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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儿童保育在拖美国经济的后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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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12 16:48: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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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你即将有个宝宝了!怀胎十月很快就会过去,所以好好享受这段时间吧。恕我多事,给你一条建议,开始存钱吧。现在就开始。
钢琴课、足球夏令营、矫正牙齿、然后还有上大学。很可能你已经开始研究哪个529理财计划最好。你会有近20年的时间来为这些事情存钱。但你现在真正要存钱的是儿童保育:这方面的账单很快就会潮水般涌来,而且在美国的大多数地方,每年在这方面的开支甚至比大学费用还高。
美国儿童保育意识组织(Child Care Aware America,儿童保育机构和中介机构团体)去年发布的调研结果显示,在美国的31个州内,婴幼儿日托的年开支已经超过了公立大学里本州学生的平均学杂费。例如,在纽约州,日托成本达到每年近1.5万美元,而本州学生的大学学费平均为6500美元。
在众多发达国家内,儿童保育和早教的补贴相当高。但美国并没有关于儿童保育方面的国家政策。“当我们对比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儿童保育方面所开展的工作,就会感到些许的尴尬和伤心,”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斯图尔特·弗里德曼(Stewart Friedman)说,“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人的个人主义文化。大家都认为要自己靠自己。”
儿童保育的高成本不仅仅会影响到居民个人家庭的经济情况,同时对经济整体也会有所影响。一方面,家庭预算的大幅吃紧会抑制消费,从而拉经济发展的后腿。其次,儿童保育方面的压力(以及经济压力)会迫使女性退出职场。最后,儿童保育方面的重重困难也吓退了部分人,让他们不敢先考虑生孩子的问题。当然,真正的问题在于,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现在的孩子就是未来的劳动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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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保育的开支是导致年轻人选择不要孩子的因素之一——这也是一个问题,”弗里德曼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思考,一是私营经济部门可以做些什么,二是ZF可以从哪些方面来改善儿童保育的基础设施,并且提供带薪家务假。”
一跃坠入黑暗的深渊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当今全美的争论话题中竟然没有包括一个全民儿童保育计划,这点实在让人感觉有点奇怪。有众多研究指出,儿童大脑发育的早期相当之重要。目前经济复苏脚步缓慢,而且ZF在国家医疗体系上已经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因而也有理由认为,由联邦ZF提供资金资助的儿童保育网络可以改善众多美国家庭的经济条件。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已经承诺要为低收入家庭的4岁儿童提供幼儿园学前班教育,而且在俄克拉荷马州和乔治亚州等州已经开始了或多或少的工作。但尽管如此,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儿童保育问题并没有被当做国家大事来进行考虑。
儿童保育是经济强有力的推动因素,不过也会大量消耗经济。例如想想看,因为要看护孩子而导致的旷工问题每年让美国企业背负上了30亿美元的成本。“儿童保育是经济中一块无形的组成部分,”家庭和工作研究会(Families and Work Institute)会长兼联合创始人艾伦·加林斯基(Ellen Galinsky)说,“经济学家通常不会去关注儿童保育——他们一般不会去研究儿童保育机构的员工们,也不会去分析我们这个国家有多少员工要靠这些机构来看护孩子,便于自己安心工作。”据美国人口调查局(U.S. Census Bureau)最近的报告显示,尽管在家庭收入中,儿童保育上的开支自1986年以来一直维持在7%左右,但儿童保育成本在过去25年里面已经翻了近一番。儿童保育意识组织表示,在美国的21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对育有一个孩子的夫妻来说,4岁儿童在日托中心的看护开支每年超过了家庭收入中值的10%。
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荣誉管理学教授洛特·贝林(Lotte Bailyn)说:“这点有巨大的经济意义。”她指出,送孩子去儿童保育机构的绝大部分家庭通常收入还都在起步阶段。这也加大了他们的经济压力。“儿童保育成本高昂,这导致他们没有太多可自由支配的金钱进行消费。这可能也是导致我们经济复苏缓慢的原因之一,也抑制了人们的需求。”
