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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学校长刘伟: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和主要特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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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26 23:21: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的辩证统一中推动改革


所谓“存量改革”是指对已经长期积累形成的经济生活领域和方面进行改革,一般而言,规模大,涉及的范围宽,触及的矛盾深,改革的阻力相对更大;


所谓“增量改革”是指对新生成的经济生活领域和方面进行改革,一般而言,新生的经济时间短,可改革的空间大,触及的矛盾相对小,改革的阻力相对更低。但增量改革在短期里变化相对小,依靠增量改革更具渐进特征,存量改革触及范围广,更体现全面的、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多方面体现出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特征,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在企业改革进程中,在推动原有传统国有企业逐渐改革的同时,乡镇企业既作为新的增长力量,又作为新的企业制度形式,异军突起,推动中国改革中市场力量的新增量迅速扩张。


当国有企业改革处在由中小企业改革逐渐向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改革深化,由分配关系的调整逐渐向企业所有制和产权制度深化的过程中时,乡镇企业以创新性的制度和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出现,形成中国企业改革方面突出的增量改革力量,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二元性特征突出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崭新的“三元结构”。


二是价格改革的进程中,面对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悖论,采取“价格双轨制”。价格双轨制首先是指价格决定机制和方式的“双轨”,即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双轨并存。双轨制的价格改革曾经引发了深刻的分歧,不少人认为它会破坏价格公平竞争功能并形成广泛的“寻租”。但作为一种增量改革的形式,价格双轨制在推动市场价格体制的培育进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三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以各种“特区”的方式逐渐推进和引领改革。以“特区”的方式进行探索和引领整个经济转轨,既是中国经济改革增量改革的突出体现,也是其转轨渐进性的突出体现。


就“特区”的制度创新意义而言,开辟特区就是开辟新的制度创新疆域,这种改革开放新疆域的开创不仅为制度创新提供了新的空间,而且为引领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革开放作出探索。


此外,“特区”不仅以自身的率先试验为引领整个改革作出探索,而且也是协调改革和开放的重要枢纽,以“特区”的改革率先推动特区的开放,使特区成为开放的先行区,以开放证明并推动改革。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推动改革并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改革的根本标准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出发,改革是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变革的根本动因和根本检验标准则是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从总体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1978—2014年)的36年中,GDP年均增长9.7%左右,按可比价格计增长了28倍左右,到2014年末达到63.7万亿元左右,折算为美元已过10万亿,占全球比重从1.8%上升至13%以上,相当于居世界第一位的美国的近60%,居世界第二位。


这里是按汇率法折算,不是按货币购买力平价,若按货币购买力平价折算,则会进一步高估中国的水平人均GDP年均增长8.5%左右,按可比价格计增长了19倍左右,到2014年末达到4.7万元左右,折算为美元已超过7600美元,从改革初期的贫困状态进入当前的上中等收入水平。


按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在1998年人均GDP水平达到下中等收入水平线(穿越贫困进入温饱),2010年达到上中等收入水平线(人均4056美元~12475美元为上中等收入阶段)。可以说,无论是从总规模上还是人均水平上,新时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都是显著的。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 一是中国经济在数量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有没有实现真正的发展,或者说,有没有经济结构的质态改进,有无结构高度的提升?


应当说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也发生了顺向的深刻变化,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从70.5%(低收入国家平均为72%左右)以下降至30%左右(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产值比由28%以上降至9%左右;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由17.4%上升至29.9 %,霍夫曼比例也明显变化,已经走过工业化近2/3的历程(按预定目标,计划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特别是第三产业产值比由23.9%上升至50%左右,就业比重由12.1%上升至35%以上。


从2014年起,中国第三产业比重开始超越第二产业。这种结构高度的演进表明中国经济在规模增长的同时有质态的发展,尽管这种结构变化在不同时期速度有所不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结构变化速度较低,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结构变化速度加快),但是保持了现代化经济进程中的正态顺向演进。


  • 二是这种持续高速增长及相应的结构演进是否具有效率支持?


没有相应效率提高支持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是有效的、可持续的,没有相应效率支持的结构演变也只能带来“虚高度”。实证分析表明,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是存在效率基础的。


这种效率基础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创新引起的效率上升,市场化改革的深化本身使资源更多地从传统计划经济的控制下转入市场竞争领域,其效率获得了提升的制度可能;另一方面是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本身是要素效率改进的直接动因。


尽管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在不同时期对效率提升的作用程度有别(在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制度创新对效率提升的作用相对更显著,进入21世纪后技术进步的作用相对更突出,伴随全面深化改革的再推进,制度创新对效率提升的作用会进一步加强,并由此促进更强劲的技术创新),尽管效率的提升相对于增长速度而言有些滞后,但创新是效率的动因,而效率是真正结构演进的动因。


  • 三是中国在转轨时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与其他转轨国家和世界同期比较是否领先?


或者说,在经济绝对增长的同时,是否相对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GDP水平为例,GDP总量从改革开放初期占全球1.8%左右,上升至2014年的13.3%(按汇率法),但相对地看是否具有领先性的提升?


与美国GDP水平相比,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相当于美国的6.29%,到2014年大体相当于美国的59.5%;人均GDP的水平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低收入贫困水平上升至上中等收入(2010年世界银行划分标准)水平,与美国人均GDP水平相比,从改革开放初期不到美国的1.8%上升至13.8%以上(这一期间美国的人口由2.2亿上升至3.14亿(上升了42.7%),中国人口由9.56亿上升至13.5亿(上升了41.2%))。


这些表明相对而言,中国的增长快于美国,差距在逐渐缩小,这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普遍的对照形成鲜明反差。因为总体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虽有发展,但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言,差距仍在不断扩大。


这种反差的形成有其发展战略上的原因,战后产生的发展经济学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正统经济学家按照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和价值取向,为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设计的发展模式,目的是指引发展中国家克服贫困,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主张以发达国家的现实状况作为发展中国家赶超的未来目标,比较现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不同和差距,制定相应的政策,努力缩小这种差距,而最大的差距便在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不足,工业化水平低,因而需要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在实现这一战略的机制上,由于市场失灵较严重,市场深度不够而且不太完善,因而需要实施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机制,进而实现赶超目标。


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发展中国家大都采取了这种战略和方式,但除了在初期取得短暂的投资拉动的高速增长外,长期来看经济严重停滞并且波动显著。70年代后发展经济学的主流转变为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停滞和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过多的干预,市场竞争未能充分发挥作用,进而主张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的制度变革,尽快建立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克服政府干预过多带来的矛盾。


然而,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发展中国家和后来的经济转轨国家不仅未能取得预期的发展成就,而且相反地,经济增长速度普遍低于70年代之前,同时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又显著高于70年代之前。


因此,正如前面提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自身不得不对“华盛顿共识”作出反省,提出了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我国的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获得相对显著的成就,重要的原因便在于新时期以来采取了与之根本不同的发展战略和实现发展战略的发展方式。


发表于 2016-4-1 19:05:1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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