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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共产党,国民党就能统一中国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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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1 23:55: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这种待遇,激发出来的是一种“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仇恨。粉身碎骨不要紧,拉你垫背就行。在这种仇恨之下,恐惧荡然无存。在国民党军中无心恋战的懦夫,在共产党军队内成了凶猛的斗士。“咒骂共产党“共产共妻”的杨班长,在控诉大会上,更是捶胸顿足失声痛哭,一边诉说自己母亲、姐妹所受的苦,一边自责,痛骂自己“忘本”,“对不起老百姓,对不起共产党”。从此,换了个人样。几个月后,杨班长在南下参加解放战争的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鄂川战役期间荣立战功。”(高戈里:《起义官兵泪血大控诉》第一篇,摘自作者博客)东北野战军3纵7师20团9连战士王福民曾是国民党士兵。诉苦运动之前,此人“怪话”最多,“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干这穷八路,打不死也累死了。老子不怕枪,不怕炮,就怕一天一夜不睡觉。”诉苦运动后,“俺王福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五次负伤(两次重伤)不下火线。三保临江大北岔战斗牺牲,临终前抓着赵绪珍(连指导员)的手要求入党。这位当初被列为“危险分子”的兵痞,被追认为共产党员。(张正隆:《雪白血红》22章)离休前为某师副参谋长的崔俘元老人说“最灵的还是诉苦教育。先找个苦大仇深的典型引路,一个个那苦水就像决堤的洪水倒出来。都是当兵的,有几个没受过地主老财的剥削、压榨呀?诉苦会上,许多人都哭成了泪人。苦水一倒,那心里就亮堂了,那人就像变了个人,跟国民党势不两立了。个把月教育结束,报名参军,没有不报名的。”(张正隆:《枪杆子1949》,第八章第二节“大改编”)“一位叫谷德贵的起义人员经历了控诉运动后感慨承认:‘在安东时(起义之后,诉苦运动之前),谁最反动,怪话最多,那他在群众中的威信就最高。现在呢?谁要反动,谁不进步,谁就被大家看不起!’”(高戈里:《历史的曲折应该历史地反思——《心路沧桑》创作感言》,载于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2007年第七期《观察与交流》,此处引自作者博客)


国民党能不能搞“诉苦”?当然可以。地主家庭子弟说起赤匪如何打土豪分田地自然也是咬牙切齿的,而且这些人在对共产党作战的时候同样视死如归。解放军攻打海南时,碰到原山东的地主还乡团子弟组成的国民党军,发现“敌人砍倒树木做路障,利用民房做工事,死战不退。有的负伤了,拉响手榴弹,和冲上来的战士同归于尽。”(张正隆:《枪杆子1949》27章第3节)但地主毕竟是少数派。既然国民党站到了少数派这一边,自然就要承担相应的代价。