全民儿童保育机构曾经差一点就变为了现实。1971年时,国会两党联合投票通过了《全面儿童发展法案》(Comprehensive Child Development Act)。该法案由两位民主党人——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沃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和印第安纳州的众议员约翰·勃莱德马斯(John Brademas)——共同提出,在全美创立一个联邦ZF提供资金的儿童保育中心系统。这些中心为小童提供早期教育,并且为大童提供课后托管,同时也提供医疗和牙科服务。
收费根据家庭的收入水平来决定,多数中产阶级家庭至少会有资格得到学费补贴。用蒙代尔的话来说,该法案“旨在确保每个孩子都有公平的机会来充分挖掘自己的潜力。”
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Richard Nixon)否决了该法案。尼克松称该法案“让美国ZF和美国人民一跃坠入黑暗的深渊,”会“在育儿问题上从以家庭为中心转变为社会集体的方式,从而让国家ZF背负上巨大的道德责任。”
40余年之后,对该法案的否决也体现了社会福利改革的部分污名。“社会福利并未被视作是一种安全保障,”贝林说,“人们没有将社会福利视作是建设体面社会的一种方法,而是将它与懒人们联系在一起。人们没有去思考该法案到底会如何影响到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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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数据显示,低收入家庭有很大一部分收入被花在了儿童保育上面。例如2010年,对于每月收入低于1500美元且家中孩子不到5岁的家庭来说,每月收入中有过半被花在了儿童保育上(52.7%)。数据显示,在使用中心式儿童保育机构的低收入家庭中,只有约30%的获得了补贴。使用6岁以下儿童居家看护中心的低收入家庭中只有16%得到了补贴。
一些贫穷的职工家庭采用了其他方法来凑合。以今年初夏黛布拉·哈勒尔(Debra Harrell)被捕为例。哈勒尔是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母亲。她在麦当劳上班时就将自己9岁大的女儿放在附近的公园里待上几个小时,并因而被捕。她被指控非法对待儿童,这种重罪最高可判入狱10年。她的被捕在全美上下引发了一场辩论。
“这些员工们相当贫困——单身母亲或基本上都要轮班的快餐行业工作人员——基本上一无所有,”贝林指出,“他们代表了一些需要工作来养育孩子们的人,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帮助,让他们能够为孩子们提供高质量的看护。”
社会福利还是个人选择?
在儿童保育方面,美国有哪些工作做得还是不错的?“遗憾的是没有太多工作做得不错,”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南希·罗斯巴德(Nancy Rothbard)说,“美国没有由州ZF提供补贴的儿童保育服务,而且美国的探亲假和病假的数量仍然远远低于其他多数发达国家。”
“我们不能只是挥舞着权棒,然后仅仅只是纠正问题的一部分,”她补充说,“这个问题已经与我们的征税方式、我们的经商方法、我们的社区资源使用方式、以及我们所提供的保障网络类型等密不可分。”
美国的母亲们可以享受到12周的产假,但国家并没有要求雇主在这段期间支付她们薪水。相反,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法国的女性可以享受到16周的带薪产假,德国女性的带薪产假为14周,波兰女性通过社保可以享受到26周的带薪产假。国际劳工组织表示,其他为首次生育的母亲们提供至少14周带薪产假的国家还包括有中国、越南、津巴布韦、刚果、巴西和哥斯达黎加。
罗斯巴德补充说,美国家庭的架构和多数美国人并没有和老一辈同住是导致儿童保育方面“难度很大”的另两个因素。“美国主要是一个注重个人主义的社会,”她说,“在其他的国家,则依靠家庭和社会的支持来集体抚养孩子。但在美国,我们并没有这种文化。”
此外,在其他众多的发达国家内,高质量的儿童保育和早教服务是国家基础设施的一部分。例如在欧洲,在公立小学体系里,正式的学前教育通常是一种常态。但在美国,这就是一种例外情况。事实上,几乎在儿童保育和早期教育的各个维度,美国都落后于经合组织的其他多数国家。
在经合组织的国家里面,幼儿教育的学生中84%参加了公立学校或依赖于ZF的私立机构的课程。在美国,55%的幼儿教育学生参加了公立学校的课程。例如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在墨西哥,各州有义务为3岁以上的儿童提供早期教育服务,而且这个年龄的儿童必须参加这项义务学习。在美国,幼儿教育的起始年龄通常为4岁,而在其他21个经合组织国家里,幼儿教育的起始年龄为3岁或者更小。
此外,众多国家正对幼儿课程进行大力投入。根据国际教育标准中心组织Center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enchmarking)的数据,新西兰和韩国正在推行早期教育课程规范;与此同时,芬兰已经将重点放在提高幼儿教育专业人士的资质、加强培训和改善工作环境上。不过在美国,儿童保育机构良莠不齐。大量纵向研究显示,参加高质量早期教育课程的孩子们在学校表现更加出色,更可能继续到大学深造,收入也可能更高,并且刑事犯罪的可能性更低。
