| 发表于 2016-7-17 18:11:16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Steve:

绕了很大的一个圈子,说的很简单的问题:即制度并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文化导致的勤俭和受教育程度才是。虽然我不否认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制度在任何阶段更重要的是不阻碍经济的发展,做到所谓促进,其实很难。
 楼主| 发表于 2016-7-17 18:11:38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沈大伟:

我认为这个解释是靠谱的,关键就是学习能力。文化和社会规范解决的是培育学习和适应力的问题,制度和政策解决的是释放这种学习和适应力的问题。只有这个解释与生物进化、系统自组织的普适规律相契合。我首先提出(至少我个人寡闻尚未见任何学者提出过)的判断国运的简单原则——“宏观有序微观多样”——与此相通。发展的实质就是宏观有序之下微观多样性的增长,判断国运这两个指标就够了,而达到宏观有序微观多样的途径就是培育和释放学习能力。拉美非洲等停滞在原始初级或中等收入的国家,只因大多宏观无序而微观多样性缺失。中国经济多样性领先,照此下去只要无巨大动乱,绝不可能拉美化,跻身发达几乎必然。
 楼主| 发表于 2016-7-17 18:12:04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bingxing:

作者批驳了制度说等其他学派,并认为其片面,然而作者的东亚文化说也同样片面,因为东亚文化并非现在才形成,几百年甚至更早就存在了,以后几百年也仍然会存在,按照文化说,那么东亚从几百年前到几百年后都是领先的。是这样吗?我看东亚因素与其他因素一样,都只是部分原因
发表于 2016-7-17 23:27:2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1993109 于 2016-7-17 23:34 编辑
1978年的时候没人预测到中国会是过去三十多年里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更不用说会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今天,我们都将这个成就归功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但是,改革开放只能解释为什么1978年后的中国经济增长快过1978年之前



上述观点,没头没脑,闭着眼瞎喊。这是记者,不是学者。

中国1949年到1980年,经济增长是很快的,很大的。甚至说,快过改革开放之后。
发表于 2016-7-17 23:32:27 | 显示全部楼层
yogurteditor 发表于 2016-7-17 18:10
东亚奇迹的文化解释

关于东亚奇迹,除了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从制度和政策的角度去解释之外,还有一种文化 ...
中国人有多勤俭?

常常有人说中国经济发展好是因为中国人特别勤劳。但是勤劳本身其实只影响到产出的水平而不是产出的增长率。一个勤劳的农


中国人有多勤俭呢?

1978年,中国有多少人口,有货币总量多少元?有内债外债多少元?


假设,1978年中国共有人民币100亿张,共计100亿元,无内债,无外债。

那么,1988年,中国就可以印刷钞票到50万亿元,借债50万亿元,用于投资和消费。
发表于 2016-7-17 23:35:0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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