到这里又可以小结一下了。可以看出共产党军队中两大部分都有自己参军的目的所在。对于子弟兵来说,参军打仗是为了保卫自己分到的土地和家人。对于解放战士来说,参军作战就是向旧社会复仇(国民党本来有机会不和“旧社会”绑定在一起的。但它放弃了这个机会,从革命者变成了旧秩序维护者,那就活该给旧社会殉葬了)。这两种目标都与指挥员是谁无关。只要是打国民党就行了,跟谁打不是打呢?所以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部队更换指挥员后,指挥不动的情况较少。比如兰州战役时,原属聂荣臻指挥的18、19兵团划入第一野战军建制,归彭德怀指挥全然无碍。这在同期国民党军队里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长期的官方宣传把共产党革命军队说得好像个个超凡入圣,不食人间烟火,思想上百毒不侵金刚不坏。事实恰恰相反。共产党军人一样是血肉之躯,有七情六欲,也一样安土重迁,贪生怕死。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十万大军闯关东,一路逃亡率极高。1945年12月17日,黄克诚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杨国夫部发生严重逃亡,且有下级干部与成班带枪逃走之现象,该师由山东出发到锦西,逃亡已达30%以上”(周宏雁姜铁军主编:《解放战争全记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卷252页)原因很简单,谁舍得离开故土远走高飞?原鲁中警3旅管理科指导员李湖说:“从敖阳出发不久,夜里突然响枪。我们跑出去,看见哨兵倒在地上,脚伤了。说是特务打的。……到龙口又听说8团2营长朱延国被坏人打伤了……过海到东北才弄明白,都是自伤,为了能留在山东。”“黑龙江省军区绥化军分区原司令员赵斌,闯关东时是1师3团2营副营长。老人说:在诸城还未动身,一些人就跑了。……转了一个多星期,动员回来30多……哪里看得住呀,到龙口就剩两个了。”(张正隆:《雪白血红》第3章下小标题“接收武器”)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入关前夕。1948年11月11日,林彪、罗荣桓、谭政在给“东北局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东北解放后,部队中议论纷纷,不少东北战士甚至某些干部怕入关作战,怕走路大远,怕离开家乡……最近开始增加逃亡。五纵向义县移动中逃亡三百多。四、十一两纵向冀东前进,十一纵一至七日逃亡六百余;四纵十一师一至六日逃亡近二百人。北满各独立团开到前线歼敌,亦发生同样情形”(同上)尤其在第四野战军渡海攻海南前夕,再次出现自伤避战现象。40军参谋长宁贤文在渡海攻海南前夕开枪自伤。(张正隆:《战将韩先楚》,第五章)“别说老红军、老八路了,就说那满口高粱米、大植子味儿的东北兵在东北那3年吧,打了多少仗,谁能说得清?那时总觉得那仗打不完了,脑袋别在裤腰上,这一仗下来摸摸还在,还有多少仗等着,说不定哪一仗就没了。这回新中国都成立了,都打到大海边了,明明白白是最后一仗了,生命就格外珍贵起来,想活在胜利这边,不想死在胜利那边。”(张正隆:《枪杆子1949》,第26章“最后一战”)蝼蚁尚且偷生,岂有人不惜命?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共产党军队的凝聚力来源于现实的利益和真诚的人性。不是什么空中楼阁般的革命理想。“洗脑”不解决问题。“子弟兵”参军打仗是为了自家的土地。这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在胜利前夕反而出现自伤避战现象,因为觉得已经不必再冒生命危险了),并不需要特别的灌输。“解放战士”努力作战是为了跟旧社会算账。但他们心中的仇恨与其说是共产党灌输的,恐怕不如说是国民党灌输的。


现在可以全面总结了。


国民党拒绝深入农村,拒绝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社会,决定了他们的兵役制在事实上延续了曾国藩以来的私人军队传统。又因为其兵役制度的野蛮残酷,决定了绝大多数参军者的理想不是作战而是保命。又因为主流理想是保命第一,决定了军队凝聚力依靠的是直接上下级之间的依赖关系,即下级只信任并服从有限级别内的上级军官。在这种情况下,军队越扩大则产生军阀越多,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削藩”便没完没了,内战也就永无止境。


共产党通过土改,获取绝大多数农民支持。“子弟兵”参军打仗,是为了保卫土改成果。 “解放战士”打仗,是为了复仇。可见无论哪一种成分,其作战目的说到底都只有一个:绝对不能让国民党再回来。打败敌人是第一位的,保命在其次。共产党全军上下在这一点上高度一致。共产党士兵作战目的不绑定于直接指挥员个人,而是绑定于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兴衰荣辱。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内如果有谁要明目张胆地发动共产党之内的“内战”(如国民党内蒋桂战争、中原大战那样),多半没戏。就连曾经妄图“另立中央”的张国焘,也没能调动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全面开战。共产党内部,有“山头”,没有军阀;有政治斗争,没有内战。所以赶走国民党以后,就只剩下了政治斗争,而不再有内战。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即使没有共产党,国民党也无法真正统一中国消灭内战。当时只有共产党才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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