也有必要指出,美国的儿童保育工作人员薪酬都相当地低。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报告,2011年,儿童保育工作人员的工资中值为19098美元,而1990年的工资中值(以2011年不变美元计算)为19680美元。在其他国家,儿童保育工作人员的待遇一般会相比要好一些。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经合组织的估计,从丹麦到哈萨克斯坦,公立幼儿教育工作者的薪水是小学教师薪水的85%至100%;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新西兰,公立幼儿园教育工作者的薪水与小学教师齐平。
“我想说的是,在美国,所照看的人年龄越小或越老,你在劳动力市场的价值就越低,”沃顿商学院的弗里德曼说,“(儿童保育领域的工作人员)所照看的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而且这个时期,儿童的发展是最至关重要的。可事实上,他们的薪酬位于最底层,这其中存在问题。”他也指出,老年人护理人员的薪水也相当低廉。
麻省理工学院的贝林补充表示,问题的核心在于,在其他国家,儿童被视为是一种社会福利。“但孩子们在这个国家被视作是个人的选择,”她说,“如果你选择要孩子,你就必须去照顾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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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林斯基对上述观点也表示了赞同。她同他人共同领导了一个名为“工作中”(When Work Works)的研究。该项目主要针对弹性工作制和其效力进行研究。“丹麦、法国和芬兰等其他国家将为生育小孩的家庭提供支持视为是一种符合国家利益的事情,”她说,“儿童保育被视为是国家的基本责任。而在美国,儿童保育被当做是个人的责任。”
女人的问题
“个人的责任”可能会变成是母亲的个人责任。而且通常就是这种情况。沃顿商学院的罗斯巴德指出,在美国,儿童保育是女性的社会经济学课程。 “大量女性的经济条件不允许她们不去上班赚钱。所以她们只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找家儿童保育机构凑合了事。这让她们相当有压力。而在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有些女性有能力来承担高质量的儿童保育,但他们也是凑合了事。儿童保育费用高昂,而且压力大,一些可以支付得起儿童保育的人决定放弃要孩子。不管是哪个群体,儿童保育都是难题。”
事实上,就算是在《向前一步》(Lean In)这本书所描绘的时代里,当弹性工作制和国家支持在国家讨论中占据了很多的位置,儿童保育还是被视作是“女性的问题”。例如在众多家庭中,母亲负责来找临时保姆,主要负责和保姆打交道,而且母亲负责接送孩子去日托中心。
为了孩子而放弃自身职业发展的通常也是母亲。这是因为许多专业人士认为,为儿童保育做出牺牲的应该是女性,而不是整个家庭。加林斯基说:“女性认为必须对比一下自己的工资收入和(在儿童保育上的)开支。”
结果就是因为女性一般收入会比其男性伴侣(本文中是她们的配偶)低,一些人会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留在家中照顾孩子,而不是支付高昂的儿童保育费用,还要处理由此带来的种种麻烦。但加林斯基指出,这种计算会产生误导,而且比较短视。“有大量的研究显示,脱离职场会削弱以后的赚钱能力,但当人们持有一种稀缺心态时,就难以看到全局。”
一些专家认为全民儿童保育会提高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也会推动美国企业中高职位女性的数量增加。(有了质量更高的儿童保育服务,辞职担任全职妈妈的女性数量就会减少,由此也扩大了他们的职业发展机会。)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对今年年初发布的全美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分析。分析显示,全职妈妈的比例在过去15年内有所上升,2012年达到了29%。2010年人口普查报告将重点放在已婚的全职妈妈身上。皮尤研究中心的这份研究引用该报告说,儿童保育成本的上升也推动了这种发展趋势。研究称:“尤其是对那些有2到4个孩子的母亲而言,儿童保育的成本可能超过了她的承受能力,除非她自己有相当可观的收入。”
“美国缺乏制度化的支持,这点妨碍了女性的发展,”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的教授、《消除性别差距》(Bridging the Gender Gap)一书的作者林·罗斯伯里(Lynn Roseberry)说,“我们仍然有一种落伍的思想,认为孩子们应该是由他们的母亲抚养长大。这种思想是源于人们认为女性是最好的看护人选。”
她补充说,即使女性在生育后重返职场,管理儿童保育情况的成本和压力也常常会破坏他们的职场发展前景。“由于儿童保育问题,她们在晋升问题上常常原地踏步。在美国,女性常常必须要自己来处理儿童保育问题。这个问题难度大,耗时,而且相当消耗精力。”
此外,美国并没有什么职场母亲团体。“美国女性——甚至是教育水平较高的女性——倾向于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罗斯伯里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其他女性也有着共同的难题。这让他们乐于接受帮助较少的情况,也让他们倾向于降低自己的抱负。”
未来的劳动力大军
与儿童保育相关的难点和成本可能也会影响到一些人是否先要孩子的决定。以弗里德曼的工作为例。他是沃顿工作/生活整合项目(Wharton Work/Life Integration Project)创始人和负责人。他针对沃顿商学院的在校和已毕业学生的生活、职业发展和家庭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纵向调查。
1992年,他对450余名沃顿商学院毕业的本科生进行了调查,调查内容是他们是否打算生育或收养孩子。2012年,他针对最新一届沃顿商学院毕业的本科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1992年,79%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未来会要孩子。但到2012年,这个比例只有42%。
“这个数字跌幅巨大,”弗里德曼说,“我一再听到人们提到(为什么不打算要孩子的)原因就是儿童保育的成本太高。年轻人会对我说,‘我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来出这些钱。’” 最近,弗里德曼根据这份研究撰写了一本书,名为《婴儿荒:职场内外人们的新选择》(Baby Bust: New Choices for Men and Women in Work and Family)。来自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国家卫生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NCHS)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的出生率在2013年达到了新低:15至44岁的女性中每1000名有62.9名生育了孩子。本次研究发现,自2007年开始,生育率一直在稳步下降。当然,儿童保育的高昂成本并非导致生育率下滑的惟一原因,但弗里德曼表示,它是“一个很大的抑制因素”。
但弗里德曼认为未来也有一定的改善希望,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要求美国针对过时的儿童保育政策采取行动。2012年,美国妇女家庭联盟(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Women and Families)进行了一场民意调查。调查发现,人们大力支持为家庭提供帮助的政策,例如带薪探亲假。年轻人对此的支持尤其强烈。这次调查显示,69%的女性和68% 30岁以下的年轻人认为这些政策“相当重要”。
纽约市覆盖范围很广的幼儿园学前班课程是乐观的另一个原因。该课程今年招收了5.1万余名学生,而且市长比尔·白思豪(Bill De Blasio)将明年的招生目标定在7万人。州ZF为扩招提供了3亿美元的资金,扩招工作在短短6个月内得到了完成。
“现在的年轻人更倾向于得到资金投入和支持政策,让孩子们的看护问题成为国家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弗里德曼说,“他们希望有政策能够让人们不论男女都可以全心投入到工作中去。”
注释:
插图1:在美国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营养政策与推广中心2013年家庭在儿童上的开支调查(综合出版物No.1528-2013。)20148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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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营养政策与推广中心2013年家庭在儿童上的开支调查(综合出版物No.1528-2013。)20148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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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耳其脚注:本图中塞浦路斯指该岛南部。土族塞浦路斯和希腊族塞浦路斯并未成立统一的ZF。土耳其认可北赛普勒斯土耳其共和国(TRNC)。在联合国内就塞浦路斯问题达成公正持久的解决方案之前,土耳其应保持其对塞浦路斯问题的立场。
2)经合组织所有欧盟成员和欧盟委员会脚注:塞浦路斯共和国得到了除土耳其之外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认可。本图与该地区相关的信息由塞浦路斯共和国ZF有效控制。
3)以色列的数据由相关以色列ZF机构提供和负责。经合组织对这些数据的使用不影响到戈兰高地、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在国际法中的地位。
数据来源:2012年社会支出数据库,2012年经合组织教育数据库,非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欧盟国家数据来源于欧盟统计局。
2014.10.8 沃顿知识在线
发表于 2014-10-12 17:21:2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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